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周恩来就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饭食习惯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毛泽东登机前，他要警卫人员到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后来自己又检查一遍。他交代警卫人员：“到重庆后，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
在重庆，毛泽东外出时，周恩来都同车陪同。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蒋介石的邀请，在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住了一天。一到那里，周恩来又嘱咐警卫人员：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要查看到，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警卫人员检查后，他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枕头都看过，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又嘱咐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宴会上，人们争着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都接过来，替毛泽东喝完一杯又一杯的酒。白天，他帮助毛泽东处理繁重的工作。深夜，当毛泽东休息后，他又继续召集会议，检查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真心实意地赴重庆与国民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但蒋介石还是一手撕毁了会谈纪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平民主运动最终仍被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所代替，中共中央采用和平方式争取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没有实现，但这能否说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就失去意义了，甚至本来就不该去争取呢？不是。革命胜利的取得从来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暴力的，一种是和平的。换句话说，武装斗争并不是唯一方式。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无民族独立，内无人民民主，无议会可以利用，无合法斗争可言。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式主要表现为武装斗争。但是当抗战胜利后形势发展出现和平民主的可能时，中共中央及时抓住时机，努力去实现这种可能，就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极其英明的了。正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和实际行动，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地位和威信，甚至中间阶级经过痛苦的选择也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反之，国民党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彻底动摇了统治地位，以至最后虚弱到极点。中共中央在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实现国家政权转移的同时，从未幻想国民党轻易改变内战政策，放弃独裁方针，而是积极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随时迎击敢于来犯之敌。这样，当全面内战爆发后，无论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的主动权就都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便注定了国民党反动派失败的命运。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1945年11月16日，蒋军进占山海关后，1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长春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跟蒋军斗争，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22日，刘少奇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了争取东北的斗争情况，最后将党在东北斗争的指导方针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事实果不出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在美国的直接帮助下，从陆上、海上、空中，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运兵行动，先后抢占上海、南京、武汉、北平、天津、徐州、开封、郑州、洛阳、济南、青岛、太原、沈阳等大城市和津浦、平汉、同蒲、平绥等重要铁路线。这样就在战略上割裂了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全面内战的部署。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运、空运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54万人，占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兵力的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一方面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也加紧进行对付大规模战争的准备。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同时，双方军队不仅一直没有停止战争准备，而且战争行动始终在进行着，有些仗甚至打得很大，双方出动十几万军队。可以说是边谈边打，打打停停，越打越大。
国民党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日伪军的接应下，先后进占了临近解放区的几乎所有重要交通线和大中城市，并继续沿平汉、津浦、北宁、同蒲、平绥各铁路线快速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苏南、浙东、皖南、皖中、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已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在这些地区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各个击破的危险。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各解放区，也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
相比之下，东北地区和热河省则是国民党势力薄弱的地区，国民党军在短时间内无法大量到达。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东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他说：东北四省极为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就有了胜利的基础。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为了得到东北，作了四个方面的让步：（一）把外蒙从中国的版图上划出去，承认其独立国的地位，并以现在的边界为边界；（二）中长铁路中苏共管，共同经营，苏联有50%的权力；（三）大连开辟为自由港；（四）苏联陆海空三军可以驻扎在旅顺港。《条约》及其附件规定，东北主权交国民党政府接管。由于苏联受条约的约束，我军进军东北便成了难题。8月26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日本投降后的时局指示》中指出：“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中央决定由林枫率千余名干部去东北，万毅率部队进至热河边境待命。
毛泽东等赴渝谈判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落到刘少奇肩上。他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期间，积极研究新情况，对探讨新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贡献。8月29日，党中央研究了中苏条约的内容，分析了条约签订后的形势，对党内起草了一个指示。指出：国民党在东北及热、察两省无基础，道路不通，派军队去有困难。这样，我党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北和热、察两省；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进驻东北不要声张，可用东北义勇军的名义。
冀东十六分区司令曾克林带1500人于9月6日进入沈阳，部队7天之内发展为4000人，还收编了伪保安部队1万多人。9月15日，曾克林乘苏军飞机飞抵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说苏军同意我军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开展活动，凡是佩带“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的军队，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接管。还说，东北的日、伪军已被摧毁，蒋介石在东北无一兵一卒，我军正可乘虚而入；而沈阳兵工厂及武器仓库无人看管，枪支弹药极其丰富。听了曾克林的汇报，刘少奇认为，这是我党争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主张我军大力向东北推进。当天，刘少奇主持会议研究，作出了发展东北根据地的决定，将原准备拿5万名干部、20万军队进入中原的计划，改为将所有准备南下的干部和部队统统停止待命，准备转赴东北；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彭真、陈云等于16日飞往东北；决定派100个建制团的干部（从班长到团长、政委）去东北工作。各地派往东北的干部的部队，依据中央的部署，陆续向东北开去。
9月17日，刘少奇向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报告了“向北推进”的方针，中共谈判代表团当天就发回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电报说：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中共谈判代表又发来电报，再次表示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并提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政治局人员分散各地的情况下，全权委托中央书记处、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
在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向北发展”争取东北的同时，“向南防御”的思想也逐渐趋于明朗。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主动提出我军从南方一些敌军势在必争、我又难于巩固的解放区撤出来。9月15日晚，毛泽东电示苏南、浙东、皖南“三地区部队须立即开始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障北上安全，并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同时电示南下支队王震部（三五九旅）北上。
9月17日，刘少奇将《为争取东北控制热察之战略计划及工作部署》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强调东北为我势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在电报中刘少奇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计划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10万人到冀东，或者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和冀鲁豫调10万人至15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中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坚持斗争。
9月19日，刘少奇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我长江以南部队原则上撤退到江北。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复电延安，决定江南部北撤，同时决定，陈毅、饶漱石率新四军主力到山东接替山东部队防务；罗荣桓，萧华率山东部队去东北；谭震林、邓子恢留在华中坚持并主持华中局工作。同日，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决策，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为保存和发展抗战胜利果实，积极斗争的产物，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特定的条件下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与我国军事斗争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其中，刘少奇对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依据上述方针，党和毛泽东为争取东北并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开始了曲折复杂的斗争。这一斗争历程，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5年8月中旬至11月中旬。党中央和毛泽东调动大批干部、部队进入东北，控制东北，巩固华北、华中。一方面从山东军区和华东新四军调兵北上，分两路进入东北：一路由热河和北宁路开进；一路由胶东上船渡海至辽东。另一方面，由江南撤出部队加强苏北、皖东，这两地的主力向山东开进，以接替去东北的山东部队的防务，由南而北，逐段换防，既争取了时间，又免除了由单纯一个地区的部队开赴东北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长途跋涉之苦。依据党中央的战略调整，南下的三五九旅放弃了创造五岭山区根据地的计划，曲折北上，向中原解放区靠拢。其他南下部队也折而北返，原计划林彪要到山东工作，他还没有到山东，中央指示他去冀热辽当司令员；还没有到位，中央又指示他去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此间，从山东主力部队和山东军区直属机关调往东北的兵力共5.1万多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进入东北的有3.2万人；连同其他解放区调入的部队共11万人。由延安、晋察冀、冀鲁豫、太行、晋绥、华中等地派往东北的干部有2万余人。冀热辽军区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已发展到10万人。这样，在东北的我军部队已有20余万。
进入东北的我军部队，以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义勇军的名义出现，表明是东北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的。11月间，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2月底，统称东北民主联军，辖10个军区，后合并为北满、南满、东满、西满4个军区。1945年底，发展为28万多人。
第二阶段，从1945年11月中旬蒋军进入东北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原则，指挥我军深入中长路两侧农村，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1月中旬以前，国民党在东北没有军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种种办法，指示我军迅速出关，总的部署是将重心放在背靠苏联、朝鲜、蒙古及热河有依托的广大乡村，建立持久的基地。由于总的目标是争取控制东北，因而也占领了一些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11月16日，国民党军队两个军在美军的掩护下占领山海关，25日占领锦州。此后，东北形势发生了变化。（一）大批蒋军进入东北（不久增至五个军），迅速占领了若干大中城市及交通干线；（二）东北我军数量发展很快，但新成分情况复杂且未经整训，主力部队十分疲劳，不能有效阻止蒋军；（三）国民党政府向苏联发动外交攻势，指责苏军为我军提供方便，向苏方施加压力。在上述情况下，我军独占东北特别是控制大城市已不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党中央预见到发展东北，将是一场同国民党长期的争夺战，绝不可能一帆风顺。194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下达的指示中说：“关于争夺东北方针的部署指示，不要把主力部队布置在满洲的门口”。10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进入东北的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沿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改造伪警，在目前决不应集中布置，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以后，下一时机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11月16日，蒋军进占山海关后，1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长春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跟蒋军斗争，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22日，刘少奇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了争取东北的斗争情况，最后将党在东北斗争的指导方针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5年10月11日下午1点30分，延安机场上空传来轰隆隆的声音，一架草绿色飞机徐徐下降，停稳在跑道上。机舱门打开了，毛泽东健步走下舷梯。跟在他身后的，是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和共产党谈判代表王若飞。他们是专程陪同毛泽东飞返延安的。
欢迎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刘少奇、朱德等迎上前去，同毛泽东、王若飞、张治中热情握手，互致问候。
毛泽东回到枣园住处，稍事休息之后，便开会向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报告重庆谈判经过。刘少奇等也向他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