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支队是一支英勇善战、充满智慧的队伍。这里面个个都是身材魁梧的汉子，身上有股北方人的豪气。
这一次他们在平家沟这个地方和敌人布开了战场。平家沟并不是一条沟，而是一块荒地，杂草丛生。四围有几株大树，每年春天会开一种白色的花，香气撩人，远近都能够闻到，因为这几株树，这个平家沟变得家喻户晓。鬼子开始以为对方只是五六人而已，于是很嚣张地把队伍开进来，以为可以像抓小鸡似的把对方给活活抓住。
哪知道他们这一次，面对的是六支队。六支队是出了名的铁军，不仅仅是铁军，还是水军，像水一样灵活多变。
你进他退，你静他打。让你像个丈二的和尚，一时间晕晕乎乎，摸不着东南西北。鬼子这时候长驱直入，哪知道深入了他们的埋伏圈。
周围是没膝盖的杂草，忽而一个身影从对面杨树上闪过去，鬼子朝那边开了两枪，忽而又一片安静。
乌鸦从树背后嘶哑地呀了一声，鬼子的汗毛都站立起来，等他们惊悚得浑身上下肌肉紧绷发酸，双腿战战时。一片火光从后面林子里飞过来，鬼子一时间像片竹林似的倒下去。没两下，全都给干掉了。
这一战给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一记响亮的耳光，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励。
这一年，文水县在西山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新上任的县长叫顾永田。顾县长发了布告，准备在村子里宣传一下当前的抗日形势。还要给老百姓减免苛捐杂税，在各村子改造村政权。
前天夜里驴打滚在床上一直睡不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看窗前的大月亮，月亮是越看越怕，好像里面有鬼似的，最后只好翻身面向另一侧睡。驴打滚是村子里有名的地主，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家里养了一大群跑腿的，整天东家西家收租收粮。
过去办公事的是财主，现在全是贫穷的庄稼汉。村子里还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云周西村到处都在做抗日救国的事，唱抗日救亡的歌。日子实实在在成了老百姓的日子。
顾县长上任不到一年时间就在老百姓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人们称赞说这是个万里挑一的好县长。村子里有人家过去用来供奉神位的地方现在居然供奉起顾县长来了。
1939年春的一天，顾县长来到云周西村，街上的锣才敲了一遍全村上下就沸腾了。
大家听说县长要在槐树场开会，男女老少都积极地去了。
这天胡兰听说县长来开会，吃完饭就急忙洗刷，急得差点儿把一个大碗给摔了。大娘看出了胡兰的心事，就说：你走吧，我来收拾。一听这话，胡兰就放下了手里的活儿，高兴地走出了家门，急急地向着大槐树场走去。她边走边想县长是啥个模样，为什么会有这么能干。她走到会场，会早开了，场子上人群像墨点子一样，四周围墙和树上也都爬满了人。
胡兰从人群缝中挤到前面，这才看到，厂棚前摆了一张桌子，有个人正在演说。演说人穿着军装，打着绑腿，腰里插着一支手枪，枪柄上系了一束红绸布。胡兰心里嘀咕，难道这人就是顾县长？
胡兰看这人眼熟，脑瓜子转了一圈，才想起上午出门在庙会上遇见的那个人。胡兰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听见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胡兰知道，部队都有个勤务员，那县长又会是谁呢？这个疑问一直在胡兰的心中徘徊不去。
想了好一阵子，胡兰觉得不对，勤务员无论如何也镇不住这么大一个场子，面前的这个人在台上谈笑风生，一点也不像是个勤务员。
胡兰双眉紧锁着。掌声一阵接着一阵翻腾起来，胡兰越想越觉得不对，咂了一下舌头，终于明白了。原来台上的这位就是自己要见的县长。
忽然有几个年轻人因为在兴头上私下里嘀咕起来。周围的人就嫌他们太吵闹了，妨碍到他们的听讲。
有人提出来：小点声议论，听县长的。
胡兰刚才的疑惑被彻底打消了，两只耳朵竖得更高了，像两根接收信号的天线。这时整个会场异常安静，像用清水洗过一遍，干净、透明。任何微小的声音都被这种透明的静放大着。
顾县长的话更是一字不漏地渗透到每个人的耳朵里：一定要认识到的，鬼子迟早要消灭。但这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倒日本鬼子要做长期的打算，一时半会儿是很难看到成绩的，毛主席现在教导我们要开展持久战。
胡兰全神贯注地听着县长的发言。
大家听得时而点头，时而把拳头握得紧紧的。有时整个会场会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那响声像碎银子般的掉了一地。
她也把手心对准猛地击掌，她的小手拍得红红的、麻麻的，但她一点也不觉得疼。革命的热情在她的身体里涌动着，使她完全忘了什么叫做痛。
台下群众的血液沸腾之后，又安静下来。县长的话又一句一句地响亮起来。
“父老乡亲们呀！我们要想把鬼子赶回老家去，没有自己的队伍一切口号都是空喊。不仅要有队伍，同时也要有粮食做保障。想想看啊，假设战士们的肚子成天挨饿，吃不饱，哪有心思和力气去和敌人搏斗较量。我们虽然不能上前线消灭鬼子，和鬼子拼刺刀，但我们可以种庄稼。县政府现在就决定减租减息，鼓励大家把庄稼地给种好，多出一担粮，多织一卷布，这也是在报国呀，乡亲们说是不是？”
立马下面就钉子一样地说是。
晚上，奶奶、爹爹都在屋子里议论今天的这场精彩的演说。奶奶大字墨墨黑，小字认不得，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写在纸上是个啥样子。但是她知道顾县长演说得好。她说这话，并不是出于跟风。奶奶也是个有骨气的人，她恨透了地主老爷，奶奶头上现在还有一道深深的伤疤，几厘米长，她恨透了日本鬼子。
在她的观念中。好人应该保佑活到120岁，坏人必定没有好的下场。爱便是爱，恨便是恨。她爱一个人可以爱到死，恨一个人也可以恨到死。绝不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
像奶奶这一辈的人，就是这样，活得简单、自在、纯粹，看上去也很清爽、干净。
胡兰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从头到脚也是这一副脾性。
“顾县长穿着军装，打着绑腿，腰里插着一支手枪，枪柄上系着一条红绸布”，这是刘胡兰心中顾县长的形象。
不仅如此，胡兰还觉得这个男人很帅。
他的这种帅是从骨子里露出来的，并不是从外表上看出来的，真正的帅是装不出来的。他留着八字须，眼睛炯炯有神。身材魁梧高大。
可惜这么个帅气的人只能见这一面，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刘胡兰真的没再见到过他，因为这个高大帅气的男人不久就牺牲在战场上。
那是1940年的春节。空气中弥散着爆竹的烟味，同时也弥散着硝烟的气味。
年三十当晚，为了防止敌人袭击，顾县长亲自带领一队人马，到三道川一带巡逻。果然不出所料，鬼子趁大家过年团聚摸进山里来了。
为了使群众安全转移，顾县长果断地指挥队伍占领有利地势阻击敌人。战斗打响了几小时后，通讯员报告说群众已安全转移，战士们恳切地劝说县长赶快退到安全地带去。
可是这个县长却还是老样子，从来都是先替别人考虑，始终把自己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他点名留下了几个战士，接着开火向敌人扫射。
这几条火柱像一枚信号弹似的暴露了自己，敌人们蜂拥地围拢过来。越聚越多，战士们完全被敌人缠住了。
突然，一梭子子弹像长了眼睛似的追过来，不偏不倚地粘在了顾县长的腰窝子上。他咬了咬牙，继续把枪举起来，对准敌人扫射了一下。
子弹像一个个充满仇恨的爪子抓过去，立马就有几个敌人倒下了，身边的战士也相继倒下了。他继续咬紧牙，敌人像城墙似的围过来。包围圈越来越小，小得前后左右都是敌人了。
顾县长这时把枪柄上的红绸布一甩，只听见一阵轰鸣声，顿时出现了一片火光，然后画面就慢慢的安静下去。原来顾县长早就把手榴弹准备好了。他选择用这种无比壮烈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扫荡以后，周围的几个村子都成了鬼子的活动区。时局越来越混乱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过得战战兢兢。没过多久，云周西村就多出了一个伪公所。这时，以前的抗日村长、农会秘书也时常在村子里露面。而且，他们居然和刘胖子搅和到了一起，共同经营起了大路口的那家南杂货店。
刘胖子是村里出了名的大汉奸。为了生意，这伙人还经常跑到鬼子的据点去进货。这样一来，这一伙人很自然的，就和伪军拉上了关系。
他们时常在杂货店里吃喝玩乐折腾到很晚。原来的抗日村长、农会秘书自然被村民们背地里骂得一塌糊涂，说他们是两面派，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吃谁的就谁好。总之什么难听话都骂尽了。
但事实上，他们自己是清楚的。他们是要混入敌人的内部，摸清他们的底细，打一个翻身仗，让他们措手不及。
可是胡兰并不知道这些。她见到抗日村长就给他翻白眼珠子，背里还剪了一个纸人，上面写着村长和农会秘书的名字，然后拿钉子钉住他们。骂一句，钉一次。奶奶和爹爹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计策。
有一天，胡兰爹爹回来和奶奶说：“不好了，铺子里的那一伙人正劝我们的广怜当闾长。”奶奶着急地问：“什么时候？这不是要脑袋瓜子的事么。”
奶奶又紧追着问：“他答应没有。”
“我一去，他们的话就止住了。我也始终不知道他这笨驴答应没有。你要好好劝劝广怜，千万不要去干这等事。父亲对这事也不满意，大家都在给村长做思想工作，可村长说话却很含糊，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胡兰为村长这件事也很气愤。给鬼子干事，就是大汉奸。
有天晚上，风高月黑，窗子外的竹林一片风声。胡兰一家人吃过晚饭，睡觉时间还早，忽然门外一阵敲门声，十分急促。父亲忙去开门，随后跟进一个人来，与父亲嘀咕了一阵。要父亲弄些米面做饭，说是抗日队伍来了。
胡兰被奶奶拉进房去。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村长，他之所以和敌人打成一片全是为了配合抗日工作，这是组织上安排下来的任务。胡兰通过这一件事，也变得机灵起来，她意识到，和鬼子硬拼是行不通的。同敌人斗争，一定要讲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