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可以看出，虽然随着游击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许多新的作战形式相继出现，但它的基础仍然是“十六字诀”。“十六字诀”被称为一个时代的军事原则，最重要的是它解决了在敌强我弱、双方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根本问题，反映了反“围剿”作战全过程的指导规律。因此，它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毛泽东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体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并非一开始就为全党同志所认识。“左”倾盲动主义者，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批评毛泽东向农村进军的思想是“逃跑主义”。当然，泱泱大国，“天高皇帝远”，这种批评倒也对毛泽东无大妨。问题是来自于井冈山根据地内部也有人充满疑虑。
到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山区建立红色政权，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这在国内、国外都是创举。一部分同志对此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首先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初创井冈山根据地，其环境之艰苦，战斗之频繁、激烈是可想而知的。在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工农革命军打几个败仗，根据地得得失失，革命斗争遭受挫折，都是难免的。在此情况下，军队和地方上又有一部分同志，被敌人暂时的强大和红军暂时的失利所迷惑，对革命前途看不清楚，甚至丧失信心，由悲观到动摇，也自然地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面对这一问题，此时的党中央难以答复，只有毛泽东才能及时地给予圆满的回答，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关于革命道路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1928年5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大会强调了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从而坚定了同志们坚持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信心。
针对有些指战员“翻山怕苦”、“打向城市”等思想情绪，毛泽东在1928年初秋的一天，向全军讲话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到大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利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因此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我们不要害怕多爬它，更不要讨厌它。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英勇坚决的革命意志，再加上我们又有朱德同志这样一位好军长，敌人吹牛的话就要反过来的——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讲到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这一通俗有趣的比喻，阐明了革命的大道理，澄清了部分人的错误认识，帮助他们意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半年多以前的1927年10月下旬，当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了井冈山的茨坪以后，随即就领导部队在井冈山及其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接着于1928年2月，打破了赣敌对井冈山发动的第一次“进剿”。此时，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各一部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建立起来了。
1928年4月中旬，朱毛会师并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接着又连续粉碎了赣敌的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使井冈山根据地扩展为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其他一些地区，迎来了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可是，1928年8月，由于湖南省委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形势，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冒进湘南，从而造成了湘南和湘赣边界两个方面的失败，即“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之后，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右倾悲观思潮再次泛起，又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大会起草了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中心内容的决议案；接着，11月25日，毛泽东又代表前委给中央写了后来题为《井冈山的斗争》的长篇报告。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着重地阐明了中国的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明确而肯定地答复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伟大理论。
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的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广大的落后的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城市工商业和停滞的自给自足的广大农村经济同时存在。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形成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和冲突，加之“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便引起了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可以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革命力量就能够获得可乘之机，于是发生出红色政权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块。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第二，中国小块红色政权的发生和能够比较长期的存在的地方，不是那些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1926年和192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发动起来过的地方，特别是湘、粤、鄂、赣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这些地方的人民和此刻的红军都受过民主革命的政治训练，因此，红色政权就易于先在这里发生并能够长期存在。
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的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形势是怎样呢？实在“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之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的红军的存在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毛泽东提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三者密切结合的总概念。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时指出，正确的政策是：坚定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进行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对付主要的敌人，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也作了重要阐述。他说：“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总而言之，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根据地为战略依托，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这三者是有机结合和相互联系的。没有武装斗争，也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土地革命，也就不能在白色恐怖包围下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也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也就不能得到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支持，也就无从谈起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没有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将失去依托而走向“流寇”行动，走向失败，土地革命也就无法、无处开展。
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不仅科学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而且以其全新的视角、科学的论证、透辟的分析，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革命道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在大革命前仅参加过半年的军事训练，当他担负起领导秋收起义暴动的重任时，还不曾指挥过任何战斗。但是仅仅一两年的时间里，革命就把他从一名书生推向战争统帅的地位，从此便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他在起义失败引兵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创造了一连串战争史上的奇迹，勾勒出人民军队的雏形，提炼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精髓。毛泽东不是神，却又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他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显示出的惊人胆略和卓越才能，使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