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早年曾在苏联留学三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年初，根据组织安排，他与杨尚昆等人秘密回国。由于他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才华横溢，学识丰富，很快被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看中，当上了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党中央办的《斗争》、《红旗》等杂志。不久，又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与五中全会全面执行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处于当时的特殊地位及历史条件，张闻天也帮助推行了这条路线。
但是，张闻天并不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忠实捍卫者，而是一位对党忠诚老实，有错必纠的正直的共产党员。特别是1933年进人中央苏区后，通过工作的实践，尤其是通过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比较，他开始逐步认识了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节节失利，根据地一天天缩小，这更使张闻天对“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军事方针产生了看法。广昌战役失败后，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斥责这次战役是同敌人死拼，遭受了不应有的失败，并激愤地对博古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我们自己也得有点主见。会后，他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毛泽东，并表示要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决裂。
不久，张闻天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因与博古有矛盾，他担任这一职务实际上是受到排挤，被明升暗降。
当时，张闻天住在瑞金下肖区的沙州坝，毛泽东也住在这里。由于是邻居，又是工作上的搭手，他们频繁接触，交往甚密。尽管毛泽东比张闻天年长五岁，但他同张闻天在日常工作中一直配合得很默契。通过接触，毛泽东感到张闻天是一位忠诚老实、与人为善的好同志，同时，也是一位才学过人、精明强干的难得人才。尤其是当他了解到张闻天对广昌战役的指挥不满时，对张闻天的看法表示赞同。
张闻天与毛泽东共事一段时间后，他也感到毛泽东并不是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是老“右”倾。他对政府工作谙熟，对经济建设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些都给张闻天以深刻影响。正因为如此，凡人民委员会商讨大政时，张闻天都很注意倾听毛泽东的意见，有时还请毛泽东直接参加会议并给予指导。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有更多的机会与毛泽东交谈，彼此看法越来越接近。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后，24日，周恩来和朱德向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曾洪易、寻淮洲发出指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赣东北应开展游击，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同天，周恩来又向中共中央局报告：蒋介石进攻福州，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要求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队。中共中央局却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拒绝给它支援。这样，周恩来原来计划的支援福建事变的军事行动被搁置起来。1934年1月4日，周恩来等从前线被调回瑞金，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了。
4月10日，博古和李德亲自出马，到前线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与有着优势兵力的良好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决战”，尽管给敌人以重创，但自己也遭受很大伤亡，28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在此过程中，留在后方的周恩来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仍积极向中央建议。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
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在许多地方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相通之处，而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俩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之。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常常与周恩来一起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不仅是看重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也深深了解周恩来在“左”的领导夹缝中的苦衷。
毛泽东还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中的战略指导原则有了更多的了解。
正是由于战争实践的教育和毛泽东的启发说服工作，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首先觉醒，增强了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行军战略方向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实现历史转折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他的‘瓮’，岂不是傻瓜！”
……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经确立。
12月12日，部队到达湖南边界的通道双江镇。迫于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呼声和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建议，周恩来在征得博古等人的同意后，在该镇的一座古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集中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出席了会议。会上，博古、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进入湘西与贺、萧、王、任（弼时）会合，以便放下行李挑子，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李德甚至想当然地提出以下建议：让在平行路线上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战略要地运动的敌军超过我们，然后再由北转入湘西，依靠湘西根据地，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造新的大片苏区。
毛泽东听完李德的发言后，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当然，能够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是最好不过，但是红军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元气尚未恢复，又怎么能与30万敌军打仗？蒋介石在湘江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后，已在湘西地区集结重兵挡住我们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去路，而且这一次是集湘军、黔军、桂军三个方向进行夹击，敌情十分严重……”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人’他的‘瓮’，岂不是傻瓜！”
李德瞪圆眼睛听翻译讲完毛泽东的话，好比头上挨了一棍子，他再也坐不住了，中途愤然退席。
毛泽东发言后，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先是王稼祥忍痛从担架上抬起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变战略方针才是出路。”尔后是张闻天表态：“毛泽东讲的都是事实，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疲弱之旅怎么能与五倍于我的敌人再拼一次。到了改变行军方向的时候了！”与会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领导人也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在众口一词的发言中博古感到十分孤立，他沮丧地说：“不按原方案走，那红军应往哪里去呢？”
毛泽东乘势果断指出：“黔省防御力量薄弱，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不堪一击，红军可乘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张闻天、王稼祥又异口同声说：“赞成，进军贵州！”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觉得火候已到，便站起来扬声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只有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红军才能摆脱困境。”
周恩来的表态，一锤定音。博古虽然没有放弃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但也认为绕道贵州会顺利些，所以也同意了向贵州进军。
湘江之战以后，李德、博古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周恩来有权决定召开通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及许多同志的正确主张，表明最高“三人团”开始分化，中央政治局趋于团结，开始改变最高“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正像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所概括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开始西进贵州。
12月14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一举攻占黎平。但是，争论并未停止。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开始清算“左”倾错误，史称“黎平会议”。
会上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李德虽未出席会议，但他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明确提议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他严厉地谴责李德、博古把军队弄得不像一支革命军队，部队脱离了群众。他还批评没有把转移中的真实情况告诉红军指战员，他提的意见也得不到考虑。毛泽东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使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接受了他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了李德。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要战略转折。黎平会议的决定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写出的，说明毛泽东已开始影响党和红军的命运，政治局的多数同志继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之后，纷纷向毛泽东靠拢，这就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停下来休息。此时正值南方初冬季节，橘子挂满枝头。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忧心忡忡地议论当前形势。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看这仗这样打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王稼祥连连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想法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吸收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
从1934年12月中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向胜利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才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而张、王在黄平橘林的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最初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并从组织上限制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所有这一切，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是黔北首府。这里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处，也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市面繁荣，物产丰富。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在这里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长的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全党上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一座二层楼的楼上举行。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经常事务，所以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具体地说，即：（1）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2）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开始，是由博古主持。首先，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在报告中，他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由于他对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严重危害缺乏认识，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所以，他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他在报告中还以坦荡的胸怀，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