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早年和中年的生活，在我现在这个年纪便会思考，那些曾与自己一起共度青春的朋友还剩几个呢，这时候我总是想起在温泉疗养地消夏的情形。刚一到便认识一些人，和他们结下了友谊，可这些人已经在此地住了一段时间，过不了几个礼拜就要走啦。失去他们令人难过。那就去结识下一拨人吧，和他们还可以过一段，于是又成了亲密朋友。但这拨人也要走，剩下我们孤零零的，还有就是第三拨在我们即将离去时才到的人，和这些人你就完全没什么交道好打啦。
“大家常称赞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我自己呢，也不想抱怨，说对自己生涯不满的难听话。只是呢，归根结底只有辛劳和工作，别的什么都没有；大概可以讲吧，在我长达七十五个春秋的一生中，真正安逸快乐的日子不到四周时间。这就像一块永远要往下滚的大石头，你得没完没了地重新往山上推它。我的编年史将把此处说的这些话，解释得明明白白。要我有所作为的呼声，外来的也罢，发自内心的也罢，真是太多了。
“我真正的幸运是我的文学思考和创作。然而我所处的环境，又多么严重地干扰、制约和妨碍了我哟！要是我能离社会活动和日常事务远一点，多一些离群索居的时间，那我会更加幸福，取得的文学成就也会多得多。是啊，我写完《葛慈》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不久，一位智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对世界有了贡献，为报答你，世界就会作出安排，让你别又一次这样做。现在看来，此话在我身上应验喽。
“闻名遐迩，位高权重，在生活里本是好事。只不过我靠自己的所有名和位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换来的只是对别人的意见保持沉默，否则便会得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我总知道别人怎么想，别人呢却不知道我怎么想，要不然啊，真就开了一个愚蠢透顶的玩笑。”
1824年2月15日，星期天
（歌德庆幸自己不再年轻）
今天歌德邀我午饭前一块儿去散步。我进屋时发现他正在进早餐，看上去兴致挺好。
“来了一位令我高兴的客人，”他愉快地对我说，“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威斯特法伦的迈耶尔尔刚刚在我这里。他写了一些诗，一些很有希望的诗。他才十八岁，却成熟老到，真是难以置信。
“我很高兴，”随后歌德笑道，“现在我已不再是十八岁。我十八岁的时候，德国也只有十八岁，还可以有所作为；可现在要求太多啦，而且所有路都让人跑过了。
“在一切领域德国都高高在上，高得我们根本无法综观全貌，眼下呢我们还要师法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又要仿效英国人和法兰西人！除此之外，是的，简直是疯了，还把眼睛盯着阿拉伯东方，这么一来一个年轻人不完全昏了头才怪。
“为了安慰他，我领他看了我巨大的天后朱诺头像，以这件雕塑作为象征，告诉他只要坚持学习希腊人，就会获安宁。他是个好小伙子！只要注意别太分心，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定会有出息。
“不过，我说过了，谢天谢地，在这成熟透顶的时代自己不再年轻。如果年轻真不知道怎么活。是啊，即使想逃到美洲去也太迟了，那儿的人也太聪明。”
1824年2月22日，星期天
（观赏意大利风光铜版画）
跟歌德和他儿子一道进餐。席间小歌德讲了不少他学生时代的趣事。也就是他当年住在海德堡，假期里常和朋友们去莱茵河畔漫游。他曾和另外十个大学生在一家旅店过夜，店老板无偿招待他们喝葡萄酒，只要求朋友们有朝一日去参加他的一次“婚宴”。这位店主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饭后歌德给我们看一些着了色的素描，题材为意大利风物，特别是邻近瑞士山区和玛爵湖（Lago Maggiore）的北意大利。波罗梅伊群岛（die Borrom ischen Inseln）倒映在湖水里，湖岸边看得见渔船和渔具。歌德告诉我们，这就是《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的那个湖。在朝着玫瑰山（Monte Rosa）的西北方向上，耸立着将湖与其他地区隔离开的连绵群山，正值夕阳西下，山色幽深如黛。
我说，我出生在平原上，面对这样幽森高峻的群山心里感觉不踏实，决不会有兴致去那些山谷里漫游。
“这样的感觉挺正常，”歌德说，“归根到底，人只适宜于待在他出生和生长的环境里。要是没有重大的追求，他待在家里会幸福得多。瑞士一开始给我留下了极强的印象，令我心神迷乱，坐卧不宁；直到去过多次，最后一些年纯粹用研究矿物学的眼光去看那些山，才开始平心静气地体验它们。”
随后又观赏了一批根据一家法国画廊所藏油画制作的铜版刻画。这些画几乎都少有创意，所以五十幅中很难找出四五幅好的。好的几幅是：一位少女在请人代写情书；一个夫人待在标明出售（maison vendre）但无人光顾的房子里；一幅打鱼图；一群站在圣母像前的音乐家。还有一幅普桑风格的风景也不坏，对此歌德评论说：“这些艺术家掌握了普桑画风景的一般理念，就照此理念一个劲儿地画下去，结果画作就既说不上好，也不能说坏。不坏是因为随处都隐隐可见一个颇为可观的样板，但是又不能称它们好，因为这些画家通常都缺少普桑所有的伟大人格。诗人们的情况也如此，学习莎士比亚风格的不少，学得成功者却实在叫凤毛麟角。”
最后观赏了劳赫为法兰克福故居雕塑的歌德胸像模型，大伙儿边看边谈。
1824年2月24日，星期二
（学习须符合实际需要，古典雕刻艺术的长处）
今天午后一点去见歌德。他让我看一篇由他口授而成的文稿，是准备给《艺术与古代》第5卷第1期用的。我发现他给我的评论文章《印度贱民》做了个附录，内容既涉及那部法国悲剧，也涉及他自己的抒情诗三部曲，如此一来，这个题目就在一定意义上做得完整全面了。
“很好，你借写评论的机会熟悉了印度的情况，”歌德说，“因为说到底，我们搞研究最终只是掌握了自己实际使用的东西。”
我承认他说得对，告诉他我在上大学时就有这样的经验，听了老师们许许多多报告，能记住的也只是自己本已倾向于实际使用的内容；相反，所有将来不可能用上的东西通通让我给忘记了。我讲：
“我听过赫恩教授的古代史和现代史，可如今已记不起一个字。然而，倘使现在要我为写剧本而去研究某一个历史片断，那我肯定一辈子都会记住研究的东西。”
“总而言之，大学里学的太多太多，而且是太多毫无用处的东西。”歌德说，“还有一些个老师拼命延伸自己的专业，教授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学生的需要。早年化学和植物学一起归入药物学讲授，学医的学生只听它就够了。现在倒好，化学和植物学都自成一门无边无涯的大学问，掌握其中任何一门都需要人穷其一生，可是医学院学生硬是两门全得念！结果呢什么也学不到，顾此失彼嘛，通通忘得精光。谁个聪明，就会拒绝一切叫人分散精力的要求，而专心致志于一个专业，把一个专业学精学通。”
随后歌德给我看一篇他关于拜伦的《该隐》的短评。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起来。
“你瞧，”他说，“教会的信条不足以影响像拜伦这样的自由心灵，他正是通过此剧，极力摆脱一种强加给自己的教义的束缚。英国的教师们显然不会因此感谢他；我很好奇，不知他是否会进一步写《圣经》中与此相关的题材，是否会将例如所多玛的毁灭和峨摩拉的毁灭放过。”
在这些文学讨论之后，歌德把我的兴趣引到了造型艺术上，让我看一件昨天他已经兴致勃勃地谈起过的古代石雕。我观赏着，惊讶于它表现手法的质朴单纯。我看见一名男子从肩上往下放一只水桶，为的是让一个男孩喝水。可男孩还感觉不舒服，他的嘴还够不着，桶里的水还流不出来，于是只见他把自己的两只小手按在桶上，仰起脑袋望着男子，像是求他把桶再向自己倾一点。
“喏，喜欢吗？”歌德问，“我们现代人自然也体会得到一个如此纯粹自然，如此质朴天成的题材有多么美，”他接着说，“我们也知道也理解，这样的作品该如何创作；只不过我们创作不出来，理性至上嘛，因此总是缺少这样一点令人惊叹的魅力。”
随后我们观赏柏林的勃兰特雕琢的一枚徽章，表现的是年轻的提苏斯正从巨石下取出他父亲的武器。人物的姿态有许多可称赞之处，只是要搬动巨石四肢还显得用力不够。再有，年轻人既用一只手拽武器，还用另一只手搬石头，看来无论怎么讲都考虑欠妥；要知道，按道理他该先将沉重的石头撂到一边，然后再拾起武器。歌德随即说：
“作为对照给你看一件古代的宝石雕刻；它的题材完全相同，但出自一位古人之手。”
说着他让仆人施塔德曼搬来一口箱子，箱子里藏着数百件古代宝石雕刻的复制品，都是他旅游意大利时从罗马带回来的。于是我见到一位古希腊艺术家处理的同一题材，可那手法是何等地不一样啊！只见小伙子使尽全力推那巨石并也承受得起它的重量，因为这重量眼看就要被征服，石头已给推到了快要滚到一边的节骨眼儿上。年轻的英雄使出浑身的力气顶住沉重的巨石，只有目光向下瞅着压在面前石头底下的武器。
我俩都欣赏这再合乎实际不过的处理。
“迈耶尔尔经常喜欢讲，”歌德笑着插了一句，“最难莫过于构思啊！—— 可糟糕就糟糕在，”他接着说，“我们再怎么思考也无助于构思；你必须天生是这个材料，只有这样好的想法才会像上帝自由的孩子似的不请自到，并冲着你喊：瞧我们来啦。”
1824年2月25日，星期三
（诗的形式作用巨大；经历丰富是个“大便宜”）
歌德今天给我看了他两首极有意思的诗，两首总的倾向都高度伦理化，但一些母题却自然、真实得毫无保留，以致世人很可能习以为常地称其为不道德的诗。也正因此吧，他把它们藏起来，不打算公之于众。
“倘若智慧和高度的教养能转变成公众共同的财富，”他说，“那当诗人就太美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彻底真实，不必害怕说出最精彩的话。可事实上他经常不得不有所节制，有所考虑，他的作品会落到各式各样的人手里；他因此有理由顾忌，别因为太坦率引起多数好好先生的反感。还有时间也是个古怪东西，它就像暴君似的喜怒无常，对同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在不同时代会表现不同的脸色。古希腊人允许说的话，我们再说就不合适；莎士比亚强健的同时代人感觉美妙的事物，1820年英国人就不再受得了，所以新近就感到有出版一种莎士比亚家庭版的需要。”
“还有形式也影响很多，”我补充说，“两首中的一首音调、格律都合乎古代规范，引起反感的可能小得多。一些母题本身诚然难以为人接受，但表现手法使整个作品变得如此大气如此高贵，让人仿佛在听一位雄健的古代诗人吟唱，我们也仿佛回到了希腊远古的英雄时代。另一首诗相反，音调、格律都是阿里奥斯托的，就麻烦得多了。内容是一次现代历险，语言也现代，于是便无所遮掩地直通通进入咱们的现实，一些大胆的细节便显得肆无忌惮多了。”
“你说得对，”歌德回答，“在不同的诗体格律里面，蕴藏着各种神秘而巨大的效果。比如我的《罗马哀歌》，如果有人将其改译成拜伦《唐璜》式的音调和格律，那它的内容必定也跟着变得十分粗俗。”
这时送来了法国报纸。在昂顾勒姆公爵统率下完成的那场讨伐西班牙的战役，引起了歌德极大的关注。“对波旁王朝走的这步棋我不能不大加赞赏，”他说，“因为正是通过此役，他们才抓到军权，也赢得了王位。这下成功了。士兵们返国时怀着对自己国王的忠诚，因为他们从自己的胜利，也从人数众多的西班牙人的失败获得了一个信念：是效忠于一个人抑或听命于许多人，没有什么区别。军队赢回了旧日的光荣，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它即使没了拿破仑，照样能打胜仗。”
接下来歌德回顾了历史，谈了许多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的情况，说在腓特烈大王的带领下这支军队所向无敌，因此变得骄纵自满起来，结果后来在许多大战役中吃了败仗。所有的细节他都历历在目，我称赞他记忆超凡，实在幸运。
“我占了一个大便宜，”他接着说，“能出生在这么个世界风云济会，在我漫长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先是七年战争，然后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接着又来了法国革命，最后才是整个拿破仑时代直至这位英雄覆灭，以及随之发生的种种事变，我成了亲身经历这一切的历史见证人。这样一来，我的观察结果和看法就可能与人完全两样；现在才出生的人只能通过书本了解那些重大事件，也就弄不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
“往后的一些年将发生什么，完全无法预言；只是我担心咱们不会很快获得安宁。世人生性可不谦虚知足：大人老爷不会放弃滥用强权，民众也不满足于勉强过得去的状态，静待逐渐的改良。只有使人性变得完美，现实也才可能完美；实际是将无休止地动荡摇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难，另一部分人安乐享受；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将永远作祟，党派之争将没完没了。
“最明智的办法是人人各司其职，生来适合干什么、学习过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去妨碍他人干自己的事。鞋匠就该守着他的楦头，农民就该扶着他的犁头，君主呢，就该懂得治理国家。要知道，治国也是一项需要学习的职业，任何不精于此道的人都不应潜妄介入。”
随后歌德又谈起法国的报纸，说道：
“可以让自由派人士发言嘛，因为如果他们讲的有道理，别人就乐意听。但是保皇党手握重权，就不宜讲话，而必须行动。他们不妨调遣军队，砍人脑袋，让人上绞架，这都是他们的权力；可要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否定别人的意见，为自己的举措辩护，就有失体统啦。除非读者全都是君主，否则掌权者还是别发议论为好。
“至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歌德接着讲，“我总自认为是一个保皇派。让别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吧，我呢，认为怎么好便怎么干。我了解自己事业的全貌，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要是我独自犯了错误，能够重新将其挽回；可错误要是三个人和更多的人一块儿犯的，那改正就不可能了，因为人多不同的意见也多。”
接下来吃饭的时候，歌德情绪极为高涨。他给我看施彼格尔夫人的纪念册，他在册子里写了些很美的诗句。留给他题写的空白长达两年，他很高兴，终于兑现了一桩旧日的承诺。我向施彼格尔夫人朗诵完了诗，继续往后翻阅纪念册，遇见了许多显赫的姓氏。翻一页便是梯德格的一首诗，思想和音调完全跟他的《乌拉尼亚女神》一样。歌德说：“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在他这诗的下面再和上几句；可一转念还是算了。我感到庆幸，因为口无遮拦会得罪好人，弄巧成拙，这在我可不是第一次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