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小舅舅在北京当兵，新兵训练的时候，又瘦又小的舅舅成绩总是排在最后一名，因此挨老兵的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可他总是笑嘻嘻的，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八遍，终于成为新兵连的训练标兵。那时他是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性格开朗讨人喜爱的人。连长觉得他是个好苗子，便把他留下来当勤务兵。他跟了连长两年，后来连长提拔为副营长，就让他在部队食堂当协理员。部队驻扎在北京万寿路附近，他每天开着车去万寿路粮店购买粮食油料，慢慢就跟粮店的人都混熟了。有一年春节他去粮店，正赶上粮店的职工办福利，每人发一袋大米、一壶油。粮店主任让他帮帮忙，把几个住得较远的职工的东西送回去。他满口答应了，谁知道其中的一个姑娘住得离粮店太远了，在慈云寺那边，京棉三厂的家属院，等于是从西往东要横穿整个北京城区。但是既然答应了，又不好意思不去。到了京棉三厂家属院那个姑娘的家，他吓了一跳。虽然在北京生活两三年了，可是真正的居民区他还没进去过。那个姑娘的家，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一个窝棚，靠着前面仓库的墙壁用碎砖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油毡和塑料布搭起来的。他和一个战士把东西卸下来，准备往窝棚里抬。姑娘红着脸说：“别进去了，放地下我来吧。”他看出了姑娘的窘态，放下东西就走了。
后来再见到那个姑娘，他总是觉得心里怪怪的。姑娘也是，看见他进来，就躲到旁边去了。她不像个北京人，细瘦，苍白，胆怯。有一次在粮店他装完东西正准备上车走，那个姑娘拿着一个纸包跑出来喊住他说：“你的东西丢了。”
他看了一下那个纸包，说：“不是我的。”
姑娘的脸红到脖子了，着急地说：“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是谁的？”说完，扔给他就跑回去了。
回去打开来看，是一封信和一张星期天西单电影院的票。
他们恋爱后他才知道，姑娘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是纺织专家，北京京棉三厂从上海把他作为技术骨干引进过来。她父亲过来不多久，就被上海方面盖着红印的一封信，贬到了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改造——他的历史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清楚，解放前他父亲曾经是一个小资本家，娶过两个老婆。父亲劳改，她母亲也跟着去了，就剩她一个人留在北京。
小舅舅把这件事情郑重地写信告诉了自己的大姐，也就是我的母亲，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看了信后，母亲拿不定主意，把信交给了我父亲。
小舅舅的信发出去不久，就接到了家里的加急电报：父病速归。他火速赶回家里，看见我姥爷气定神闲地坐在八仙桌边抽烟袋锅子。我母亲和大舅二舅也在，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行了个军礼，喊了声：“爹！”姥爷一烟袋锅子砸过去，小舅舅的头顺着军帽往下滴血。姥爷又把烟袋锅子砸在八仙桌上，断成了两截。他拿着半截烟袋杆朝屋子里划拉了一圈，说：“你没看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都是革命干部？哪有朝自己身上抹屎的？”小舅舅头都没抬，也没擦头上的血。姥爷朝这个穿着军装的儿子脸上扇了一个耳光：“黄泛区农场就在咱们家隔壁，那里面关的都是些劳改犯，难道你个畜生不知道？”
就因为这么点子事儿，小舅舅被从部队弄了回来，据说父亲和大舅费了不少周折。小舅舅没告诉我二哥他跟那个姑娘是怎么说分手的。我相信，虽然那是平常卑微得不足挂齿的爱情，可是由小舅舅一刀一刀地亲手切割，也必将是一个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伤痛过程。而且，那些伤痛，在那么简单粗糙的社会里，有谁会看得到呢？在那个时代的制度和困境面前，爱情往往会成为一宗罪，还会株连九族。
小舅舅在家里疯疯癫癫折腾了好几年才消停，后来也不再闹腾了，但是好像变了一个人，过去爱说爱笑非常随和，现在沉默寡言。有时候别人跟他说一件事情，他半天都没反应，所以周围的人对他越来越疏远。但是，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最为重要的是，全家人都为家里出了个这样的糊涂虫而懊丧，一家人的前程和幸福差一点毁在他手里。他捅这个娄子成为我母亲家族的一个笑料，一道伤疤。小舅舅刚从部队回来那两年，除了母亲逢年过节回去看看姥姥姥爷，我父亲和大舅二舅，一步都没有踩过他们的家门——由亲人带来的内伤，既让他们有口难言地沮丧，也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愤怒。
一直到小舅舅出车祸，都没能改变家人对他的看法。
说实话，小舅舅的死对我而言有多少实际意义呢？除了空担着一份亲戚的名分，我们之间可能还没有一个邻居的关系紧密。其实，亲情这些东西，怎么说呢，那是你总也拿不起，但也不愿意彻底放下的大而无当的东西。它几乎很少有实际用处，或者说，它只有无用之用。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失去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难过一下——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时候，比如死亡，才得以面对生活中的某些真相。
我们很少见面，从来都没写过信或者打过电话。他只能从我母亲嘴里听到有关我的只言片语，然后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贴成我的生活。我也只是零星地从母亲嘴里听到他，甚至都没有耐心听完过：他孩子怎么怎么懂事；他承包的土地结了个几斤重的土豆；他从村东头搬到了村西头，就在你三姥爷的小儿子的院子隔壁，母亲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根本挤不进我稠密得无立锥之地的生活里。
我还记得生活困难那些年，一到寒暑假父母就把我们送回姥姥家去，好节省一点口粮。政府分配给我们的粮食总是不够吃，虽然我们兄妹几个并没怎么饿过肚子，但也没有真正吃好过。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两个哥哥个子像抽条似的往上蹿，有时候母亲买的豆腐或者番茄还没来得及炒成菜，都能被他们俩偷着吃完。
姥姥家的日子肯定也不会宽裕，城里人都吃不饱，更别说农村人了。好在姥姥家村子前后都是河，河里的鱼虾很多，姥爷带着小舅舅下河捞鱼，能抵挡一阵子。他还带着小舅舅去打兔子野鸡什么的，从来没有空手回来过。那时候大舅二舅都在外面当兵，小舅舅虽然比我两个哥哥大不了几岁，但在我们眼里，他就应该无所不能。我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玩儿什么，张口就喊他。他立马就得听从我们的召唤跑过来，稍慢一点我们就到姥姥那里去告状。
他因此挨了我姥姥不少骂，有一次我二哥爬树腿上受了点伤，姥姥看见了，二话不说，抽个棍子就朝我小舅舅头上打去，把我小舅舅头上砸了个包，像一只鹿角，被我们嘲笑了好几天。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了，也不再欺负小舅舅了，两个哥哥跟小舅舅的感情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在小舅舅结婚之前，他们从来没喊过舅，都是直呼其名。尤其是我大哥，跟父母都不愿意说的事情，都跟小舅舅商量。小舅舅出事的消息，是二哥告诉我的。二哥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正在往小舅舅家赶。在电话里，他边哭边跟我说，这种倒霉事怎么能让小舅舅撞上呢？当时我无言以对，其实后来想想，小舅舅这一辈子，还有多少倒霉事没有撞上过？即使想干干净净地换一身新衣服，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些人就是这样，一辈子不管怎样努力，最后受伤的总是他。
见到母亲之前，我始终在想用什么办法安慰她。她有心脏病、脂肪肝、肾囊肿、高血压，血糖也高，反正老年病她七七八八都有一点。今年遭受的打击，搁谁身上都扛不住。不过母亲看起来还算平静，脸上不是没有哀伤，但那是一种无奈的而不是绝望的哀伤，很像枯水期的河床，留下的只是洪水走过的痕迹，而不是洪水。不过，如果稍微留心，便会发现她身上与过去不一样的东西，那种人到暮年才有的对什么都无所谓，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既坚韧又枯萎的神情。
我们几个坐在母亲跟前，不知道做什么好。在农村，丧事一般都有人专门打理，何时哭，何时跪下来磕头，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得听他们指挥。我和大哥一起到家，一进门我们就站在小舅舅灵前哭，立马被人制止了，说我们靠得太近，如果泪水洒到小舅舅身上，他到“那边”还得受苦！我们俩止住哭，等待着被他们安排。仔细想想，这样虽然很不近人情，但也有一定道理，可以使悲痛一点一点地稀释——这是秩序的最伟大之处，它像一粒缓释胶囊，把欢乐和痛苦程序化，死亡被划分出了节奏，伤心只是其中的一个段落，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一会儿，两个舅舅把母亲喊到里间去了。我们坐在外面更加无聊。小舅舅的尸体还没入殓，摆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席子上。他穿着崭新鞋袜的双脚，看起来是那么生动，好像随时可以站起来跟我们走。只是朝上看，才意识到这只是一具尸体。他脸上糊着黄表纸，露出来的地方虽然化了妆，却依然是死亡的颜色。看着看着，我心里涌出了深深的惶惑和巨大的恐惧：这个我喊小舅舅的人，他到底是谁？我和他曾经有过的交集，有哪一点是值得回忆和珍藏的？有的人死后因被反复追忆而日渐清晰，而有些人，你越是回忆他，他就越模糊。
据说小舅舅穿的就是他那天去洗澡时拿的新衣服，很多人为此唏嘘和惊讶，他们对着小舅舅的遗体指指点点，我估计说的就是这个。可能是死了之后小舅舅总是绷紧的身体突然松弛了，我看着比印象中的他胖大了很多，也威武了很多。过去他每次到我们家来，总是故意紧紧地缩着身子，好像害怕侵占了别人的空间似的。他把双手夹在两腿之间，拘谨地坐在客厅里，看见谁回来都赶紧立起来，等重新让了座之后再坐下去。要是我两个哥哥在家，他们就把他接到自己家去。他一走，我们都会松一口气。
不知怎么的，大舅在里间嚷起来，声音大得吓人。立马，外面说话和哭泣的声音都停了，还有几个人跑过来，立在屋门外，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这次我就做主了，谁说也不行！”他声音里明显有着一股好像被压抑了很久的委屈。
我和两个哥哥赶紧跑过去，看见母亲坐在床沿上，大舅和二舅都站着。大舅扭着头看着墙壁的空白处，脖子青筋暴起。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尤其是在我母亲面前。我的几个舅舅都非常敬重我的父母。
原来是两个舅舅跟母亲商量着想把小舅舅的丧事办得隆重点。母亲的意见是，尽量简办，快到年关了，人手不好找，别太麻烦村里的人。二舅倒没再坚持，平时他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人。大舅不同意这么办，他的意见是：一要请一班古乐队好好吹打吹打，为三弟赶赶晦气；二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桑木棺材，越厚越好，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小舅舅。
“老三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啊！”大舅把手背拍在另一只手掌上，委屈又加上了悲情，“如果后事再安排不好，我们的脸面往哪里搁？”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你们的脸面？”母亲激动起来，然后抬头看看外面，声音小了下去，“如果你执意要弄，我也没办法。你姐夫走的时候，弄了个杨木棺材，也没见谁说什么。咱爹娘走，是二老自己提前看好的桐木板材。
人都死了，为什么非要弄那么好的棺材？也不是怕花钱，现在村子里找谁能抬动这么重的东西？”说着说着，母亲又激动起来，“尤其是这个古乐队，你不知道你三弟一辈子爱清净，不喜欢这咋咋呼呼的东西吗？”
大舅不听母亲说完，突然走出去，站在院子里，又说了一遍：“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啊！”母亲呆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再说，一直到吃饭都没动——农村的规矩是必须吃过午饭，过了午时才能送逝者上路——小舅妈过去劝她，她只说不想吃，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兄妹几个都没有劝她。我记得姥姥死的时候，小妹让她吃饭，她说：“现在你姥姥还在炉子里烧得轰轰响，你说说我怎么吃得下去？”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放下筷子，谁也不好意思再吃了。
把三个舅舅送出去当兵都是我父亲的主意，那时候不兴考学，当兵是走向革命道路的捷径，也是农村孩子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我父亲说，如果一个人不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锻炼一下，就是一个废物。后来我两个哥哥也都当了兵，还有一个上了战场，好歹捡了一条命回来。三个舅舅很争气，在部队都干得不错，如果我小舅不是迷失了政治方向，也会有一个跟大舅二舅一样圆满的结局——找一个城里的姑娘，生一窝吃商品粮的孩子，一直被国家包养到断气。
舅舅们争气得归功于我姥姥姥爷的家教。要说他们管孩子的方法既不新鲜也没有套路，主要是打骂，尤其是我姥姥，管孩子甚下得去手，不把孩子打改了就不撒手。也是奇了怪了，谁挨的打多，谁就越成材。让姥姥姥爷后悔不迭的，就是我小舅是老儿子，小时候挨打太少。
姥姥和姥爷两个人在做人方面那是没说的。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他们乐善好施。孩子们谁从外面带点好吃的回来，全村人吃不上的估计就只剩下他们两个。姥姥颠着一双萝卜头大的小脚，拿着东西送一个庄子。姥姥姥爷德高望重，满村子谁不知道姥姥家的儿女个个都争气？那时候农村人都买不起药，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来找姥姥姥爷借几块钱。谁家娶媳妇嫁闺女，手里措抹不开，也都是张口跟他们借。说是借，其实几乎没有还回来的。姥姥从来都是有求必应，跟个观音菩萨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小舅舅刚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母亲也跟父亲说过小舅舅进城工作的事。可任凭母亲怎么说，父亲就是不答应，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人在部队靠不住，在地方上就更靠不住了！“靠不住”是什么意思？现在的孩子们很少能懂，但在当时，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最要命的一句话——毛泽东说邓小平“靠不住”，几乎要了他的命——基于这样的理由，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所以小舅舅回来，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再后来，大舅二舅先后转业到地方上当领导，要说给小舅舅找个工作也不算什么。我母亲也跟他们提过，大舅二舅坚决反对——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分土地了，姥姥姥爷又在乡下，家里也得有人照应。小舅舅一直到三十多岁才结婚生子，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比较少见的，至于个中原因，各种说法都有，反正表面上看起来是高不成低不就。后来我看到二哥写的一篇怀念他的文章，说他进城的念头一天都没有断过；之所以后来结婚生子，是因为绝望。我未置可否，但也深信不疑。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政府卖城市户口，小舅舅背着哥哥姐姐东拼西凑了一大笔钱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有一次他到我们家来，母亲问他这事。他低下头，脸红了半天，到底没说一句话。母亲拿了点钱给他，他当时接下了，可走的时候又偷偷地塞在了母亲的枕头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