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延安，位于黄土高原中南部、陕西北部，距古都西安三百多公里，属黄河中游地区。
延安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黄帝崩，葬桥山”，延安南部的黄陵县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的陵寝地。“龙的故乡在黄陵”，桥山是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民族圣地。而延安人民是中华民族的守陵人。“禹治水，壶口始”，离延安城一百多公里的黄河壶口瀑布，雄浑壮美，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大禹治水的头功之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延安因其“襟带关陕”、“五路襟喉”、“边陲之郡”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古代名将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杨家将等在此大展文韬武略，上演出一场又一场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壮烈史剧。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大门吴起镇。
这时的凯丰，随中央机关行动，参加了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直罗镇战役。这一役，歼灭围堵红军的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奠基仪式。
一九三五年九月，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年十一月，担任刚刚恢复工作的青年团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也是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秦邦宪任主席，凯丰任粮食部部长。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凯丰参加了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后，一九三五年又继续南进，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变华北为第二“满洲国”。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这种紧迫的形势，要求中共中央迅速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然而，从长征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直被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围追堵截，与外界基本断绝联系，与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电讯已中断近一年之久，很难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变化。这对中共中央准确地分析中国的政治局势，作出重大策略是有很大影响的，此时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任务，虽然《宣言》已通过法国巴黎《救国报》传入国内，但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却不了解。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根据世界反法西斯的紧迫形势，批判了关门主义，提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了让中共中央及时了解到这些重要精神，共产国际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国，来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张浩装扮成商人，历经艰险从莫斯科经外蒙回到陕北。张浩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大上所作的报告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的内容。为安全起见，张浩回国时没带文字材料，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竟将会议内容传达得非常完整。《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对中共中央全面准确地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调整自己的政策作出重大的策略转变，和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址就设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张浩、杨尚昆、罗迈等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同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总的决议》。二十五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在讨论政治决议时，对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要不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凯丰在会上认真听取了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深刻领会了会议精神，参与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的拟定，并坚决拥护会议的两个决议。
一九三六年一月，凯丰任中央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年七月任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主任是毛泽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一九三六年二月，凯丰随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从延水关至河口渡过黄河，参加了东征。
同年十月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我党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事变。
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
在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离开延安地区保安县，十二月十八日进驻延安城区。
一九三七年二月，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西安事变爆发期间，国人尤其是广大年轻人，面对内忧外患，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极“左”者认为不能释放蒋介石，极右者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深入人心。延安灯火，彻夜不熄，中央领导人在夜以继日地操劳着。
这一天，毛泽东来到凯丰住处，要与凯丰商量统一战线方面的宣传工作。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看到凯丰在思想行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毛泽东格外高兴。毕竟，凯丰在苏联学习多年，有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这对中国革命很是需要。凯丰经过大革命和长征中血与火的考验，革命意志坚强如钢。凯丰血气方刚，坚持原则，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难能可贵。凯丰文化水平高，政策观念强，领会主要领导的意图敏捷，又如饥似渴吸收新事物、研究新情况，这对宣传理论战线的负责人格外重要。喉舌作用，党的主张得靠人先“说”出啊。遵义会议后，在跟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凯丰发现苗头敏感，立场坚定，斗争果敢，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意志。对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张闻天面前夸奖凯丰，说凯丰是可造大材，可堪重用。是的，在懋功，在写《列宁论联邦》那洋洋大书的篇章时，寒风凛冽，凯丰席地而坐，在低矮的土砖屋里，双臂伏在弹药箱上，借着昏暗的马灯光，焚膏继晷，奋笔疾书。这一情景，被顶着星光、踩着月色悄悄出来思考问题的毛泽东看见。万籁俱寂中，毛泽东面对凯丰，心里感叹说：“萤窗雪案，全神贯注，哪有不‘笔落风雷动，诗成泣鬼神’之理啊？”
今天，毛泽东走进凯丰家窑洞之时，凯丰刚吃午饭。见毛泽东突然到来，凯丰赶紧放下饭碗，站起相迎。
毛泽东问：“下午一点多了，怎么才填肚子呀？”
凯丰说：“赶一篇稿子，怕断了思路。”
“唔，灵感如闪电，稍纵即逝嘛。”毛泽东边说边点头，满脸笑容地走近饭桌问：“吃的什么饭呀？”
凯丰让到一边说：“没吃饭，吃的是小米粥、窝窝头。”
毛泽东“扑哧”一笑说：“小米粥、窝窝头就不是饭啦？”
凯丰一愣，之后，以手拍额笑了说：“看看，我这个吃惯了大米饭的江西老表，总不习惯把米饭以外的粮食当饭看。”
毛泽东说：“我也一样。那年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总喜欢问人家吃什么菜，问得北方人莫名其妙。北方人吃菜的种类，并不像南方人这么多，他们多的是饭的品种，比方馒头、包子、面条、油条、煎饼、饺子等等。后来我才知道，我应该问人家吃的是什么饭，人家才好回答。这叫在什么山，只能唱什么歌啊。”
凯丰说：“是啊，小时养成的生活习惯，就是很难改过来。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有时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也没什么不好，像你和我，不都反抗过不准我们读书的父亲吗？结果怎么样？在我们的勇敢坚持面前，他们都妥协了，让步了！他们的妥协让步，不是让我们反抗强权霸道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吗？不是让我们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了吗？”
毛泽东的话使窑洞中的气氛和谐了起来。
一边立着的廖似光，赶忙把自己的凳子让出来，搬到毛泽东跟前说：“泽东同志，请坐。”
毛泽东转过头来，笑容满面地对廖似光说：“似光啊，窑洞里只有两张凳子。你把凳子让给我，你能站着吃吗？”
廖似光玩笑着说：“我听您说过，站着吃饭可以多吃一些，我今天想站着试一回。”
“是吗？哈……”廖似光的话引得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起来说，“湖南和江西都流传一句俗话，叫做‘雷公不打吃饭人’。可见吃饭人的身份很大哟。你饭没吃完，就把凳子让给我，我如果坐了不有违天理了吗？”
“哈……”凯丰夫妻俩都被毛泽东逗乐了。
毛泽东止住了笑，指了指桌上的饭菜对廖似光说：“叫勤务员把饭菜热一热。凯丰同志肠胃不好，应当少吃冷东西。”
凯丰感激地问：“泽东同志，你有事？”
毛泽东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这些人有永远做不完的事呢。”
廖似光赶紧与勤务员将饭菜弄去加热了。
毛泽东坐了下来，也招呼凯丰坐下：“凯丰同志，我看了你昨天发表在《解放周刊》上的大作。那篇文章，对西安事变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有很好的导向作用啊！……”
毛泽东所说的那篇文章，是凯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发表在《解放周刊》上的《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这篇文章，对抱有极“左”或极右态度的那部分人进行了纠错和规劝。文章指出：从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北方青年就开始一个针锋相对的立场。这两种立场于北方青年运动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利。极“左”派坚持不主张释放蒋介石先生，极右派则坚持主张武力讨伐。这种对立态度的发生，不应当责备一方面，而应当责备双方面。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面看法的胜利都是中华民族的损失，而使得日本“渔翁得利”。极“左”派既不能代表共产党的主张，因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我想极右派也不能完全代表国民党整个立场，因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开明的人士都是主张和平解决。这两派的争斗只能说明他们双方的幼稚，表现出青年的暴躁，以及缺少阅历。如果双方面都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由这种因幼稚行动而引起的误会，理所应当自动化除，使北方青年运动重归于统一的一致行动。……愿北方青年以抗日为重！在团结救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这样的文章，你这个宣传部部长应当多写几篇，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嘛。”
凯丰说：“我怕不能完全阐明中央的意图。”
毛泽东说：“你都说不明白，延安还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你可是党内的笔杆子。应当多写，还要动员其他同志一起写……”
其实毛泽东不说，凯丰也在悄悄地写，今天赶的这篇稿子就是这方面内容的。
凯丰没有辜负毛泽东寄予的厚望，接下来又写了《寄语北方青年》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解放周刊》上。
在《寄语北方青年》中，他写道：“对于北方青年运动的希望，已经在《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那篇文章内，将我们的基本的意见提了出来。……在最近的事实来看，北方青年的大多数，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北方青年应坚持既定的方针，即是以抗日为方针，以民主为方法，继续地努力，以达到青年的团结统一。……”
凯丰这一阶段撰写的大量文章，对诠释我党抗日方针，壮大我党统一战线队伍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十四、敢于斗争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央在延安安顿下来后，开始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清算。
其实，对张国焘错误的性质，早在保安红军大学时，毛泽东就在给红四方面军人员的授课中作了定论。毛泽东在这个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了过来。”
尽管张国焘当时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毛泽东任主席），但是听了别人告诉他毛泽东作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后，他认为自己日过中天，大势已去，认为不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检讨是过不了关的。因此，他斟字酌句，向中央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在检讨中，他列出了自己五种错误观点：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客观情况，过分估计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观错误。
第二，抹杀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
第三，过分估计了第五次反“围剿”所受的损失，因而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北上方针理解为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提出在比较更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另一战略。
第四，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面建设工作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导致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