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化名李进的江青在1951年6月就到武训的家乡堂邑县，然后又到武训从事办学活动的临清县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和办学活动情况。李进一行到了堂邑后，从北京带来的警卫人员就告诉县委，调查团要自己开饭，只要县委提供蒸馒头的面粉，熬粥用的小米和绿豆。李进要求单独备一缸饮用水，还要在水缸里养两条鱼，养鱼就是以鱼为实验品，每天可用鱼的死活判断是否有坏人投毒。
李进主要找的是一些晚清的老秀才，一些有点文化、有点见识的老人。
那些被调查的人不知北京来的人是什么目的，还按上次孙瑜、赵丹等人拍电影时调查时的说法，说武训办学有贡献、为人好，等等。李进很不高兴，县委没办法，只好作动员，明确告诉每一个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很多群众不解，有人问“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斗开武训了？”
当时任堂邑县长的赵安邦是武训学校的毕业生，比较熟悉武训的历史和堂邑的情况，他对调查团领导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的作法有不同意见，认为“武训办学，教人识字有什么坏处？学马列还不是先要会认字。”
李进当面批评他说：“他办学好？是给什么人办？要用阶级观点分析。”
赵安邦不服，说：“不管给谁，有点文化总比没有好。”
后来赵安邦知道李进是毛泽东的夫人后，再也没说过不同意见。
县委打过招呼后，老百姓都学乖了，都顺着调查团的要求说。
一天吉普车拉来一位80多岁的老秀才，老人一辈子从没坐过汽车，一上车就晕，加上路上颠簸，到堂邑县委时几乎不能动，是被人扶进来的。老人耳朵还有点聋，李进细声问一句，旁边的人就对着老秀才的耳朵大声重复一句。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于是后来的武训就从一个办义学的圣人，一跌而成了大地主、大流氓，全国的批判文章像火舌一样铺天盖地，就这样一个以政治需要为名的政治的操作把一个圣人的形象毁容了。
曾经书声琅琅的义学，曾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义学，那是离穷人孩子理想和希望最近的地方。却被政治的意识形态，被愚昧给毁坏了。现在你要是凭吊一下武训，你站在墓前不知心境会发起何样的感怀。1966年的“文革”，在当年他磕头乞讨办成的学校里，那些学生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遗骨，并且说：这是武训的狗骨，后来浇上柴油扬灰了，在几天后的夜里武训的后人偷偷把他的骨头埋在了一块麦田里，哪一块土曾记得武训的骨头呢，有时我想武训有灵魂多好，有时又想他还是不要有灵魂，武训如果能看到他会做如何？他所付出的爱为何在这片土地里生长出的是暴虐和愚昧？
四由武训死后种种遭遇和命运，由他在祖国受到的鞭尸扬灰，我想到了特蕾莎嬷嬷——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腰弯背驼，粗糙的双手严重龟裂，脚趾发炎，以致走路蹒跚的特蕾莎嬷嬷，在上世纪40年代印度的加尔各答，一边是别墅是饭店和宫殿，是富人的乐园，另一边是随处可见的垃圾棚和居住在其中骨瘦如柴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贫民，这些贫民没有尊严地活着，活着如蝼蚁，死了，也会因为买不起火葬的木头，尸体被随意抛掷，任其腐烂。
有一天，特蕾莎嬷嬷要到巴丹医院商量工作，在靠近车站的广场旁她发现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特蕾莎蹲下来仔细一看：那老妇破布裹着脚，浑身爬满了蚂蚁，头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着血迹，伤口周围满是苍蝇和蛆虫。特蕾莎赶紧俯身替老妇测量呼吸及脉搏，似乎还有一口气，她为她赶走苍蝇，驱走蚂蚁，擦去血迹和蛆虫。特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里，必死无疑。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巴丹的行动，请人帮忙把老妇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开始时对这个没有家属的老妇人不予理会，但医师在特蕾莎的再三恳求下，便替老妇人治疗，然后对特蕾莎说：“必须暂时住院，等脱离危险期后，再需找个地方静养。”特蕾莎把病人托给医院后，立即到市公所，希望能提供一个让贫困病人休养的场所。市公所的所长是位热心的人，他仔细听完特蕾莎的请求后，便带她来到加尔各答一座有名的卡里寺院，答应将寺庙后面信徒朝拜后的一处地方免费提供给她使用。但一开始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特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特蕾莎修女不为所动，依然在街头抢救许多临危的病患到收容所来替他们清洗，给他们以休憩以疗救以抚慰，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侣，慢慢特蕾莎感动了许多的印度人，反对声浪也就逐渐平复。
自从找到寺院这个落脚点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修女们就将三十多个最贫困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其中有个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即断了气，临死前，他拉着特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特蕾莎认为人类的不幸并不存在于贫困、生病或饥饿，真正的不幸是当人们生病或贫困时没有人伸出援手，即使死去，临终前也应有个归宿，向垂死者传播了主的爱。
于是她离开了修道院，以一个普通修女的身份来到了加尔各答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提亚纳，她脱下蓝色的道袍，换上普通妇女的日常粗布服饰，用自己掌握的一点基本卫生知识和护理技能为那里的贫民服务。
后来，她和其他修女一起办起了儿童之家，收养从路上捡来的先天残疾的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并告诉这些孩子“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她办起了麻风病人康复中心，收治照顾那些甚至被亲人抛弃的人，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天主抛弃”；最著名的，是她在贫民区创办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最后的时光。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握着修女的手嘴角带着微笑“踏上天国之路”。
一个原本对特蕾莎修女的善行心存疑虑的印度教法师，当看到她一丝不苟地为一个快死的男人清理布满蛆虫的伤口后，惭愧地说：“我在寺庙供奉圣母30年，今天才看见圣母的肉身！”
特蕾莎嬷嬷，如今已成了超越种族、阶级和信仰的爱和关怀的象征，她获得的荣誉，无论麦格赛奖、肯尼迪人道奖、尼赫鲁奖到诺贝尔和平奖，都是举世闻名，很多人期待殷殷，梦寐以求，然而这些奖并不能垫高特蕾莎嬷嬷，而是因特蕾莎嬷嬷为这些奖项增加了荣誉和含金量，不在奖的成色，而在于这些奖给了谁，彰显了什么，鞭笞了什么。
然而回顾孤苦一世可怜一世的武训呢，在这片黄壤上，在这片蓝天下，直到今日，人们脑海里残存的还是被毁容的武训，是因为武训没想到触动当时的那个统治阶级。对一个乞丐，做一个有益社会的人，有益身边的人足矣，难道非得让他铤而走险，抛头颅洒热血？
我特别感慨的是一个革命者不理解特蕾莎帮助穷人的行为，教训特蕾莎说：“你不知道我们正在搞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事吗？”特蕾莎平静地回复：
“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成分中只有爱！”这个革命家缄口了，如果这个革命家长在中国，他该如何回答？
特蕾莎在有生之年几乎走遍了世界，所到之处受到教皇般的欢迎，却没有到过前苏联，因为那里的人民好像根本不需要她。
和武训相较，特蕾莎嬷嬷是幸运的，她没有被批判和嘲笑，也没有被鞭尸扬灰，她直到死后都被爱戴和尊敬围绕。她的祖国阿尔巴尼亚和她的第二故乡印度，都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骄傲。“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但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这一点我以为是和武训相通的，做吧，认准的善事，做下去，人在做，天在看，相信头顶的星光，虽然云翳也许可能暂时遮蔽，但星光是不灭的，如人的良善。
是啊，武训不需要别人的评价，这个有着宗教圣徒一样品格的人，这个在东方大地上出现的有着人性奇迹的人，他是一个最需要帮助的人，在他昏睡破庙三天的时候，在他需要温饱的时候，在他被侮辱被拳脚击打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仇恨，却以终生行乞来回报社会，来改变社会的生态，他是传递上帝的爱么？是传递观世音的爱么？他传递的是一种善，一种对没有知识愚昧的不忍。
特蕾莎嬷嬷传播上帝的爱是修女的天职，而武训除了父母其实不需要回报谁，他自己才最需要被关爱。但他死掉多年，他一直在拼着性命回报的社会，却一直嘲笑他、冷眼鄙视他，人心荒寒，令人发痛。
可以设想，武训如果换个活法，用一些钱施舍给周围的人，用余下的钱娶上老婆，他也可以有儿子，他的孩子首先能受教育，但他把那么多素不相识的孩子，穷人的孩子送进学屋，自己至死都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
武训不是杀人越货的人，不会把皇帝拉下马，这样我们就可以鄙视他，说他是统治阶级的奴才和帮凶么？允许有的人革命，也应该允许有的人过日子，武训没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只是默默为一个梦想乞讨一生坚守一生，在孩子们的琅琅书声中含笑闭上了双眼。
文章快要结束，我想到我的父亲，在我从小学开始，父亲天不明就起床，到街上扫大街，为的是能从到集市上卖菜的卖、肉的、掌鞋的要五分钱，下集了，再把那集市清扫一遍，累年累月，类如乞丐，遇到难缠的人，不但得不到五分钱，还要承受侮辱，我曾多次听到人说父亲是要饭的，后来父亲倒在了集市的街头，当时我还在外求学。
但愿父亲有灵，看到我为武训而写下的文字，但是父亲不识字，这让我感到刺骨的疼痛。我把孙瑜写的《武训赞》送给父亲，送给一把扫帚，一把铁锨，一个一个地摊祈求五分钱的父亲：
大哉武训，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苦操奇行。
一囊一钵，仆仆风尘；
一砖一瓦，积累成金。
街头卖艺，市上售歌；
为牛为马，舍命舍身。
世风何薄，大陆日沉；
谁启我愚，谁济我贫？
大哉武训，至勇至仁；
行乞兴学，千古一人！
原载《山东文学》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