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是一种人玩的游戏。然而它是一种奇怪的游戏，没有任何一方曾经赢过。
——富兰克林
（一）
当“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富兰克林不以为然。他认为，倾茶事件属于“暴烈的非正义行动”，波士顿人对此应主动、迅速地作出赔偿。而就在这时，他自己的一场更大的麻烦已经近在尺尺。
1773年12月初，“哈金森信件”之事在伦敦造成了一段丑闻。当时，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已经故去，而托马斯·惠特利的兄弟兼其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早在这年的9月就遭到人们的指责，称是他让这些信件公之于众的。
原来，当马萨诸塞州的议会领导人收到富兰克林转给他们的信件后，十分气愤，遂向英国政府要求解除哈金森的总督和奥利弗首席检察官的职务。于是，哈金森信件的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而受到舆论谴责的威廉·惠特利则矢口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
这一突发事件令本已焦头烂额的英国统治者寝食难安，并将富兰克林也卷入到这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吵当中。
威廉·惠特利对自己遭受的谴责恼羞成怒，他回忆起海关官员约翰·坦布尔曾于1772年10月向他要求看看当年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件，并得到许可。于是，威廉·惠特利便指责是坦布尔拿走并传阅了这些信件。但坦布尔对此断然否认，两人为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决斗，结果惠特利受伤。
事件发生后，两人都未曾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本可以保持沉默。但恻隐之心让他没有这样做，他担心两人之间的流血决斗愈演愈烈。因此，在圣诞节这天，富兰克林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称是自己将这些信件传阅出去的，但他始终没有说出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些信件。为此，富兰克林也成为所有矛盾的焦点。
就在富兰克林深受攻击时，1774年1月20日，报纸上又刊登出“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的报道。这一消息的传来如同火上浇油，令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更加痛恨，他们将满腔的怒火都发泄在这个北美殖民地总代言的头上，决定让他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
1月29日，富兰克林被通知出席枢密院殖民地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此时，威廉·惠特利已正式对富兰克林提出起诉，控告他用卑劣的手段获取其兄长的信件，并非法传播，从中牟利。
在听证会上，富兰克林遭受了近一个小时暴风骤雨般的攻讦诟骂。68岁高龄的富兰克林戴着他那老式的假发，穿着曼彻斯特出产的带花纹的天鹅绒礼服，站在壁炉旁边一动不动，就连脸上的表情都纹丝不动，目光里带着某种圣洁光彩的灰色眼睛迎接着面前这些满怀敌意的表情。他很清楚，在这种情势下，任何抗辩都是毫无意义的，他只能保持沉默。
即使是那样的情势之下，富兰克林最担忧的仍然是英美关系的前途。2月15日，他给朋友的信中写到：
“人们以为，在那种场合下我一定十分愤怒。……但真的，我为我个人而有的感受早已消融在我对公共事务的忧虑中。当我看到所有的请愿和怨忿对当局来说都如此可憎，而唯一传输它们的渠道也越来越受到破坏，我真的不知道和平和统一该如何在帝国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保持下去或得到恢复。”
就是这样怀着为自己而感到的愤怒和为美洲而感到的绝望，富兰克林以其特有的精明和明智，听完了听证会对他的长篇攻击，然后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回到家中。
（二）
听证会后的第二天，富兰克林就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务。对于这个结果，富兰克林并不感到突然。自从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以来，虽然他也时常考虑个人事业的得失，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如何为人类创造财富，为北美人民谋福利。为了实现这一夙愿，他大半生都苦苦奋斗，历经坎坷也无怨无悔。因此，对于被解职一事他并不感到有什么遗憾。
只是让富兰克林感到愤怒和失望的是，枢密院于2月7日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这就意味着，英国国王已经驳回了殖民地的请愿书。
面对英国统治者这种顽固愚昧的态度，富兰克林对英国政府寄予的良好希望更加渺茫了，因为他一贯认为：
“无论哪个国家，禁止流露不满情绪都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明智的政府总是宽容地接受请愿书，哪怕它们只有少许的道理。那些被认为受到统治者伤害的人，有时也会因为一个温和慎重的回答而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但是，如果抱怨被当成是一种罪过，希望也就变成了绝望。”
对英国内阁、国会和国王丧失了信心的富兰克林，开始迫切地想要返回家乡，回到那熟悉亲切的土地，在那温馨祥和的家庭氛围中度过晚年。他已经整整10年没有回家了，每次想到这些，一种去国怀乡的悲凉情怀就会涌上心头。
但是，富兰克林还是未能离开伦敦，因为此时，大洋两岸的形势正在急转直下。作为北美殖民地事实上的总代理人，富兰克林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了个人的恩怨离开他的战斗岗位，而是必须忠于职守，完成肩负的神圣使命。
1774年，英国统治当局在毫不让步的前提下，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颁布了5项高压政策法令，以报复殖民地人民的倾茶行动，加强镇压。
这5项法令分别为：封闭波士顿海港，在波士顿人民偿付被毁茶叶的价款前，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取消马萨诸塞地方宪法，改组其政治机构，州参议院议员、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总督任命；扩大1765年驻营条例规定的英国驻军的居住权限，规定英军可在殖民地的一切旅馆、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规定英国官吏如犯罪，须送到英国或英属加拿大东部的诺法斯科西亚审判；将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原为殖民地边疆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
这5项法令明显剥夺了北美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权利，并造成了波士顿等地严重的经济萧条，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达到了最高点。各殖民地人民开始纷纷支援在英军围困下濒于绝境的波士顿人民；6月，塞缪尔·亚当斯起草公约，号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货，各地纷纷响应。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的大计。在这次会议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第一次被了提出来。
自行听证会后，富兰克林就很少与英国内阁再打交道了，但他的心始终与自己的故土——北美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时，他的思想立场还没有转变到脱离母国独立这点上来，但他也不再对英国当局者抱任何希望了。这让富兰克林这一时期的思想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北美人民的英勇斗争促使英国内阁发生更迭，让开明的政治集团上台执政，修改其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反英斗争的高涨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为此，富兰克林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既能维护北美人民的基本政治经济权利，又不至于出现大的流血冲突。所以在英最后期间的政治活动，富兰克林几乎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
不过，即使在最为忙碌的时期，富兰克林也没有停止他毕生最热爱的事情——科学研究和写作。
（三）
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日渐加深后，英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不同意采取走极端的统治方式人士对内阁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深感忧虑，他们试图寻找某种渠道与殖民地人民进行沟通，以妥协让步的办法解决危机，避免战争的爆发。而率先走出这一步的，是病休3年后复出的威廉·皮特——卡萨姆勋爵。
1774年8月，富兰克林应邀访问了卡萨姆勋爵，讨论了有关美洲危机的问题。在讨论中，富兰克林指出：英国当局目前的殖民地正常并非从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维护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英国的有识之士应积极发挥作用，修正错误的政策，以恢复英美之间的团结。卡萨姆勋爵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对殖民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应加以修改。
除了与卡萨姆勋爵保持密切联系之外，富兰克林还与一些同卡萨姆怀有相似意愿的英国官方人士进行了接触。11月份，银行家戴维·巴克利博士拜访了富兰克林，试探性地询问富兰克林是否可以提出殖民地与英国和解的初步方案。当晚，富兰克林又与达特莫斯的私人医生福瑟吉尔和巴克利举行了会谈，答应会尽快草拟一份计划。
几天后，富兰克林提出了“十七点”的对话要求。
在商业问题上，富兰克林指出，美洲殖民地可以宣誓在英国同外国交战时帮助英国，也可以接受英国的商业垄断，但要废除一切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条例。
关于殖民地的权利，富兰克林提出：英国必须将殖民地的立法权还给殖民地人民，并且不在和平时期征税。他强调，坚决反对英国国会改变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和宪章；并且表示：为扞卫自己的法律和宪章，殖民地人民“不惜付出生命及一切代价”。
富兰克林提出的要求与英国当局出现了分歧，但英方还是认为从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12月18日，北美大陆会议的请愿书送到了伦敦，富兰克林将其转交给达特莫斯，由他呈交给英王。次日，富兰克林又将请愿书副本呈送给卡萨姆勋爵，并与之进行了会谈。卡萨姆勋爵赞同这份请愿书，并表示会在上院为北美殖民地说话。
1775年1月21日，卡萨姆勋爵向上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北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请求英王从殖民地撤走英国军队，并高度赞扬了大陆会议的行动，肯定了北美人民反抗压迫性法令的行为。但是，该法案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抵制，最终以18票对68票遭到否决。
此后，富兰克林又多次与巴克利、福瑟吉尔等人进行商谈，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达成和解，化解日益严重的北美危机。但由于英王和内阁要员固执己见，缺乏诚意，富兰克林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就在这时，富兰克林突然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妻子德布拉已于1774年12月19日因病去世。得到这个噩耗后，富兰克林非常悲痛。他感到自己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必须尽快返回北美。
1775年3月下旬，富兰克林乘驿车前往朴茨茅斯，在那里搭乘宾夕法尼亚游轮返回美洲。
伫立在甲板上，望着渐渐模糊的英伦三岛，富兰克林不禁怆然泪下。是为那些再也见不到的长眠于九泉之下的妻子，是为了他曾深爱却不得不与彻底决裂的母国，还是为了那些无法躲避战火煎熬的苦难的北美同胞？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只有富兰克林自己清楚。
再见了，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