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隆化的作家张峻，1956年，我们相识于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也是多年老友，执意送我们到火车站。途中，大震袭来，天雨路滑，车速过快，险象环生。火车站示知，因地震，京山线停运，给人心头又添了几多愁云。登车时，张峻握着我的手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路平安。”我说：“多谢吉言。”挥手间，一缕惜别之情，涌上心头。
火车驶出承德站，雨点淅淅沥沥地敲打着车窗。天在哭。小站上车的人，带来各种坏消息：北京在疏散人口；解放军开赴密云水库抢险；飞机在给逃到山上的人投饼干……车厢里原本沉闷的空气，更加沉闷。我紧闭双眼，默默地思念着年迈的老母亲，妻儿老小；思念着矿井下采煤的弟兄，想像他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惟恐他们身遭厄运。
鉴于北京的形势，大家决定在通县改乘通（县）坑（子头）客运列车。车到通县方知列车已于昨天停运。于是，又议定乘北京至唐山的长途汽车。幸上天垂怜，雨住天晴。可能是由于多年政治运动的磨炼，使我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遇事，急、愁、烦，皆于事无补，因而，总爱自我慰藉：事物坏到顶点，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否极泰来。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心头的阴云，也淡了好多。
汽车站售票厅挤满了人。一位河北省供销社在乐亭开会的干部，震后开车回石家庄经过唐山，说他看到胜利路桥头四层楼高的冷藏库，已陷入地下，西山口的百货大楼，被夷为平地。市里遍地废墟，市民伤亡很大。听后，我将信将疑。不知是历史教训太深，还是当年“当权派”的劣根未净，还傻劝他人，切勿扩散。今天看来，也是我们这号人的“时令症”。
售票处告知，车票只售三河。一文友从人群的头顶爬到售票窗口，问我买多少张？我说，可你手里的钱买。他热汗淋漓地冲出人群，手中的票有30张。我想赶一站少一站，只要走进唐山地界，就可以向有关部门求援。谁知有人说腰疼，有人说足疾，走不了路，无奈只好将票处理掉。这是我们同行者间，初次出现歧见。
得病乱投医。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电话。因为那里散文诗歌组的编辑丁羽，是几度合作共事的朋友。此行之前不久，我们还一起编撰开滦煤矿的报告文学集，开滦歌谣集。曾经“当政”的严文井老同志，也曾来开滦审稿，相处多日，故想向他们求助。结果，只听电话铃响，不见有人接听。给北京文化局的友人通话，同样未果。事后得知，那时北京人都在马路上躲地震，很少有留在房间里的“勇敢分子”。无奈，只好找旅馆住下，再从长计议。不知是往昔的“惯性”，还是出于共产党人的“责任心”，我说，患难之中见真情。这是咱们之间初次意见分歧，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咱们都是“文龙”加同志，所以我说咱们这伙人不能散，一定要同来同归。我见大家亦有同感，心才稍宽。
通县街头商店已上板，多家正给灾区烙大饼，旅店已不留客。我说，找根棍，咱支个“唐山难民”的旗帜。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旅馆介绍处的工作人员，一听唐山二字就惊愕了。当向他陈明原委，验过我出示的唐山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证，才开具了旅馆介绍信。
旅馆是二层小楼，远远地就有一种“畏惧感”。自地震之后，好长时间，唐山人见到高层建筑，总是“敬而远之”，人们称之为“恐震症”。
旅馆服务员得知我们是唐山人，格外热情，一再叮嘱，不要上楼，睡觉警醒着点，不要关门窗，不要用蚊帐，彼此都成了“惊弓之鸟”。时近中午，服务员听说我们还是昨天晚上用的饭，将自用的窝头，卖我们每人两个，为了防病，又赠送每人一条黄瓜、两头大蒜。大家瞅着黄澄澄的窝头，因为心火太盛，谁也没动它，都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于是议定上街，分头去找返乡的“路子”。中午，张汝林回来说，遵化县建明公社运煤的车队要返县城，答应带我们，叫人大喜过望，愁云一扫。乘车时，可能是太兴奋，我又说，咱们同来同归，都乘一辆车，免得跑散了，发生意外。这时大家的意见，显得格外一致。
车进三河边境，沿途出现倒塌的房山、断墙；公路中央有用衣服遮脸的尸体，头扎进公路边沟的拖拉机，田地里有四轮朝天的面包车。时有载着伤号的卡车，风驰电掣般地朝北京方向驶去。车上的伤号血迹斑斑，灾情逐渐显露出来。
车到丰润还乡河桥头，司机师傅说，十分抱歉，他要去追赶车队，再不能远送。那时纪律在人们心目中十分严明，至今我还在感谢他当年在难中相助。
我们走下桥头，掬一捧还乡河水，净净脸上的煤尘，再掬一捧水润润喉咙。此时此刻，遥对家人生死不明的唐山，真想大吼一声：你大难不死的儿子回来了！
一队军车，头朝唐山方向，停在路旁。我想借儿子是军人的光，走过去对开车的战士说，我们是外出开会的干部，特来求援，想搭车回唐山。战士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有任务。说完向我行了个军礼。我再不忍亮我“军属老大爷”的身份，叫他作难。转身见桥头停着一辆唐钢的小嘎斯汽车，有了军车遭拒的教训，忙对大家说，快！攀上去！车上持枪的民兵见状大喊，你们想干什么？我说，有话到车上说。上车我以实情相告，知他们是唐钢二炼的工人。我说，我和你们的书记是老相识。他们一听，立时热络起来，拿出身边的花卷，叫我们充饥，答应带我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车上一声音嘶哑的青年，他说唐山还有“立体性”大地震，老天要灭这方人，劝我们不要回去。一问，方知他是喊破喉咙，才被人从废墟中扒出来的，险些毙命，至今余悸未消。开车时，他果然跳车朝北面山里逃去。途中，民兵们争说震后惨象，二炼几十名工人，被压在食堂里，一个也没出来，他们正在疏散家属，劝我们万一家人遭遇不幸，也别过于悲伤。我感到人与人之间，从来也没有这么亲近，这么温馨。
车外，不时有军车驶过。沿途难民如蚁，潮水般涌过来。三轮车载着凉席，缝纫机，自行车驮着包裹雨具，徒步者袒胸赤背，一身血迹。呼儿唤女之声，此起彼伏，有的嘴里嚼着青西红柿，有的啃着青玉米穗，一直向北，活似一幅惨不忍睹的流亡图。此刻，我想起小说《围城》，真是城里的人往外闯，城外的人急着往里冲。
车到钓鱼台，视线豁然开朗，再看四周，建筑皆成废墟。我的心陡然一沉：唐山——毁了！
路，被四面八方的车辆堵死，我们只好下车，忍痛分手，去寻觅各自的家人。
夕阳西坠，暮色沉沉。空气里腐尸的气味，令人窒息。我踩着碎石乱转，心痛胜过脚痛。华岩新庄的村外，有人低声在坑里取水。原来水电两绝已经两天一宿了。往日充满欢声笑语的街头，变得死一般沉寂，只有几点如豆的灯光，飘忽在倾圮的房舍之间。我想，有灯光就有人，有人就有希望。事隔30年，这里早已是高楼林立的华岩居民区了。
我家住在市西郊，和华岩新庄相隔3里之遥。离家越近，脚步越沉重。想到家人生死未卜，鼻子酸酸的，心里直发堵。我听到村外果园有人窃窃私语，不由暗自喊了一声：妈妈，我回来了。
远方，传来隆隆的地声……脚下大地在颤抖。进村，家门早已消失。小女儿见我，忙去向奶奶禀报，转身又向妈妈说：爸爸回来了！
老妈妈见我说：“回来好！回来好！瘦了！瘦了！吉人天相！”
妻是个内向人。喜极“手足失措”，一边用砖头架灶支锅，点火烧水给我烫脚，一边低声悄语，讲说家人的“历险记”。屋倒，大女儿从颓墙里钻出来，救出奶奶、小妹；只有小弟跑得快，被砸断右腿，医生已看过，准备转外就医。
深夜难以入睡，我独自坐在花椒树下，耐着蚊虫叮咬，望着满天星斗，听着草虫呻吟。村外，果林里的鸱鸺在哀鸣。露水很重。自大明永乐年间，建起来的这千口之众的村落，已物换星移，一片焦土了；上百条的性命，瞬间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没有哭泣，没有倾诉，没有诅天咒地。夜，静，静得有些疒参人。这是不是唐山的缩影呢？素日左邻右舍那一张张稔熟的面孔，又浮现在我眼前，痛惜他们已升天国了！我的心，好累呀！
蒙蒙的晨曦中，我赶到开滦煤矿党委报到。听到的第一句语：宣传处的老处长刘玉恒遇难了！副处长刘东信的妻儿老小同归于尽了，成了“孤家寡人”……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脸上是一丝苦笑，正在挥锹清理废墟，开辟办公用地。
翌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总”、诗人王致远，带着丁羽和杨匡满，开车找到我。王老说，要组织力量，将这次大劫难中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告知世人，留给后代。从此，我们顶着烈日，冒着惊雷暴雨余震，奔走在唐山的工厂、矿山、农村、街道，写成《唐山来的报告》一书，于1977年12月面世。
承德归来，事隔多日，我发现提包里的窝头，已霉迹斑斑，成为这次承德之行，有惊无险的物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