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
说诚信
信是个会意字，从人从言，为人传言即是信。今天大家常说的书信、信使、信息都还保留了这个意思，这是信的基本义，也是原始义。为人传言必须信实，否则便失去了传言的意义，于是信就引申出诚实、可靠的意思。今天讲信用、诚信、守信就都是这层意思，这是信的引申义。诚字是一个形声字，从言成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个会意字，成言为诚，成者就也，就是说讲好的话，可以实行的言才是诚，所以诚也就有了可信、实在的意思。《说文解字》诚信二字互训，“信，诚也。”“诚，信也。”说明这两个字的基本意义是相通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字都从言，由此可见它们都跟说话有关。因为说话才有这话可靠不可靠的问题，才有所言与所指（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能指”和“所指”）是不是一回事的问题，所言跟所指一致才是信，才是诚，否则便不信不诚了。
所言跟所指一致，才能办事，如果所言跟所指不一致，那就什么都办不成了。比方说，请你倒杯茶，你以为是搬个凳子，说三点钟开会，你以为是四点钟跳舞，那岂不就天下大乱了。所以孔夫子说为政（搞政治），第一件事就是要“正名”。所谓正名其实就是保持所言跟所指一致。他的学生子路说老师把正名摆在第一位未免太迂，被孔子骂了一句“野哉”，接着孔子发了一大篇议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年轻的时候不大读得懂这段话，后来才明白孔夫子这段话说的实在是至理名言，一点都不迂。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于言无所苟”，这就是信，这就是诚。反过来“名之不可言”（提出一个主张，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言之不可行”（说一堆不切实际的话，根本办不到），“苟言”（随便乱说，或说一些无用的话，言不由衷的话），这就是不信不诚，是为政的大忌。文革中政坛流行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就是典型的“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苟言”，那结果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就是几乎亡党亡国。文革过去三十年了，但是“假、大、空、套”还没有在中国绝迹，尤其是套话，时下还颇流行。
孔子还说过要搞好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三件事，第一是“足食”（让人民吃饱），第二是“足兵”（有一支足够保卫国家的军队），第三是“民信之”（让老百姓信任政府）。他的学生子贡问老师，如果这三件事不得已的时候要去掉一件，先去掉什么？孔夫子说：“足兵。”子贡又问剩下的两件事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件，那么先去掉什么？孔夫子说“足食。”而“民信”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去掉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年轻时读这段话也不大理解孔夫子为什么把诚信看得这么重要，现在也明白了孔夫子说的的确是至理明言，跟前面的正名是一个意思。
请想一想一张钞票为什么可以买到一堆东西？这是因为它有整个的政府系统（军队、法律、警察、监狱等等）在后面保证它的“信用”，一旦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不能维持保证“信用”的功能，那么一张钞票就不过是一张印刷精美的纸而已。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前发生的“金圆券”事件就是一个不太久的例子，上午发的薪水下午就贬值一半，到最后一麻袋的钞票就不过是一麻袋的废纸，这样的政府还能不垮台吗？
诚信不但是为政的第一要着，也是为人的第一要着。孔子的弟子曾参每天要反省自己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说话不算数的人，甚至说假话的人，是没有人愿意跟他交朋友的。跟一个人打交道，却老是要提防上当受骗，这不是太累了吗？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大家都所言非所指，这不是太恐怖了吗？严格地讲，人和人之间如果缺乏基本的诚信就一天也过不下去，不能交朋友，不能做生意，也不能办任何事情。明明是鹿，却说是马；明明说是治病的药，却是一堆无用的糖丸；明明说是营养的牛奶，却有致命的三聚氰胺。论文可以请人捉刀，学位可以用钱买，明星可以包装，连院士据说都可以集体打造，那么还剩下什么东西是货真价实的呢？什么东西是可信的呢？如果什么都不可信，那么这社会还如何正常运转呢？所以孔子感叹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輗读泥，軏读月，均指车杠与车衡衔接的销子。）
我们不敢说今天的社会已经诚信荡然，但说诚信匮乏、令人忧心总不算过甚其辞吧。谁为之？孰令致之？我以为首当其责的是为政者，是身居高位的人。只用“阳谋”二字就可以令天下读书人丧胆，高明则高明矣，无奈“诚信”二字也就跟着被逐出我们的字典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陂陀从迹以至，非能骤溃。”（章太炎语）今日之事，其由来渐矣。呜呼，哀哉！
也谈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了。近二十年来国内有一股陈寅恪热，关于陈寅恪的书出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会开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话题更是谈了很多，学术界无不推崇陈寅恪是一位大学者，真正的学者。但是说实在的，对于陈先生的学问，我们其实知道得并不多（当然史学界专门研究陈先生的例外）。陈先生曾经下过大功夫研究过的十几种已死和半死的外国文字，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去接着研究。人们之所以推崇陈先生，包括我在内，其实只是欣赏他所标举的十个煌煌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这就很够了。
中国人丧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很久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时代，一切言行都要“征圣”、“宗经”，当然谈不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在不久前（三十年前吧），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思想要统一，行动要听指挥，要甘当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要甘当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在这样的时代，奢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付出挨棍子、戴帽子、坐牢、杀头的代价的。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一顿“阳谋”，就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打断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被中国知识分子忘记了。只有一个呆呆的陈寅恪（当然也还有几个呆子，像张志新之类）坚持到死。而今天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陈寅恪，其实只是在零零星星星地、一点一滴地、依依稀稀地回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而已，就好像一个植物人苏醒过来，慢慢恢复记忆，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
但高兴之余我总免不了感到一丝悲哀，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应该是一个“人”（非木石、非牛马、非奴才）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吗？尤其是现代人，如果连这十个字都没有，还能叫做一个文明人吗？鲁迅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奴性很重的民族，他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话很沉痛，大抵上也是事实，但不应该忘记中国人也向来有不甘心当奴才的，孔子就是第一个。从前有些人攻击孔子提倡君君臣臣，是要人给君王做奴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君君臣臣是一种双向的要求，即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并不是单方面要求臣怎样怎样。所以孟子后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说纣只是一个匹夫，而不是一个君王，因为他做得不像君王的样子。孔子其实是一个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更发挥孔子的思想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做到这样吗？至于以后的“孔孟之徒”是否具有这样的精神，那是“孔孟之徒”的事，不是“孔孟”的事。
我以为一个现代人，不论职业为何，学问大小，身份高低，只要自认是一个文明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最起码的标准。令人悲哀的是，在咱们中国，这样起码的标准竟然没有多少人具备，竟然要一讲再讲，竟然还有人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竟然还有人似懂非懂，不大明了它的意思。有人理论上不反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是一实践起来，便糊涂了。有人遭到一点打击，遇到一点挫折，这十个字就不见了。有人在金钱面前，有人在长官面前，有人在配偶面前，这十个字也不见了，而且还心安理得，认为理所当然。
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多么低的要求，又是多么高的要求；是多么应该办到的事，又是多么难办到的事。人们发现，他们心底多么佩服和羡慕那些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很难做到，富贵不淫，难；贫贱不移，难；威武不屈，更难。连河东狮吼都足以让人不敢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呜呼，“独立”、“自由”说起来容易，行起来何其难哉！
所以我们要谈陈寅恪。陈寅恪寄托了我们的希望，而谈陈寅恪可以掩盖我们的胆怯；陈寅恪是我们的偶像，谈陈寅恪是我们夜半行路时给自己壮胆的口哨。
糊口一生实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