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明察敌人企图，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坚持“各个击破”的原则，先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敌先头纵队向新丰、甘竹、广昌迅速东进，然后截断敌人后纵队的两个师（第十一师和第九师），相机歼灭。右翼红五军团、红十二军及宜黄两个独立团，隐蔽在广昌北面的东陂、草台冈南侧地区；左翼红一、三军团，红二十一军及独立五师隐蔽在东陂、草台冈西侧一带山地。3月20日，敌先头纵队已到甘竹，后纵队的九、十二师刚抵草台冈、东陂之间的霹雳山，两队前后相距90里。这就造成围歼敌人的有利时机。
3月21日凌晨，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乘着大雾向敌军发起攻击，激战一天，将敌人第十一师大部消灭，只剩一团人，师长萧乾重伤毙命；第九师被消灭小部；五十九师残部亦消灭殆尽。这次战役为有名的东陂战役。其余敌人乘夜溃退黄陂，敌人先头部队也仓皇退向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
黄陂、东陂两战胜利，共歼敌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1万多支，并缴获300挺最新式机关枪，40门大炮。敌人第五十二、五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用最新式的法国造“哈齐克斯”轻机枪和德国自动步枪装备起来的；第十一师也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这3个师几乎全军覆灭，全被缴械，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基本上被粉碎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实践，完全证明了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提出的战略原则是正确的，体现了无产阶级军事家周恩来、朱德卓越的军事才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称赞这次战役是一次“大胜仗”；在延安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过，南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首次创造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们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的改善，连队还装配了不少当时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它东北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一片。
“左”倾盲动红军被迫转移
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找到李德建议，必须尽快改变目前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斥责刘伯承“白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博古得知此事，不由分说，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到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对这次“围剿”，敌人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军事上，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制订了“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等原则。1933年10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之后，调动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苏区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反革命大“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就有50万人。
不可否认，这时红一方面军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但是，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也很多。敌人虽兵力众多，却各派系矛盾重重，难以协同作战，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集财力、物力和人力于内战，引起了全国人民乃至国民党官兵的不满。与此相反，中央红军已发展到了8万人，与敌人是1：6，较第三次反“围剿”的1：10和第四次反“围剿”的1：12的形势较有好转；中央根据地已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300多万人口，大有回旋的余地。即是说，只要我们按照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所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去打，是完全可能获得胜利的。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加深了。尤其是9月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进人中央苏区，控制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完全以“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来指导红军作战。博古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青年知识分子，李德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外国人，这样两个人凑在一起，操纵红军的指挥大权，这就给即将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造成了新的危机。
此时，毛泽东早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剥夺了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权，因而对于制定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也就无权过问。但毛泽东仍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对党和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后方保障工作，组织和发展地方武装、扩大红军等。同时，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
9月25日，蒋介石集结重兵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门户——黎川发动进攻，从而揭开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序幕。此时，李德与博古等人，彻底推翻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照搬苏联红军的模式和正规战的经验。“围剿”一开始，就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丧失了主动，陷入了被动。红军虽英勇奋战近两个月，不仅未“御敌于国门之外”，相反自己却受到了重大损失。
黎川失守时，萧劲光作为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司令部驻在黎川。因城内作战兵力寥寥，在敌我力量实在悬殊，后路将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只好带队撤出。李德等竟说此是“逃跑主义”，并和“罗明路线”相提并论，矛头直指毛泽东。他们宣布将萧劲光撤职关押，并送交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公审，蛮横地宣判对萧劲光实行五年监禁。毛泽东知道后，表示坚决反对，他利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影响，并没有执行李德等人的决定，在萧劲光被关押一个多月后，即将萧调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对于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领导，毛泽东始终坚持了批评和斗争。尤其对于李德的“短促突击”的战术，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的外部交通线上或在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进而主张：红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大踏步后退，将敌诱至苏区腹地，再集结红军主力，待机破敌。同时，也可跳出敌人重围，到外线去，到敌人统治区去作战，这样便可调敌回防，利我在运动中歼敌。但是，李德等人对于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却全盘否定了。
正当我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敌人之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急忙从北路军中抽调九个师，由宁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分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的发生，无疑是有益于革命的事。因为，一方面红军多了一个同盟者并肩同蒋军作战，十九路军正规部队共33个团，约有5万人；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抽调兵力入闽，“围剿”根据地的兵力有所减少，减轻了红军的正面压力。毛泽东看到这是实行战略转变以粉碎第五次“围剿”的良机，再次提出了突围的提议。
1月20日，他与朱德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表示“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时，向中央提出：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在此期间，彭德怀也提出过类似建议。这些建议，正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可说是集全国兵力倾巢而出，后方则兵力薄弱，守备空虚：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苏浙皖一带几乎没有正规军。红军主力到这一带，是完全可以“纵横驰骋”的。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还心有余悸地对其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说：当时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可见，若当时真能照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去做，必将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仅第五次反“围剿”会有另一番局面，全国政局如何变化都很难预料。
然而，历史没有按照毛泽东的假设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又一次被掌握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大权的博古、李德无情地拒绝了。他们把毛泽东的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同时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并眼睁睁看着十九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军队作战。蒋介石在镇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以后，随即将其人闽的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广昌战役成为打得最惨烈的一仗。这一仗，历时18天，红军虽给以敌军大量杀伤，但自身也损失惨重，伤亡5500人。广昌战役以后，敌人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进犯，此时博古、李德又采用“全线抵抗”的错误方针，结果又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苏区版图越来越小。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已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进行作战取胜的可能性已不具备。
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找到李德建议：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斥责刘伯承“白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博古得知此事，不由分说，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到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10月上旬，当敌人继续向我纵深推进后，博古、李德等人为敌人的猖狂进攻所吓倒，一改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不可挽回地失败了，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