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约瑟夫·沃尔普对C女士启用了新的想象场景，即让她想象开车的是她的哥哥，而不是她的丈夫。C女士的恐惧焦虑果然减少了很多，并在随后的重复想象中消失了。在现实中，C女士和她的哥哥驾车在一条乡间路上行驶，他们的旁边有辆车正在减速但没有完全停下来，她却不觉得焦虑恐惧。这就意味着，室内进行的想象脱敏很好地迁移过渡到了实际生活中。
后来，C女士在治疗结束时已经能够自如地面对各种交通情境，并顺利地在交通拥挤的马路上过马路。虽然不断驶近的车子离她的车非常近的时候，她仍然会有一点点焦虑，但以前那种深深的恐惧感终于消失了。即使驾驶员换成了她的丈夫，她也渐渐地摆脱了恐惧，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根据沃尔普对C女士的治疗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沃尔普是通过建立一组焦虑序列来让C女士逐渐摆脱恐惧的。其要点在于将围绕同一个主题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事件组成由浅入深的序列，并逐个攻破。比如，C女士对来自与之垂直方向的车辆感到恐惧，那么，针对她建立的其中一组由浅入深的焦虑序列就有：距离她200米以上的车辆，距离她180米的车辆，距离她150米的车辆……另一组焦虑序列则是：C女士信任的G医生开的车，G医生的同事开的车，陌生人开的车。当她对一组焦虑序列中的一项不再感到恐惧之后，便开始进入序列中后一项的练习，直到最后她对这个序列中每一个事项都不再感到恐惧。攻克焦虑序列的方式，可以从想象开始，在想象的过程中消除了恐惧之后，再转移到实际中去操作，直到在实际中也将恐惧消除。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可以自由调配，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不必过度在乎时间上的长短。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虽然大量运用了想象等意识层面的能力，但沃尔普并没有过度关注C女士的生活背景和童年记忆，而是把重心放在了她当前的行为和状况上，这一点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有很大区别的，却恰恰与詹姆斯的“表现”原理不谋而合。弗洛伊德一派的心理学家会将关注点放在对恐惧根源的挖掘和讨论上，主张先找到恐惧的根源再对其进行分析，在精神上改变人的想法，使人们认识到这并不值得害怕。而詹姆斯认为通过改变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人的意识和思想，约瑟夫·沃尔普也认为人的恐惧是可以通过行为消除的。所以，他们这一派心理学家运用了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的治疗方法，即直接通过改变行为来消除恐惧心理，直到人们的心理意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害怕曾经恐惧的事物。很显然，后者的方法更具有高效性和彻底性，也更利于普通人自行操作，而非一定要依赖于心理学家的不断说服和劝导。毕竟，人生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的，将控制权交到心理医生的手里，始终不是我们愿意的，不是么？
3.消除恐惧
人们在突然遭遇恐怖的事物时，出于身体的本能反应，都会出现短暂的行为和意识的空白空间。然后，身体作出应激反应，要么是迅速转身而逃慌乱躲避，要么是迎面而上猛烈反击。恰恰就是这个身体应激行为，使躲避的人感到更加恐惧，反击的人则发现其实他所面对的事物并没有那么可怕，从而克服了恐惧。面对恐惧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前者培育出胆小鬼，后者成就了大英雄。以战争为例，据调查统计，那些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的士兵当中，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比例要明显小于那些跟在后面犹豫不决的士兵。士兵在冲锋时，步伐越缓慢犹豫，他们心中的负能量就越多，这些负能量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行为，使他们跑得更慢，中弹的几率就越大，躲避攻击的能力就越弱。而那些勇猛冲向敌方的士兵，步伐坚定迅速，心中充满必胜的信心，这股正能量促使他们冲得更快，手脚和眼神都更灵敏，能够更加迅速地躲避敌人的攻击，并且迅速防御，因而往往得以避开危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另一个战场。在生活中，人们或多或少的都难以避免遭遇恐惧的事物，在我们当中也不乏患上恐惧症的人。如何克服恐惧，成了我们通往成功路上必须攻克的课题。幸运的是，威廉·詹姆斯在一百多年前就给予了我们一个伟大的启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即用行为改变自己，改变意识，改变对恐惧的态度。如果你对詹姆斯“表现”原理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尚无法自如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克服恐惧的行为，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其他心理学家在“表现”原理的基础上，为我们找到的更加详细、具体、可行的方法。
早期人们对恐惧症的治疗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为主。他们认为，恐惧症是无意识心理冲突的结果，而这种冲突源自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他们还主张，恐惧症可能是人们不愿意面对的某些其他深层恐惧和愤怒的替代品。比如，一个人因为去公园会看到关在笼子里的蛇而拒绝去公园，是因为他小时候被大一点的孩子用蛇惊吓过；一个人害怕去公共场所，是因为他小时候在一个广场上摔破了裤裆并遭到了周围人的哄笑。作为成年人，要承认曾经因为力不如人被欺负过或是大庭广众之下露出了屁股，都是困难的，于是他选择了压抑这些事，并以恐惧症的形式取代这种压抑。因此，精神分析学派一直试图帮助患者挖掘无意识情感，并要他们去面对隐秘的情感和情绪，企图以此摆脱他们的恐惧。然而，这个方法时而有效时而无效，并且无法保持长效。人们发现，即使自己已经了解了所谓的恐惧的根源，却还是无法摆脱恐惧。当他们处于理智的、没有受到刺激的状况下，精神分析法看起来是有效的。但是一旦面对与恐惧有关的刺激，他们便会变得无法抑制自己的恐惧，再度陷入恐惧当中，即使他们知道问题在哪儿，也无法解决问题。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斯坎特则与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持不一样的看法。他在詹姆斯情绪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关于情绪体验的说法。他认为，情绪体验是主体在外界刺激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唤醒或激活状态的反馈感受，是一种对多种信息源产生的复杂感受。他认为经历一种情绪往往需要两个步骤：其一为一个事件或一个想法使人们的身体作出反应，其二为人们从周围环境中找到导致身体作出如此反应的原因。例如，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肩膀突然被重重拍了一下，他会立即心跳加快、肌肉紧缩。如果他回头看到拍他肩膀的是一个衣着怪异的人，他会感到紧张、担忧。但如果他发现拍他肩膀的人是他的老朋友，他会会心一笑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对方拥抱。
来自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克拉克将斯坎特的理念与詹姆斯的“表现”原理充分结合，并应用到对恐慌症的治疗研究中来。他发现，恐慌症发作往往是因为人们对身体感受的错误理解。比如，刚才我们举的被人拍肩膀的例子，如果拍肩膀的是一个陌生人，并且衣着怪异，人们会根据经验判断他是一个坏人，进而感到害怕、担忧。但实际上，也许对方并没有恶意，他拍肩膀的行为并不是伤害行为，而只是想提醒被拍肩膀的人他的钱包掉了之类的善举。但是在他的提醒之前，被拍肩膀者的身体已经作出了反应，这种反应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接下来，它便被人们误读，引导人们作出了判断——错误的判断。然后，更多的紧张和担忧涌出了身体。正是这样，负能量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人们，直到人们被恐惧淹没。但其实，这种恐惧不过是一个乌龙事件。
克拉克因此得出结论，那些患有恐惧症的人倾向于觉得自己心跳过速、手心冒汗，并将这一身体反应判定为害怕、恐惧等负面情绪，于是变得更加紧张，进而导致心跳更快、冒汗更多。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引导下，他们很容易跌入恐惧的深渊中，被负能量团团包围。既然恐惧的起因是对身体反应的误读，那么治疗恐惧症也无需药物和挖掘童年记忆中的阴影。相反，只需教会人们如何放松身体和行为，或从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向解读来自身体的感受，便可以有效地将恐惧扼杀在萌芽之前。比如，当一个人感到肌肉紧缩，他可以通过深呼吸来放松肌肉，或者将肌肉紧缩的身体反应理解为他有点儿冷，而不是害怕。
为了验证自己的新结论，克拉克招募了一批恐惧症患者，对他们进行实验性的治疗。克拉克告诉病人们，当他们感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时，将这种感觉判断为恐慌，其实是错误的，这种感觉充其量只是有点焦虑，甚至可能是与恐惧相反的正面情绪。
克拉克的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恐惧症患者们的恐惧症状很快得到了减轻。当他们从行为上和意识上做出改变之后，曾经令他们恐惧的事物再次出现时，他们的恐惧明显减少了，有的直接转化成了不同程度的焦虑，有的甚至只是感到轻微的不适。这个方法的效果远远超过了药物治疗，并且更具有彻底性，同时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个方法与我们之前提到的詹姆斯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改变人的思想，其性质是一致的。
前面的一节我们说过，掌握命运的关键在于将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对于恐惧心理，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能够随时随地、自如地运用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抑制恐惧，聚集正能量，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借鉴心理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方法，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显得尤其重要并且实用。
根据克拉克的实验，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恐惧情绪。比如，当我们在考试、面试或是面对重要人物、处于重要场合时，我们的身体会表现为心跳加快、手心冒汗、脸红等特征。其实，这是我们比较重视我们面对的人或事的表现，我们的神经调动了身体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以便我们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应对那些受到我们重视的人和事，而不是我们对面对的人和事感到害怕和焦虑。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从行动上通过缓慢的深呼吸、放松额头、手臂、肩膀等部位来减轻原先的过度兴奋状态，在姿态上变得更加平静从容。同时，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们的身体表现是兴奋的表现，而非恐惧的表现。当我们遇到突发状况不知所措、感到焦头烂额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放松身体、放慢呼吸来调节我们的身体反应。同时，矫正我们的意识对身体的信息解读，将情绪引导到积极正面的方向，这样才能理智清醒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不至于乱了方寸做出错误的决定。
诸如此类需要我们调动正能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问题的机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多不胜数。面对一些简单的、浅层的问题，我们其实根本无需非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学家不可，只要牢牢记住并理解了“表现”原理的奥妙，以及其他一些心理学家研究出来的有效的、可行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成为我们自己人生中勇往直前的英雄。
4.与世界联接
詹姆斯说过，心灵与大脑以外其他对象的关系，完全是认识的和感情的关系，并且是通过身体作用于大脑。詹姆斯认为认知关系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关系，因为，“当我看见蓝色时，我知道这个颜色；当我品尝一只梨时，我知道它的味道；当我将手指移动一英寸时，我知道一英寸的距离；当我感受到一秒钟过去时，我知道一秒钟的长度……但是关于这些事实的内部性质以及使这些事实是其所是的东西，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不能将对这些事情的亲身体验传递给任何即不曾亲身体验这些事情的人。我不能描述它们，不能让一个盲人猜测蓝色是什么样子，不能对一个儿童解释三段论法，或者不能告诉一个哲学家在哪个方面距离正好是其所是，并且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关系。”
那么，我们如何来感受和认知心灵以外的世界呢？詹姆斯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他认为，通常被识别为感受的心理状态，是情绪和我们从皮肤、肌肉、内脏、眼睛、耳朵、鼻子和上腭得到的感觉，我们的感官只使我们亲身体验身体方面的事实，而关于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的事实，我们只拥有概念和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身体去感受外界的其他事物，再依据我们的感受获得情绪和思想。
詹姆斯的观点真的正确吗？为此，一些心理学家针对感觉做了一些实验，以探究感觉与情绪之间的神秘联系。
1954年，以贝克斯顿为主导的一个心理学研究小组在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实验室进行了一个名为“感觉剥夺”的实验。顾名思义，感觉剥夺是使有机体与外界环境刺激处于高度隔绝的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外界的声音刺激、光刺激、触觉刺激都被排除，即机体完全感受不到来自外界的任何刺激。实验对象是自愿报名的大学生，他们参加这个实验的报酬是每天20美元现金，这个数目在当时不算少，所以吸引了很多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
心理学家是这样设置实验条件的：给实验对象戴上半透明的护目镜，阻碍其正常视觉的产生；把实验对象的头套在一个U形泡沫橡胶做的枕头里，以降低听觉刺激，同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出单调的声音进一步限制其听觉；在实验对象的手臂及手腕上戴上纸筒套，腿和脚的部位也用夹板固定，这样实验者的触觉受到了限制。
然后，实验对象被单独留在实验室里，他们能做的，除了睡觉就是发呆，或是胡思乱想。几小时后，研究人员便从实验对象的脸上看到恐慌的表情。不过，他们并没有终止实验，而是继续观察实验对象的反应。随着实验时间的延长，实验对象产生了幻觉。在实验室连续呆了三四天后（实验对象有吃饭的时间、上厕所的时间），实验对象身上出现许多病理心理现象，如视觉错误、听觉错误、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情绪紧张、焦虑、恐惧、暗示性增高、神经症征象等等。即使实验停止了，这种病理心理现象也没有立即消失，而是在实验后好几天才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