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突然之间许多铃声开始鸣响起来。第一声铃响是弗兰基·列农唱起“我不是一个失足的少年”，我认为曾一度上升到了最新流行歌曲的首位。比尔·哈利和他的“彗星组合”首次在英国巡回演出，而且在我所上学的伍斯特市，《绕钟摇摆》一曲在高蒙特剧场演出后，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座位了。我读了《愤怒的回顾》、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以及阿努伊的《安提戈涅》，在某种程度上变着法儿将它们搅拌成一部作品，我是其中的主人公。克里斯·巴伯乐队在演出，彪利乌爵士乐节在举办。核裁军运动成了运动，这在我看来是学生联合军训队的胜利结束。你一下子能够把自己看做一代人的一员，而不是家庭中的一员；一代人让我有了各种新的标准，比起彼得舅舅的那一套还要解放得多。好像一夜之间我的负数统统变成了正数。这一代人比我更厌恶我的列祖列宗；它看不上团队比赛；它的主人公抑郁寡欢、病态在身的遁世者，就像朱利耶特·格雷科处于死人面模阶段。到了十六岁时，我发现我与我父亲的关系中那种初期混乱原来一直是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一场主要战役。我成了获胜的一方。这好像在家庭较量中我梦想获胜得分的愿望成了事实。我们爷俩继续发生争吵一比女卩我在家里用餐时戴着核裁军运动徽章，比如把那份报纸带到这个家里。（《新政治家》进了牧师住宅）比如关于女孩子们（“莫不是你真的要让你妈妈相一相的女孩吧，嗯？”），又比女卩我的裤子臀部的宽度（十八寸还说得过去，可是十六寸就是“无赖青年”的作为了）。不过，通过这些较量，我现在也能带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优越表情了。在一个旁观者看来，也许会把我们爷俩看成一对争吵不休的镜中人一两张玻璃脸在用同一种老学究的口气讲话。
我对自己青春期的令人着迷的过程过分专注，情不自禁地注意到我的父亲也已经开始听到了丁当的铃声。有些事情发生了。也许那就是在教区周遭发生的，因为他还是卷入了别人生活的纷争，最终无法保持距离了。也许那是因那些当地名士新贵认为教会只是他们自己家起居室的延伸，他因此与人家发生小规模冲突，各种困难令他难以应付了。也许有那么一天碰巧走出了家庭的压抑的阴影，发现天空更清澈，行动更随便。不管怎样吧，他改变了。第一件产生变化的事情是他的国教高教会派，他渐渐放弃，转而赞同一种基本的、普遍的基督教。在六十年代某些时候，他放弃了他家传的保王主义，成为一名工党拥护者。他把汉普郡乡村生活转换成了南安普顿楼房林立的大教区生活。他那种寻祖的热情转变成了研究社会历史的兴趣。有一年过假期，他蓄起了胡子，猛然看去仿佛紧身马甲上的一排扣子露出了什么东西。
我写下他这些好像他死了一又是恋母情结式的想入非非。但是我们现在见了面，我很难找出我记忆中作为我父亲的那个男人的影子。列祖列宗们依旧悬挂在他牧师住宅的墙壁上，但是眼下他们只有祖传下来的破铜烂铁的遗风了，已然失去了他们让人入魔的力量。我们爷俩的谈话随便起来。我们都认为自个儿是我们家族培养的牺牲品一也是受惠者。他做教士需要独处，我写作需要独处，这是一种共享的遗产我们爷俩者卩不得不学会在社会里独处，修炼我们奇特的、异常的技能。也就是在十年前多一点，我们爷俩突然意识到我们是同一家族躯干上的碎片一而且我认为这一发现让他吃惊，也让我吃惊。当我把这篇文章的长条校样让我父亲过目时，他看后说：“你在这里所写下的东西，倒真的是代表我在做仟悔呢。”
这篇东西当然是代表我做仟悔。看着那另一个男人，我不由想到他也许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发明物。当初我三岁时在草坪上把他想象成一个妒忌的防范的虚构人物了吗？我让这个虚构人物消失只是在我长大离家并且对做父亲的不再惧怕之时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文章里有些夸大的成分一我觉着。”我父亲说，把我的长条校样还给我。恐怕难免有夸大的东西吧。
(韩终莘译）
(1943-1993)日本着名的女性童话作家，本名峰岸直子，1943年生于东京。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毕业。1962年发表（月夜的风琴）走上童话创作之路。成名作为1969年的《花椒娃娃》，获第三届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从此走上幻想小说创作之路。她的童话代表作还有《手绢上的花田》《狐狸的窗户》、《北风遗忘的手纟8》、《风和树的歌》、《遥远的野玫魂村》、《谁也看不见的阳台》等。
萤火虫
现在，火车站正是点灯的时候。
山上火车站的灯光，是成熟了的柿子的颜色，稍离远一点望去，会令人突然怀恋得要哭泣。车站上，长长的火车，像睡着了似地停着，已经有一个小时不动了。
靠着沿线路的黑栅栏，一郎早就在看那列火车。那关闭的黑箱子里，究竟塞进了些什么呢？也许，那儿装着想不到的耀眼的好东西……瞧，像那个时候的箱子……
一自卩想起最近在文娱演出会上看到的变戏法的箱子。变戏法的箱子，一开始是空的，可是第二次打开时，却舞起漂亮的飞雪般的花儿，还撒到了客席上。
“了不起呀，哥哥，是魔法呀！”
那时，妹妹茅子抓住一郎的胳膊，尖声说。
“咳，什么魔法，是安着装置呢！”
一郎像大人似地侧着脸。可是，茅子早对变戏法人迷了。
“我想要那样的箱子！”
用大眼睛出神地瞧着，茅子嘟哝着说。
茅子昨天去了东京。她穿上崭新的白衣服，乘上傍晚开动的列车，要过继到东京的伯母家去。
“哥哥，再见！”
在检票口那儿，茅子不住地挥起小手，就像到邻镇去玩那样地欢跳，不过，“再见”的话里，带着寂寞的音响。
“阿茅，好好地过呀……”
妈妈整理了茅子的帽子。村人们也向茅子说了亲切的告别话。只有一郎直挺挺地站着，望着结在妹妹白衣服后面的大锻带。
结成蝴蝶结的缎带，越来越远，最后被吸进客车里。然后，列车咕咚地一动，像滑行似地离开了车站……
现在，一郎靠着线路边的黑栅栏，目送长长的火车，像昨天的客车一样，缓缓地离开了车站。
到如今，一郎却想哭了。他睡了一个晚上，又在黄昏来到时，才终于弄明白了：唯一的妹妹到远方去不再回来这件事，是真的。
往常这个时间，一郎和茅子两人在等妈妈回来。五岁的茅子，肚子一直饿得哭。她哭得把抱着的洋娃娃、布娃娃都扔掉了。每天每天，老看着妹妹可受不了，一郎曾经想过好多次……可是，没有茅子的傍晚，更觉得受不了了。在傍晚像洞穴一样的家里，自己一人抱膝呆呆坐着，是这样不愉快和寂寞呵……啊，现在，茅子大概在特别耀眼的城镇，吃着美味食物，玩着美丽的玩具吧。
突然，无限的悲哀使得他胸疼，他满含着眼泪。
长长的货车离开车站后，那边的站台上，夕阳的余晖正在流动。种在站台上的美人蕉的花，还在微微闪売。
这时，一贞卩看见站台的正当中有个奇怪的东西。
那是。
是谁忘记了的、大得惊人的白色旅行皮箱？它可能是高级物品，盖得严严实实，银色的金属零件像星星一般灿烂。
“谁的行李呢？”
一郎小声嘟哝。能够把那么大的皮箱搬来的人，肯定是个身体非常好的男人。但站台上一点也没有那样的人影。就好像刚才的火车给“噗”地放下来似的，皮箱被随便放着，睡在那里。
一郎直眨眼睛。
这个时候，他看见了直到现在没有进入眼帘的意想不到的东西。
皮箱上面，端坐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小女孩，像停在大树上的小鸟，又像一朵花蕾。
女孩晃着耷拉的腿，似乎在等谁。
一郎忽然感到遇见了茅子。这么说来，那女孩的头发，什么地方像是茅子。耷拉双腿摇晃的动作，穿外出衣服时，那有点一本正经的模样，使人觉得都是茅子。一郎胸中扩展起跟小小的茅子一块度过的那酸甜回忆、他哼着茅子唱的不清楚的歌，想起她握点心的小小白手，那只手，像蝴蝶一般灵活，而且任性……
尽管如此，那女孩究竟在等谁呢？已有很长时间，站台上没有人影了，况且也没有新列车到来的模样小女孩像被忘了的洋娃娃，一动不动地坐在皮箱上面。
一良卩想她莫非是被遗弃了的孩子吗？
生活困难的母亲，和行李一起……不，不，母亲恐怕很难拿动这么大的皮箱……也许是顾不过孩子的父亲把她撇在这里的。皮箱里边，塞着女孩替换的衣服，还有点心、玩具和写着“请多照顾”的便条，消逝了的父亲，已经绝不会、绝不会再回来的吧……
是的，那是在报纸上常见的事，不过，在这样的山中车站是不会轻易发生的事件。
四周完全黑了，车站的灯显得更加明亮。
一郎觉得自己似乎在望着奇异剧场的奇异舞台。沐浴着橙黄色的聚光灯光，那女孩，也许上就歌。
刚想到这里，女孩飘然地从皮箱上跳了下来，接着，敏捷地打开皮箱……
皮箱啪地分成两半，从里边飞出来的一啊，竟然是飞雪般的花儿！
比文娱演出的戏法，更奇妙，更美丽……对，那些花飞上黑暗的天空，立即像星星那样闪闪发光。
那是萤火虫。
皮箱里满装着萤火虫。
成群的萤火虫，从车站越过线路，闪闪灭灭地向一郎这边飞来了。一郎的胸很快地跳了起来。他展开双手，唱道：
“萤——萤——萤火虫。”
萤火虫的光亮啪地扩大，那一个一个之中，都浮出茅子的身姿。笑着的茅子，唱歌的茅子，睡觉的茅子，生气的茅子，还有哭着的茅子……
许多茅子，晃晃摇摇地越飞越远，向东京的方向流去。
一会JU那仿佛是远处城镇的灯。那是茅子住着的城镇，霓虹灯还亮着，有高速道路的城镇，连地面下边也亮的城镇——
“喂——”
一郎不由得跑了起来。到那儿去，会见到茅子，会见到茅子……他这样想着跑着。
可是，不管怎么跑，也追不上蓝色的光群。
萤火虫们，向上、向上地升去，不矢卩什么时候，一郎是在满天星星的下边，一个劲地跑着。
(彭懿译）
村上春树
(1949-)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畅销四百万册。村上春树的作品展现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的轻盈基调，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今天我以一名小说家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而小说家，正是所谓的职业谎言制造者。
当然，不只小说家会说谎。众所周知，政治人物也会说谎。外交官、将军、二手车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亦不例外。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其他人不同。没有人会责怪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相反地，小说家愈努力说谎，把谎言说得愈大愈好，大众和评论家反而愈赞赏他。为什么？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谎言，也就是创作出几可乱真的小说情节，小说家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赋予它新的光辉。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掌握真相，也无法精准地描绘真相。因此，必须把真相从藏匿处挖掘出来，转化到另一个虚构的时空，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们心中的某处。这是小说家编造好谎言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会尽可能地诚实。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几天不会说谎，今天刚好就是其中之一。
请容我告诉你们真相。
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迦萨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
根据联合国调查，在被封锁的迦萨城内，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获奖通知后，不断问自己：此时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确？这会不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认为我支持一个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国家政策？老实说，我也没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
经过反复思考，我还是决定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对我来。我和许多小说家一样，总是要做人们反对的事情。如果有人对我说，尤其是警告我说“不要去”“不要这么做”，我通常反而会特别想去、特别想做。
这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特别的族群，除非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事情。
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语。
但是这不代表我要发表任何政治信息。判断对错，当然是小说家的重要责任，但如何传递判断，每个作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个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现实的故事来表达。因此，我今天不会在你们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信息。
不过，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信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画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的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含义。
更深一层地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制中。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信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S4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想对你小说的。
(林少华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