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亨利希·曼致敬
施京吾
不久前，秘鲁作家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小弟兄立刻发给我一堆略萨的作品目录，说：你看，他写得多好多好——我当然不会否认略萨有多好（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好），而且，我对他的某句话还颇感兴趣，他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只是目前我并不打算关注他，我眼下关注的是人们不太容易想起，或者已经忘记了的德国作家——亨利希·曼。隆重而慎重地介绍一位过气的西方作家，对我而言，算是一次破例。
也许是我们太过热衷现代和时尚，也许压根就是我们的阅读品位下降，亨利希·曼在中国的“可阅读性”不知还剩几何，其名望足够潦倒，倘若再以“获奖”与否作为文学成就的评判标准，他甚至不如弟弟托马斯·曼，托马斯·曼以《布登勃洛克的一家》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尽管亨利希·曼现在过气，并不意味他真的“不行”，他的代表作有《种族之间》、《臣仆》、《垃圾教授》、《亨利四世》、《首脑》、《穷人》等等。其中《臣仆》、《亨利四世》、《垃圾教授》堪称世界名著。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被称为“本世纪以来德语文学最杰出的作品”，而亨利希本人则是“创造我们全体的大师”。他并非浪得虚名。不过，文学成就仅仅是他伟大的一部分，他伟大的另一部分，正如略萨所说“小说需要介入政治”——亨利希·曼在这个方面极具典型，更加具有显著意义——他以一个作家身份，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统治进行了顽强抵抗。
作家与政治的结合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左拉，他不仅写过《娜娜》，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还写过光彩照人的《我控诉》；我们所以能记得昆德拉的《玩笑》、《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也与他受到过极权统治有关；奥威尔和索尔仁尼琴之所以令中国读者有“如雷贯耳”的感觉，更是因为前者写过《1984》和《动物农庄》，后者则写过《古拉格群岛》和《红轮》；而这位新近获奖的略萨，更直接跳上政治舞台，与藤森竞选起秘鲁总统。如果说到中国作家与政治的联系，我依然会想到浩然——他的《金光大道》是一部典型图解政治的作品，其作品本身就能准确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这，也是一种“介入”，一种功德。
亨利希·曼与政治的连接体现在他与法西斯纳粹主义坚定不移的斗争中，其目光之尖锐、下笔之犀利，不能不给人以油然而生的敬意。
“愤青”亨利希
亨利希·曼于1871年3月27日出生在德国汉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极有名望，若想了解他的家族史，可以参看其弟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译林出版社，傅惟慈译，这是一部家庭小说）。亨利希出生在一个微妙时刻，1月18日，普法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德意志，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宣布德意志国建立——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个完整的统一国家形式呈现在世界面前。德意志国的建立，使德国民众陷入极度狂欢之中，并且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恶性膨胀，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少年亨利希便有了阅读的爱好，他14岁开始写作，16岁写出第一部中篇小说《证明》，并开始诗歌创作。此后不久，他离家自谋发展。
德意志国家主义对年轻的亨利希有着深刻影响，用网络上的流行词来形容，他也是个当仁不让的“愤青”。他在给父亲一封推荐剧作《奎佐夫一家》的信中说：“我相信，这种民族戏剧的形式是使德国剧坛复兴的唯一途径。”他否定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满心欣赏日耳曼传说和德意志历史中高大完美形象”，亨利希在1890年2月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愿上帝保佑皇帝和俾斯麦。六十名社会主义分子和九十多个中央党人要进入帝国议会了，和多数派一起执政可不会是件轻松的事情。”这封信表明了他作为一个贵族阶层“对皇帝的忠诚”。他甚至进一步表示：“我义无反顾地认为，奥托·冯·俾斯麦所造就的德国，已经成了地球上一块保守的乐土，它永远摆脱了威胁。”国家主义的情结在亨利希身上十分浓烈。
1895年4月，他在《二十世纪，德国的方式和福利报》担任了为期一年的出版人，这份杂志具有半官方色彩，在内容上“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崇拜和黩武主义、反议会主义、种族优越论以及非理性天命论——一应俱全。”此时亨利希本人的观点则“反动至极”，他经常用文字诋毁李卜克内西、攻击倍倍尔这些社会主义者。晚年的亨利希·曼承认：“我当时必须与自身太多的‘日耳曼式’的模糊性和偏激性作斗争。”那时，他崇拜尼采，完全臣服于尼采的“强力意志”，亨利希·曼与德国的流行思潮保持一致——赞赏英雄和美。
但亨利希在《二十世纪》最后时期却开始了思想的反省，他在该刊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政论文《被盗的文件》，对不久前还备受他尊敬的家庭、等级、国家产生了怀疑。
1896年10月，亨利希离开德国抵达罗马，开始一段离群索居的生活，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眼光投向法国小说，“开始研究法兰西革命的精神财富”，在思想上，他把青年时代所崇尚的理想“一一丢弃”。
亨利希·曼的创作进入一个高峰期，连续写下了《懒人乐园》、《女神或阿西公爵夫人的三部小说》、《皮波·史帕诺》、《爱的追逐》，尤其在《皮波·史帕诺》这个中篇小说里摆脱了对尼采的崇拜，因为他察觉到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内在精神上的联系。
此后，亨利希·曼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具有了法国小说的传统风格，被称为“德国的巴尔扎克”。非但创作风格上如此，他的政治思想更加信奉自由、民主、人权，走上了共和主义者的道路。1904年10月8日他发表宣言，表示拥护法兰西共和国，高度赞颂民主生活方式，他以“一名对法兰西共和国深怀感激之情的作家”的身份写道：“共和国并不是通过‘外表文明’而可以实现的。法兰西民族经过不屈不挠的抗争才建立起共和国：他们凭借的是心灵深处对人权的坚定信念；是一种批判的执著精神；是纯洁的智慧本能，因为这些本能禁止人们把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分离开，禁止人们由于生活安逸、有利可图而变得苟且偷安，容忍一种被精神抛弃的国体。”人权和民主成为亨利希本人追求以及他对德意志国的要求。
兄弟阋墙
德意志统一以后，在整个德国弥漫着极其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这种情绪的特征在于，德国民众信奉一个强大、统一、具有征服感的大德意志帝国，他们对德意志强大充满迫切希望，而且希望无止境地强大，德国人心中怀着统一欧洲乃至世界的目的，这为后来法西斯纳粹主义在德国的盛行开辟了道路。而亨利希·曼的共和主义思想，首先在世界观上与自己家族产生了分歧和分裂。先是自己的妹妹尤莉亚，不能接受哥哥对德意志国家主义的强烈批判，与之断绝来往，其后是弟弟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对哥哥的思想转变颇不以为然：“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总觉得你的世界观不大可能发展为自由主义”，而亨利希则从弟弟的作品中察觉到他有“反对人权第二要求，即反对平等的倾向”（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共和国的特点就是平等——笔者注）。并不点名对弟弟进行了严厉批评，把他称作“背信弃义的文人”、“他们仅仅将对人民生活的了解看成自己阅历丰富的标志……他们不了解民主，蔑视民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兄弟之间世界观分歧的全面爆发。此时的托马斯几乎堕落为一个沙文主义者，其观念和国家主义如出一辙，他公开宣称忠实于民族及其国体——这距纳粹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把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称为“我们的社会帝制”，用“德意志精神”表达对战争的歌颂。战争开始不久的1914年9月18日，托马斯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由德国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伟大的、正义的、并且是庄严的人民战争”，对弟弟所表现出的极端思想，亨利希“怀着愤怒和痛苦的心情”与弟弟断绝了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