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
1
两年前，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你现在做媒体，但身份和事务又多元化，包含作家、电视新闻人、公共知识分子等，我有个疑问，以你的精神背景和价值立场，似乎很难和体制内主流媒体发生关系……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个疑问，代表了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好奇，或者说直觉上的担心。我的解释大致是：我厌倦了书斋里的表达，尝试着突围，想做些深入和具体的社会介入，做个有“技术”含量的思考者，做个有“行动”品质的意见者。新闻媒体，无疑是最佳平台，虽然在中国当下，新闻理想，恐怕是所有职业理想中最受委屈的一种，但对近距离和零距离观察体制内情，是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我还断续表达了这样的体会：
关注当代中国和诉求变革，须学会从细节上观察，从微观上努力。对公共事件、社会矛盾和民生焦点，须注重个案还原、真相调查和数据积累，从技术上解析旧的制度设计，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新路径……这非常需要学者兼做记者的事、记者兼做学者的事。新闻界和知识界，两种资源的结合和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言论的命题质量、精准度、号召力和致用性。这一点，确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那时候，新闻界和思想界的事，基本上由文学界自告奋勇承包了，新闻职业化远未形成，有个显著例子，即“报告文学”的繁荣，其实它是以文学之力完成了记者任务，相当于如今的深度新闻调查和研究型纪录片。但时至今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领域之繁密性，需要越来越专业的介入，像九十年代那种杂文精神的泛批判、文人化的抒情和喻指、学院派的纯思辩、托梦于大制度的全景式幻想，皆显务虚和柔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到了最佳出场时机。我们的工具箱里，最缺的恐怕是技术理性和实践设计，我们的队伍中，最缺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费孝通那类田野学人和行动主义者。“制度”不是一组政治虚数和幻灯片，而是一座有无数构件和程序的实体，变革需动脑，但更需动手。机械师式的动手，尤其现在，似乎更急需动手。很多响亮的声音，或许具备思想品质，但未必有行动品质，因为它不提供方法和路径，只追求批判的语言成绩。当今知识界，“动脑”与“动手”往往是分离的，立场分离、资源分离、阵营分离甚至怀揣敌意，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旧习和成见。近年来，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发达，精英主唱的启蒙时代已结束，公众认知和民间思考的水准已相当高，对于宏观的社会远景，大家都清楚应如何、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办”和“我怎么办”，在于对当下社会路径的判断和个体人生方案的选择，即如何“动手”？社会如何动手、个人如何动手。
采访中，我还被问到：在为主流媒体服务的同时，你不担心自己变保守、甚至被它的价值观同化吗？
庆幸的是，在我身上，尚未看出此迹象，这并非“出於泥而不染”，原因有二：一是我区分了个体意见和公共传播、自由写作和职业表达，两个系统相对独立，保持安全距离。二是央视是个庞大系统，各单元都有自己的定位，都强调差异性竞争，并无所谓的统一价值观，多数情况下，它遵循的是传播规律和专业准则，因为它要对收视率负责。比如日常选题，领导并不指令你必须“做什么”，其职责体现在出口即审片上，乃后置性的，或者说它更强调“不做什么”，这个“不做”的标准，可能来自外力，也可能来自专业。
至于“保守”，若它的对立面是“激进”的话，我的体会是：你对中国社会了解越多，沉潜越深，愿意承担的责任越大，越会自觉地选择“保守”，因为你会真诚地考虑如何改革收益降低成本。
总之，从写作者到媒体人，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即以上所说，“偶然”是恰逢受邀。2003年“非典”之际，央视新闻评论部成立新闻频道，要做一档有纪录片品质的新闻栏目，由于深夜播出，选题空间和自由度相对大，在一番犹豫和考察后，我接受了邀请，担任栏目指导。
2
很多朋友对我说，近年来，几乎不看电视新闻了，尤其央视等主流媒体。我理解这种反应，作为新闻意义的媒体，中国电视的成绩太不尽人意，比纸媒逊色不少，若没电视剧和娱乐撑着，恐怕电视机卖不过收音机，更甭比电脑了。其实这是好事，说明在信息获取上，人们对传统媒介的依附性消失了，如此，亦将刺激和倒逼传统媒体的思变与开放，尤其官媒将不得不面对市场叫板，从政治化向专业化靠拢。
“体制内主流媒体”，这是个中国特色的说法，是个被默认的不规则概念，通常指新华社、央视央广和《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但无论电视还是纸媒，它们的当下生态都差不多，皆秉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方法，此两端即政治功能和媒体属性。这是被规定的境遇，也是被认可的策略。对于我曾介入并了解的央视新闻，我有一个比喻，“需要和猎物商量的猎人”，其实，该说法同样适用于其它主流媒体。
央视频道和单元众多，体系庞大，结构复杂，且充满周期性变数，整体上谈它不靠谱。我下面说的不是全台资源，不包括娱乐体育影视科教等，仅指新闻频道，特指它未改直播前的栏目状态，即由《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新闻1+1》《新闻周刊》《世界周刊》《纪事》等组合的那个晚间状态。该周期的始末标志为2003年“非典”和2008年“汶川地震”，也是至今有持续影响力的一个周期。
大凡主流媒体，其话语系统都有个特点，即语言的雕饰功夫和装修能力极强，当然属于无奈。它们中从不乏优秀和良知之人，可惜的是，其大量光阴、智力和才华被“拿捏”“分寸”“火候”“平衡”“谴词造句”这些工序给消耗掉了，这是个悲剧，但是个值得同情甚至尊重的悲剧。你若用心看，它呼之欲出的东西，和那些最尖锐的报刊声音或民间立场近乎同质，但粗一搭眼，你就会怪它，怪它为何糖衣？为何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为何不将军只拱卒？其实它尽力了，甚至是拉了满弓的，但由于瞄准时间过长而泻了力，它要瞄了再瞄才行，因为它要对事实、方向、观点、预后、舆论引导等“高度负责”。若把批评型报道比作打猎，央视属于那种通常需要与猎物商量和谈判的猎人，虽然它的战利品中以小动物居多，但你若见一只滴血的老虎，仔细勘察，其身上多有CCTV的箭头，但并非要害部位。我告诉你，那就是它心目中的十环，其目标就是使之负伤而非致命。难道负伤没意义吗？
遗憾虽有，但从传播角度，它的受众广啊，承接面和受力范围大啊，且它影响的是最普泛的大众和基层权力领域，并非知识精英，这个层面的人很少看电视了。一个农民或乡镇长或某局长，他可能不看《南方周末》，但他会消费央视或人民日报，习惯了啊，公费订的啊，公家言论啊，看了他就会想，原来这个事人家是这么认为的，无形中即接受了一份价值观。这个作用力非常大，因为来自他依赖、信任或者说习惯于服从的媒体，双方是对称和衔接的，型号匹配，渊源深厚。众所周知，主流媒体常被习惯认为其观点是权力支持的，是政策的助手，所以体制内的受众接受起来，即少许多犹疑和顾虑，就像从前惯于从“两报一刊”获取权威信息一样。从传播学和社会学上看，该功效非常大。
在中国，政府职能履行得如何，只须看看媒体前聚集了多少上访者，只须看看有多少信任票投进了媒体票箱，虽然该箱子是纸糊的，四下漏风。（在媒体自己尚未被《新闻法》正式确认、本身权利尚无保障的背景下，反而被民间赋予了权力色彩和诉讼功能，这有点荒谬，但确是现实。）百姓喊冤何以投奔媒体？因为公权力欠账太多，司法欠账太多！而法律恰恰是生存安全的第一盾牌和掩体，一个人唯信任法律才会有安全感，指望媒体恰恰说明安全感丧失。央视东门外，每天堆满了举状纸的人，大凡在台址外办公的栏目组，几乎没有敢公示地址的，否则就会成为接访处。在全国媒体中，央视恐怕是最吸引上访者的地点，为什么？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其舆论监督力度（这甚至是其弱项），而是在民间印象中，它和权力有衔接，有一种对口关系，有立竿见影的传声功能和垂直干预效果。就像我们遇到棘手的麻烦，未必找最信赖、最正派的朋友，而是找有关系有路子、能递上话的神通广大者，何况当事人想解决的不是所有人的问题，而仅是自己的问题。这种解决有限问题的能力，恰恰是主流媒体的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