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悬殊的军力对比,说明人民解放军没有条件在战略防御阶段同国民党军打大规模的阵地战,因此也就没有本钱同国民党争夺地盘,在敌人大规模进攻面前,不可能保守城市和地方,只能采取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方针,以达到在战略上不断削弱敌人,逐步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
第二,人民解放军组建了强大的野战兵团,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可以在运动战中发挥自己的优势。
人民解放军虽然在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与国民党军对比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是,这种劣势已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劣势。这时的人民解放军.通过军事战略的转变,已经建立起数量可观的强大的野战兵团,而且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和民兵与之相配合。这就为大打运动战,实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形势下,毛泽东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和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及时作出了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这次转变的中心,是在作战形式上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首先把分散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建立起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为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提出:“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
中央的决定还要求,正规兵团的数量应占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这种兵团,从连、营、团、旅(师)到纵队,基本上按“三三制”编成;各解放区应建立实施机动作战的指挥机构,并依情况辖若干纵队,直接受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的指挥。在集中主力组建正规兵团的同时,还要保留和建立必要数量的地方部队,并加强民兵建设。
各解放区遵照毛泽东和中央的上述指示,很快地把主力部队集中起来,编组了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并且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关和指挥机构,逐步形成了以正规兵团(即野战军)为主体的,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实行以运动为主要作战形式的军事战略转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与此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加强集中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克服了伴随长期游击战争所带来的游击性和地方性;同时,结合与国民党军的局部作战,及时总结经验,提高正规战的能力。从而使部队的思想、作风、战术、技术逐步适应了迎击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需要。
各大军区和野战军经过整编,截至1946年6月,全军共有野战军19个纵队,8个师,6个旅。地方军划分了33个三级军区、102个军分区、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旅)。以上全部野战军共61万余人,地方军66万余人。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这样可观的实力是空前的,在这样一支强大军队的基础上,实行以歼灭敌人为主的战略方针有了现实可能。
第三,解放区的存在为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开辟了广阔的战场。
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中,要实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没有广阔的战场条件是不行的。解放战争开始之时,解放区的面积,已经由抗日战争末期的10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约23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这些解放区,既是人民解放军赖以生存、发展和进行休整以及保障物资供给的战略基地,又是他们实施内线作战的战场。
这些战场,主要分布在江苏、河南和陕西的北部,山东、河北、山西和吉林的大部,察哈尔和热河的南部,甘肃、辽宁和绥远的东部。这些地区,除一些大中城市及其周围和交通要道两侧为国民党占领外,广大乡村都属于解放区范围。这些解放区的中心部分,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经过多年经营和战争考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非常巩固,而且有很健全的群众组织,广大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非常拥护和爱戴。
在这样广阔和政治条件优越的解放区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可以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同进攻的强敌周旋;可以利用广大的乡村和良好的群众条件,隐蔽作战行动企图,灵活自如地集中和分散兵力;可以在广阔的空间,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预设战场,诱敌深入,使国民党军在运动中暴露弱点,在解放区军民打击下疲劳沮丧,战斗力削弱。人民解放军则可以在多种有利的条件下创造和捕捉战机,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的作战方法,打大规模的歼灭战。
第四,共产党在政治上占有很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优势和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致命弱点,也是确立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只有在政治上占有很大优势的条件下,才能以劣势的军队,大量歼灭在军事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是进步的正义战争,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能够弥补解放军兵力薄弱、装备落后以及人力、物力资源不足等弱点。
中国共产党经过了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经过了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全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十分牢固,广大军民热爱自己的领袖毛泽东。这些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锻炼,人民解放军,政治觉悟高,执行命令坚决,官兵一致,军民团结,作战英勇顽强;各部队之间能自觉地互相支援,配合作战。
各解放区经过减租减息、剿匪和发展生产,进一步获得巩固,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们能自觉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能坚决认真地执行毛泽东的一切指示和命令,创造性地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领导军队和指挥作战;能团结群众;能顾全大局;能掌握战争规律,驾驭战争的发展变化;能有效地统率部队战胜一切困难,克敌制胜。
共产党在政治上表现出的这五个方面的优势,是人民解放军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而国民党在政治上有许多致命的弱点: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是非正义战争,它葬送了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好不容易获得的和平环境。因此很不得人心,在政治上非常孤立。
国民党军队,从根基上来看,政治素质低下,官兵对立,纪律败坏,军心厌战,士气低落。
国民党军队纪律很不严明,在其占领区内遭到绝大多数人民反对。他们进犯解放区后,更是胡作非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解放区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指挥很不统一。在其86个整编师(军)中,中央系(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化(即归顺蒋介石的原杂牌军)的部队约占二分之一;杂牌军(即川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粤军、桂军、滇军,以及青、宁“二马”所部)约占二分之一。中央系与杂牌车之间,以及杂牌军各系之间,矛盾重重。他们从各自的利害关系出发,有的企图借战争削弱异己;有的则消极避战,力图保存实力。因而指挥不灵,步调不一,难以形成整体力量。
对于上述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优劣情况,毛泽东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曾经作过全面分析。他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晚上,毛泽东为斯特朗女士准备了可口的晚餐,蔬菜有西红柿、洋葱、青豆和辣椒,这些都是毛泽东亲自在山坡菜园里种的。主食是由花生、胡桃、梅子和枣与糯米蒸成的“八宝饭”。能在贫瘠的陕北高原吃到这样的美味佳肴,这给斯特朗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更使斯特朗女士难忘的还是与毛泽东的谈话。
尽管毛泽东为我军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党内外还是存在一种恐美、惧美的心理。因为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他们认为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已经就绪,人民军队不堪一击。一切反动派总是轻视人民的力量。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6月底(发动内战48小时内)消灭中原解放军,7月中两个星期占领苏北解放区,8月份一个星期内打通津浦路和胶济线,9月份消灭冀热辽和冀鲁豫解入区,继而进攻晋绥,孤立陕甘,解决东北,扬言“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中共”,“一年内消灭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人民群众中有人为敌军的外强中干现象所迷惑,低估了人民革命的力量,产生一种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动摇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一些中间人士,为美蒋反动派的战争讹诈所吓倒。他们相信武器的厉害,害怕美国的原子弹并担心美国会直接出兵,将整个国家陷入“苦海、绝望的境地”,造成“误国、害国、灭国的悲剧”。国际上一些好心的朋友也不仅为我军的力量、前途担心,而且认定内战会造成中华民族的毁灭,劝共产党还是不要打为好。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人被反动派暂时的优势吓昏了头,不敢用革命战争反对敌人强加给我们的反革命战争。
面对美蒋反动派的军事压力,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出回答。1946年9月27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
1946年8月6日这天下午,延安雨后初晴,万物显得清新明快。在延安杨家岭的一棵果树下,毛泽东身穿朴素的布衣,接待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女记者兼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是一位进步的记者。1946年年初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接着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采访。她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广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毛泽东是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来作调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晚上,毛泽东为斯特朗女士准备了可口的晚餐,蔬菜有西红柿、洋葱、青豆和辣椒,这些都是毛泽东亲自在山坡菜园里种的。主食是由花生、胡桃、梅子和枣子与糯米蒸成的“八宝饭”。能在贫瘠的陕北高原吃到这样的美味佳肴,这给斯特朗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更使斯特朗女士难忘的还是与毛泽东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新鲜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精辟分析,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1960年,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14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这句话照亮了这14年世界大事的进程。”
毛泽东把一切反动派比作纸老虎,同列宁把帝国主义称作“空架子”,把曾经称霸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看作“泥塑巨人”一样,是从斗争的全局、事物的发展及其本质上观察问题的,是一种战略思想。毛泽东这篇宏论,像一把犀利的宝剑,从精神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使他们树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决心以坚决的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挑起的全国规模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