22年后，1998年的7月28日，我与张铁军等人特意来到唐山市，再次寻找小贵女，问到政府部门，人家听说我们是当年救灾部队的同志，十分热情，她找到了我们，可是十分遗憾！我们谁也不知道小贵女的真名实姓。我和张铁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没想通，怎么这么粗心啊！
听说她已经结婚成家，可是在哪儿呀？
已经30年了，小贵女在我脑海中时时出现……
使我难以忘怀的往事中，小贵女与唐山大地震确实难以忘怀！恐怕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事吧！我在部队的几十年中参加共和国的数起大事件中，唐山地震的经历是最难以忘怀的经历！
唐山大地震，在人类生存史上，最浓烈而惨重的一笔；抗震救灾，则是这浓重而惨烈的篇章；2万驻军、10万援军，在如潮的绿色中托起颗颗红星，也托起了唐山人生命的希望和重建家园的决心。我们永远地记住了他们的功德，却难以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然而，有些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在这场人类与灾难的抗争中献出生命的年轻战士。我受唐山人的感情之托，用几个月的时间，追踪寻觅着他们的英灵，写下了那些最可爱的人鲜为人知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7月28日，每年的这个时候，薛建国都要烧几张冥钞，给早逝的亲人，还一个铭心刻骨的愿……
燃烧着的冥钞随风悠悠地飞升着、舞蹈着，他的眼圈便红了。这个也曾当过兵、坐过机关、下了海的小老板，人近中年时，还的是一个城市的愿……
30年前的那个灾难日，15 岁的薛建国睁开眼睛时，看到阴霾的天空偶尔有一两颗星星在头顶闪烁，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睡在三层的楼上家里，怎么到了外面？
在很静的一刻过后，城市像突然惊醒似的发出了哭喊声。他听到了母亲和妹妹的呼救，声音像是来自地下。高大的楼房倒塌成一片废墟，水泥的预制板成为生命的障碍，他还稚嫩的双手实在撑不起那生命的希望时，他看到了亲人解放军的身影。
一年后，迟浩田将军曾在他的文章里，记录了最先进入灾区的部队某营，时间是7月28日当天的下午。但事实上，人民子弟兵的援救和牺牲，都比将军所说的早得多。薛建国家住某部的留守处大院，6栋住宅前是警卫连的四层楼房，那里有90多名某部防化连的官兵。大院也在这次灾难中最先感受到亲人的帮助。薛建国是立即向那些赶来的战士求救的，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都还在废墟里。在战士们动手清理废墟时，他又看到了几名战士正在周围扒人。那时，天刚蒙蒙亮。也许是一种自然的依托，他至今还记得四周的那些战士有二三十个，后来他才听说，那几乎就是警卫连走出这座城市的全部人员。
在第三个邻居被救出废墟后，薛建国的母亲才从砖石里露出脸来。她的下肢被水管卡住了，水管又被水泥板压住，足有十几个战士齐心合力，才将母亲救出来，那时，已到中午了。薛建国的一个妹妹也被救出，而另一个已经不幸遇难了。
午时落起了小雨，母亲被抬进院里惟一的一处帐篷。帐篷一边搭在一辆卡车车厢上，一边斜拖在地上，像山西人的半坡房。只是帐篷小人多，陆续脱险的人们很快挤严了帐篷。因为这里曾是篮球场，平坦一些，被救出受重伤的战士也一个个被抬过来，但他们都没有抬进帐篷，帐篷挤不下，他们也不愿进去，就在雨中淋着。后来，不知谁弄来一些塑料布，人们就用木棍支起些三角架来，挡在了战士身上。雨停时，太阳就冒了出来，天又热得难耐。现在想起，那些伤员一定很需要更多的帮助，可大家都在忙，忙得许多该做的都没能做。
傍晚的时候， 掀开塑料布，有的战士已牺牲了。那时，人们才知道，前楼的警卫连伤亡惨重。但因为几乎每家都有人震亡，大家的感情有些麻木了，谁也没有询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的名字，也没有人问起抢险战士的名字，甚至那时天天见面，却不知道谁是恩人。
“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薛建国讲完他的故事后，低低地说。几天后，他一家都随部队去了外地。
我和他很熟的时候，他才给我讲了这个埋在心里的故事，那天我说起在他那张很男子汉的微黑的脸上，怎么有一双同样黑亮却隐含一丝忧郁的眼睛时，他断断续续对我讲起他的故事，然后忧郁地问我，那时，他为什么只想到了自己，自己的家人，他是不是太自私了？
那以后我也有意地寻找过了解那个大院里的人们，一直在军营的白兴明所长是震前离开唐山，去了承德的，地震后又回了唐山。他现在工作的某部干休所，就坐落在留守处的原址——如今的人大北街。他告诉我，当年防化连的损失的确很惨重，既要自救，又要救人，多数战士都牺牲了。都是五湖四海赶来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几天后，当脱险的战士凭着早已磨肿的双手和透支的体力再也无力救助时，被深深埋在废墟中的战友遗体，已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如今在干休所里已找不到当年的老住户了，2005年秋天，这里重新规划建设，已经是一片建筑工场了。我是在市直机关辗转找到一位曾经的住户的，他是我一个十几年的朋友，只是第一次和我说起他的故事，他叫程杰。
程杰是被尘土呛醒的，那年他14岁。水泥板幸运地在他的头顶搭起了个“窝棚”，他便顺路爬了出来。他最先听到的是姐姐的喊声，他奋力救出姐姐来，却无力救父亲了。这时，前楼的战士赶来了。他家住最后一排，战士们来得晚一点，但也都是上午的事。父亲和姐姐虽然都受了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母亲已遇难了。那之后，他记忆最多的是如何生存……也是几天后，他们就随部队去了外地。
也像当时大多数脱险的人们一样，程杰也相信自己住的这一片是灾情最重的，他当然也听说过别人的事，但他没有太留意，更没有详细打听什么。对于那些救出了自己亲人的战士，他也只留下一个红五星的形象。他说，当时自己太小了。或者真是这样，我们都太小了，我们只知道解放军是强者，强者能帮助别人，强者怎么能也需要人去帮助呢？
我曾查过一些资料，证实当年人民解放军共救出被埋压群众1.64万人，而城市当年驻军的2万官兵中，遇难近千人。这座城市曾将这次灾难的死亡人数精确到个位数，而那些异乡的战士，我们却说不上一个名字。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想对那些年轻的、如流星般倏然滑过的生命表达一份敬意，都很想为那些遥远的如今已统统进入耄耋之年的父母道一声珍重，这些日子，在我寻遍了我所能够达到的领域后，我得到的结论是一个，逝者如斯，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白所长摇着头说，近30年了，部队几经整编，原来那部队已没有了，就是上一级部队，也不可能再保留你想找的那些资料了。我说，至少我还能找到他们的墓地吧，前几年，我曾到过唐山许多公开的墓地，寻找遇难军人的归宿，但我仅仅发现两处，那么多遇难的军人，该会有一大片的墓地吧？准确的位置又在哪儿呢？白所长说，和地震中所有的遇难者一样，战士们的遗体都自然安葬了，在那些埋葬遇难群众的地方，也许就有我们的战士，在那些墓地，没有人能分清哪是军人，哪是百姓，哪是本地人，哪是外地人。只是，我们的那些战士，没有人去祭奠……不，我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这个大院长大的，他每次祭奠亲人时，都没有忘了子弟兵……
几天前的一个午后，在乙酉初冬的太阳下，我站在唐山人引以自豪的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读着那镂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公祭的242419名逝者，也许并没有我们的子弟兵。那以后，我曾翻阅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的公开刊物，没有谁能自豪地说起，他曾经帮助过一个遇险战士……像我的那些朋友说的，可惜我们没有救出一名战士，哪怕在他们负载很重的身上，撤下一片砖瓦。
沧海桑田，2006年的“7.28”，30年过去了，鲜花已遮掩了墓地，白骨已化为泥土。当这座城市曾以万人空巷欢送子弟兵离唐，当这座城市曾一次又一次获得双拥模范城称号，我相信那情感的真挚，那真挚，是欢笑，也有泪水。我不敢想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孩子的父母，在遥远故乡的感触，这个普天同悲的日子，我们展示的爱里多少有了一丝苦涩。在记叙上面文字的时候，不习惯用烧纸祭奠亲人的我，用它们献给那些无名的亲人们吧，它也将飞扬成一只蝴蝶……愿这异类的关爱为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回忆增添些许的温馨。
同样的，10万抗震救灾子弟兵撤离唐山的时候，是整整30年前了。那个同样初冬的早晨，阳光仿佛出奇地刺眼，拥挤的人群中，许多人往战士们怀里揣着煮熟的鸡蛋和包好的水果。那天许多人都哭了，唐山是草绿色托起的城市啊！
30年前的初冬，在由解放军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采写的记述百万唐山人送别解放军这一动人场面的长篇通讯中，提到一段最令唐山人动情的情节：一名解放军战士６次闯入废墟抢救遇险群众，第7次时，他牺牲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的烈士，那以后，唐山人似不忍提及这些事了。直到如今，我采访各界人士，而人们能叫出名字的烈士也只有这一个——王彦修。许多善良的人们甚至相信，当时，真的只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为抗震救灾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