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的7月18日，在动乱的高峰期，健康教育福利部在密西西比州对三个学校区进行重组。参议员希尔威胁反对整个约翰逊立法议案。8月9号，公民权利法案讨论的第12天，一个北卡罗莱纳州的议员提出第六号公民权利法案的修正案。乔治亚州共和党的霍华德·卡拉韦扮演了一次好警察，提出更现实的方案：“法案里面没有哪一条赋予任何部门或机构任何权利把学生分配到公立学校来解决种族不平等的问题。”
大家都希望对这件事情开展讨论，接下来有了让人吃惊的进展。公民权利法案听证会的时候，北方的共和党人轮番希望把自己的州作为两个种族平等的模范。在这些州，政治家们并没有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作煽动。他们中的其中一员是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克拉克。他骄傲地说，黑人针对学校融合而采取的反对行动没有出现在我所管辖的城市。但那还是五月份，现在是八月，明尼阿波里斯市刚发生了暴乱。接着传来消息说，就在暴乱发生前，市长还在为恳请本市的企业为至少145名贫困的黑人青少年提供岗位。埃文斯和诺瓦克报道接下来的事：“市长从来没有遭遇过全市范围的反对，在他保证提供工作岗位和限制警察行动之后，这些反对的呼声是对他沉重的一击。”
在众议院里市长克拉克继续支持他来自乔治亚州的同事：“如果修正案被否决，我们就不得不批准政府摧毁附近的学校的问题……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南方的各州。
演讲者呼吁大家为提案投赞成票。霍华德·卡拉韦修正案通过了。而新的国民恐惧开始显现：人们担心，透过打击学校种族隔离的表象，政府会将城市贫民区的骚乱带到自己宁静的社区来。
对乘坐黄色巴士而来的黑人的恐惧当然是不成熟的。实际上，联邦政府重新划定学区界限，或将学生在不同学区间转移都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了。健康教育福利部的教育官员哈罗德·豪威认为未来的民权斗争应该在“平静且快乐的社区”进行。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保守派的主张，认为他们只知道固守社区学校的概念，他痴迷于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不论他们是那些生活中有着“豪华地毯和精彩的夏令营”的孩子，还是那些不得不在狭窄的小巷中玩耍，六口人挤住在一间房里的孩子。
他在国会中作证时被其他的委员当作是地狱来客。南卡罗莱纳州的孟德尔·利威尔说道：“这个不合时宜的人应该被解雇。他正在破坏美国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叫他情报委员。”孟德尔·利威尔的立场赢得了这场争论。
星期三，也就是9月21号，共和党议会开展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关于健康教育福利局的“建立种族融合学校”的方针的调查，星期四，参议计划委员会削减了健康教育福利局的执行预算；星期一，同一个委员会宣称这项指导方针是非法的，因为它违背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密西西比的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德说，“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们如今站在南方人民的一边。”
白宫开始了一场关于扩大58亿元的初级和二级教育法案的争论，纽约州皇后区的保罗研究了法案的措辞然后发现：法案给学生的交通服务提供了资金。民主党领导人大吃一惊，该条款的目的是帮助学区收容残疾的学生。“可能初衷是这样，”保罗回应，“但是我担心该项目的地方管理人员会强迫学生乘车。”
10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约翰逊总统几乎都要为加快学校种族融合而道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烦扰和一些错误。”自由派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这是没有意义的：国家骄傲地眼睁睁地对种族平等作出承诺。7000所医院中仅有89所、1800所学校中只有74个面临资金冻结，他们怎么能行动如此之快呢？
理查德·尼克松不愿就法律和秩序发表演讲，不过1966年发表在《美国新闻》上的文章是一个例外，他似乎在为提出这一问题辩护：“民调仍然将越战和生活成本上升作为1966年的主要政治议题。”他在说谎。就国内热点来说，盖洛普公司指出，种族问题远远比通胀更受关注。还有，在全国范围内为期两个月每天16小时不停地为其他共和党员的选举拉票的活动中，尼克松顽固地坚持同一立场。
这符合政治要求。理查德·尼克松现在做这些事情为的是获得尊重。是的，法律和秩序正在解体；猖獗的犯罪使得普通美国民众害怕走在街上；“城市”逐渐变成了不毛之地。其他竞争对手正将这些和约翰逊总统捆绑在一起，并削弱尼克松1968年竞选总统的威望：其中包括乔治·华莱士，罗纳德·里根等。尼克松现在的任务是让权威人士和报纸不再把他参选看作笑话。关键是提高他的声望。
另一个提高他声望的关键是拖一个共犯下水。那个共犯就是……林登·约翰逊。就像在1950年时候，作为普通国会议员的尼克松在一个缺乏强有力领袖的政党内走向前台，在西斯的议题上成为总统事实上的辩论对手一样，同样他会让全国上下认为他是约翰逊1968总统竞选的对手，因为显然约翰逊已经开始视尼克松为对手。他会将总统拖入有关越战问题的公开大辩论。
那么，理查德·尼克松到底在越南问题上信奉什么呢？伦纳德·加门特的记忆就是最好的证据。他那时与加门特一起翻过财政资助人埃尔默·鲍勃斯特家的篱笆。第二天早上，加门特回忆道，尼克松跟鲍勃斯特进行了一次很长的亲密会谈，话题又回到了越南上来。“鲍勃斯特认为这是一场严峻的灾难，美国必须尽快抽身。他说尼克松坚决同意我们无法夺取越战的胜利，而我们最后也将被迫撤离。”但是这次撤退必须在战略上最合适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要一年、五年还是十年。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只需将他们要公众了解的事情公之于众。
尼克松准许自己在越战问题上说谎。这个伎俩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辅助政治谎言。除了撤退，在越战问题上尼克松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多变的立场——他一时说我们要升级战争，一时说我们要谈判；一时说我们要轰炸更多地方，一时又说我们要停止轰炸。一直留意他的言论的自由派被激怒了。他们很庆幸发现了尼克松的自相矛盾。不过尼克松一点也不担心这一点；他们的嘲笑只会帮助他获得正直人社的帮助。在那平静的几个月里，他很少抛头露面和被媒体曝光。一个人必须要有鹰一样敏锐的眼睛和精神病患者般的执着才能注意到他立场上的摇摆。
而林登·约翰逊就只这样一个执着而专注的人，他十分留意尼克松说的每一句话。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什么时候说过，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的表态都与总统当时所采取的政策截然相反。尼克松决意要让德州人约翰逊疯狂，要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总统约翰逊愤怒发泄的对象。
“如果约翰逊想再参加竞选，他会得到提名。现任的总统都能够成为候选人，像1948年杜鲁门总统，”尼克松这样告诉《时代周刊》，“如果他可以，那谁都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这挖苦深深地刺痛了约翰逊。
约翰逊总觉得这这样不合适。即使是在1964年支持率最高的时候，他也曾考虑过退出选举。现在他已经执政1036天了，可支持率一周比一周低。像尼克松这样的人能轻易地觉察出约翰逊内心最深处的焦虑，只因为对于很多焦虑他也感同身受。
约翰逊和尼克松都很注重作为政治家的自我形象。1963年詹姆士·加纳的电影《车轮经销商》上映，它讲述的是一个德州牛仔来到纽约奋斗的故事。这之后约翰逊就得到了一个令他憎恶的绰号。这是尼克松给他带来的痛：尼克松说尽管总统工作时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可是“自从他主政以来，美国没有取得一丁点的进步”。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当世界不可控制的时候，他们的控制欲就显得很可怕了。对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总统而言，最不受控制的就是越南。尼克松明白越南的情形是多么的无可救药。作为总统，当尼克松就越南问题攻击他时，约翰逊只能坐着生闷气：尼克松说我们必须使越战升级来避免们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他又说要是我们使越战升级，那可能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就是我们。
每次当尼克松提及通胀时，他都是在用同一手段攻击约翰逊。通胀是总统很难控制的东西。又因为越战的缘故，约翰逊对通胀就更无能为力了。自从春季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告诫总统：飙升的军费开支，再加上国民经济达到了创纪录的繁荣的巅峰，除非他迅速大幅提高征税，通胀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了。可是如果要大幅征税的话，那无异于承认越南的情形已经很紧急了。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内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美国能在进行越战的同时开展“伟大社会”的建设，枪炮和黄油并行不悖。这就是尼克松为何反复对此大做文章的原因了。他知道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加速恶化。
8月中旬时，银行的利率几乎达到了法定的上限5.5%。银行开始限制贷款。金融恐慌正在蔓延。一位28岁来自菲尼克斯的母亲对高昂的面包价格大为不满，号召人们起来抗议。5千名家庭主妇纷纷响应。她发起的抗议浪潮很快从康涅狄格州蔓延到加利福尼亚州。提醒总统草根的力量，并将他们与越南相提并论，是尼克松让约翰逊失去控制的方式。
尼克松在每一次演讲中都强调同一问题：在越战问题上对约翰逊总统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于总统所在的政党内部，诸如富布莱特参议员这样的人。富布莱特说美国是烂透了的“病态社会”，以其“傲慢的力量折磨、削弱甚至有时摧毁那些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来自纽约的参议员在公开场合仍然坚称自己支持总统的越战政策。可是在乔治城的每一次鸡尾酒晚宴上，人们的对话都围绕着约翰逊与过往总统的巨大差异。
尼克松很清楚这将给一个常常撒谎的人造成多大的压力。他知道约翰逊早就怒火中烧了。他很有可能让约翰逊在公开场合因为愤怒而失态，那么那一刻看起来更像总统的就是他尼克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