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自1935年冬以来作为党中央代表指导华北工作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中指出，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最有效方式。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有着伟大政治、军事意义，有着光明的前途。这主要表现在：（一）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二）在华北长期坚持抗日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消灭之，部分地收复失地。（三）给华北人民以斗争的出路，给汉奸以打击，暴露投降者的可耻面貌和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错误，给某些可能的对日妥协企图以极大的牵制。（四）在游击战争继续扩大与胜利的过程中，将转变到以正规战争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最后驱逐日军出华北。刘少奇还分析了华北战场敌我各方面的情况，进一步论述了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与改造，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与抗日政府的组织等问题。
1938年初，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陆续发表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文章。文章首先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产生的历史条件及重要意义，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它的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据此，朱德给抗日游击战争下的定义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这种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朱德从五个方面概括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第一，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的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第二，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第三，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它所占领的地区中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第四，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第五，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朱德概述了抗日游击队的作战原则，即积极，主动，集中，进攻，迅速，秘密，坚决。
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军事统帅，既表现出高人一筹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又没有固步自封。当实践证明抗日前线八路军将士提出的某些观点也客观地反映抗日战争的规律时，他又集中全党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我军的战略方针。而且在提出这个方针后，毛泽东并没有止步。他还需要从理论上论证，以求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这一方针，并从理论的高度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为此，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初，毛泽东开始研究军事理论问题。1月12日，他写信告诉艾思奇：“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为了研究军事理论，毛泽东广泛收集有关军事方面的理论著作。然而，延安这类书极少。当时，萧劲光有《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萧把它当作“宝贝疙瘩”。一天贺子珍到萧劲光家里串门偶尔发现了，回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第二天一早就来到萧劲光家，向他借这两本书。萧劲光多少有些舍不得，而且知道毛泽东借这两本书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但又知道，毛泽东是轻易不开口的，还知道，毛泽东借书将会派上更重要的用场，于是他慷慨地把书借给了毛泽东。事情让萧劲光猜中了，毛泽东借这书的确是派上了大用场，他正在为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做准备。而毛泽东借书也的确没有再还给萧劲光。
为了集思广益，1938年初春，毛泽东邀集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到自己的窑洞里座谈。被邀请的人落座后，毛泽东便笑容可掬地对大家说：今天，请大家来谈谈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愿意听听大家的高见。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说，不过，今天一反常理，学生给先生出题目。被邀请的人既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又是老熟人，谈起来既非常热烈，又很有深度，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
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前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认识的总结和升华。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更全面更深刻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批驳了轻视和反对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回击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诬蔑，把全党全军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的全面形成。
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从推进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出发，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揭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处在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所攻击，这是我们提出和思考问题的基本依据。上述情况导致了两种现象的发生，一是敌人占地甚广；二是战争的长期性。敌人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由于中国处在进步时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日益觉醒了的人民群众，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种大规模的、在外线单独进行的游击战争，客观上就存在着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整套的高层次战争指导问题。战争的长期性及残酷性，又进一步提出了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游击战争非中国共产党人首创，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来认识，去组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使人们对游击战争所蕴涵的伟大力量及其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也由此获得了长足发展，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而且在世界战争中上演出了空前伟大的一幕。
毛泽东《论持久战》征服了人心
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这时全中国已“地不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到处燃起抗战的熊熊烈火，举国抗战已不成问题。但是，日本是东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而我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比日本落后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应怎样与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斗争？抗战的前途如何？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国内却存在着种种的观点。
全面抗战爆发前，有些人宣扬“亡国论”的悲观论调。在国民党上层统治者内部，也存在着投降主义势力，他们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在中层社会的某些人以及在一些普通老百姓当中，由于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缺乏全面分析，加上对政府抗战不抱信心，因而也认为中国抗战打不胜。
全面抗战开始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仍或明或暗地宣扬“亡国论”。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汪精卫认为，抗战只有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这种观点看来是主张抗战，实质上是宣扬抗日必亡。在抗战初期的南京，以周佛海为中心，还出现了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大肆鼓吹“抗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论调。
七七事变后，在全国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日，全国形成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这时候，又产生了“速胜论”的观点。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淞沪会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发生变化，苏联一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他们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寄托在外国的干预上。台儿庄胜利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他们为一两个胜利冲昏了头脑，希望尽速结束中日战争。
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日后，曾于1937年8月20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战争指导方案。这个方案明确提出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敌寇，以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方针，并将这一方针概括为“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渐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国民党对日态度转为强硬，并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国民党提出“持久消耗战略”，主要是以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为根据。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国民党争取持久战的办法，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曾说：“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即从七七抗战到武汉、广州失守前7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即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缺少相持阶段这一最重要时期。
国民党在提出“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后，也没有为实现这一方针制定出长期有效的具体方略。在抗战所依靠的力量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而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进行片面抗战。这就使持久战失去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即是失去了达成持久战的精神和物质依托。在作战形式上，他们搞消极的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蒋介石规定抗战获胜的要点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实际上，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的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而且这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虽然能给敌造成一定的消耗，但要通过它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实现敌消我长，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是很困难的。
总之，国民党、蒋介石虽然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并制定了“持久消耗战”方针，但并未解决关于抗战前途及战争指导等重大问题。科学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即开始认真探求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与斗争策略。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他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1936年4月20日，张闻天在一篇题为《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阐述了中日战争的一般发展趋势，他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泻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观点已经比较明朗化，这些观点在后来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得到全面展开。
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了《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在这份文件中，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我正义战争得道多助等基本特点，系统阐述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使我党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更加明确、更加具体。
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就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问题作了阐述，指出全面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方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会上，毛泽东着重指出：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
洛川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陆续发表文章，阐发持久战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路线方针的集体探索，为毛泽东系统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创造了条件。
1938年5月的延安春意浓浓，人们无心欣赏大自然的天姿娇色，而时时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所困扰。为了加强对抗日战争的理论研究，在延安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
为了准备这个讲演，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坐在窑洞的书桌前，微弱的灯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好几天没有睡觉，只吃了很少的饭，一条湿毛巾放在桌子旁边，疲倦时用它擦擦。桌上还放着一块石头，手臂酸疼时就用劲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几天过去了，他终于写成了《论持久战》。
在这篇讲演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抗战十个月来的战争经验，并集中全党智慧，科学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前途及发展规律，使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达到了系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