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1月2日，星期五
（莎士比亚的伟大有赖于时代；谈《少年维特的烦恼》和“维特热”）
在歌德家进餐，席间谈话轻松愉快。谈到了魏玛社交界一位年轻美人儿，这时在座的先生中便有一位讲：他差不多快爱上她啦，虽然她还并不是智慧超群。
“去吧！”歌德笑道，“爱不爱未必跟智慧还有什么关系！我们爱一个年轻女子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品格，而不是她的智慧。我们爱她的美貌，她的年轻，她的调皮，她的温柔，她的个性，她的缺点，她的乖僻，上帝知道还有种种别的无法言说的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不爱她的智慧。我们尊重智慧来着，她要是确实卓越超群，有了这样的优点，一个姑娘在我们眼里会平添无限的价值。倘使我们已经爱上了她，她的智慧也可能吸引我们。然而仅仅智慧点不燃我们的爱火，激发不起我们的热情。”
大伙儿认为歌德的话很有道理，很具说服力，都准备以他的方式观察问题。
饭后其他人走了，我却留下来与歌德坐在一起，讨论了其他某些有意思的事。
我们谈到了英国文学，谈到了莎士比亚的伟大，认为在出了这位文学巨人之后，所有英国剧作家的处境真叫不利。
“一位戏剧天才，”歌德继续说，“如果他真正称得起天才的话，就不可能不注意莎士比亚，是啊，不可能不研究莎士比亚。可是研究结果后必然意识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穷尽整个人性的方方面面，已经作过最高、最深的发掘，对于他这个后来者，从根本上讲已没剩下任何可写的东西啦。谁要在灵魂深处意识到已经存在那样一些无比精湛的、不可企及的杰作，并对其心悦诚服，谁还能从哪儿获得勇气提起笔来呢！
“至于我，五十年前在亲爱的德意志祖国情况就好多啦。我很快浏览了现有的作品，它们没能让我长时间佩服，没有怎么妨碍我走自己的路。我很想把德语文学和对德语文学的研究置之脑后，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如此一步步前进，我的天赋便自然得到发展，便逐渐具备必需的创作能力，取得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创作的成功。在我生活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关于杰作的理念从来不超出我此一阶段的实际动手能力多少。可要是我生而为英国人，那年纪轻轻、刚一省事，就会让所有那些丰富多彩的杰作和巨著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会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不会再那么轻松快活地往前走，而必定长久地思索，长久地左顾右盼，以便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我把话题引回莎士比亚，说：“如果我们把他从英国文学中抽出来，单独放到德国进行观察，那我们就不得不惊叹他那巨人一般的伟大真是一个奇迹。可如果我们去莎士比亚的故乡寻访他，置身于他的国度的大地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氛围，再研究研究他的同代人和直接继承者，呼吸呼吸自本·琼生、玛森格、马娄、博芒和弗勒乔等人那里刮来的雄风， 那么，莎士比亚伟大纵然伟大，可我们却会获得一个信念，那就是他创造的精神奇迹许多都并非不可企及，他的许多成就都得归于他的时代和他生活的那个世纪雄劲的创作风气。”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应道，“莎士比亚的情况如同瑞士的群山。如果将勃朗峰直接搬到一马平川的吕内堡大荒原， 对它的高度你会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可要是你去造访它连绵雄伟的故乡，先越过与它相邻的一座座高峰，诸如少女峰、芬斯特阿尔霍恩峰、艾格尔峰、维特霍恩峰、果特哈特峰、玫瑰峰等等，再看见勃朗峰时虽然仍觉得是个巨人，但它却不会令我们惊诧莫名啦。”
歌德继续说：“谁要不肯相信莎士比亚的伟大许多都要归功于他那伟大、雄劲的时代，那他最好问问自己：在时至1824年的今日英国，在报刊的批评争吵闹得文坛四分五裂的糟糕时日，还可能出现莎士比亚似的令人惊叹的天才吗？
“那样一种不受干扰的、天然纯净的、患梦游症的创作状态，唯一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创作状态，完全不可能再有了。我们现在的所有天才，全都置身于向公众展示的托盘里。那五十多种全国各地出版的批评刊物，那由它们在公众中引发的鼓噪喧闹，不容许产生任何健康的东西。当今之世，谁要不完全退避开，强行自我隔离，谁就完啦。各类报刊拙劣的、多半唱反调的文艺评论，尽管也把一种亚文化普及到了民众中，但对于一个创造的天才却无异于妖气，无异于毒液；它不断滴落到他创造力之树上并将其摧毁，从葱茏的绿叶到树心最深处的纤维。
“还有啊，经过了窝窝囊囊的两百年，生活本身也变得何等地驯顺和羸弱了啊！什么地方还能遇见一个富有个性的天才！什么地方还有谁能尽显本色，让人看见他本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反过来又影响诗人作家，他感到外界的一切已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于是只好返回来求诸内心。”
谈话转到了《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讲：
“它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可以说就像鹈鹕一样，用自己心中的血液哺育了它。它蕴涵着我内心那么多的情愫，那么多的感受和思想，足够写出十部同样长的小说了。还有，我一再说过，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只重读了一次，时时小心别再去碰它，它纯粹是一堆火箭啊！ 一读它我心里就不自在，生怕再一次经历自己早已逃离的重病状态。”
我提到他会见拿破仑的事。在他不曾刊印的文稿中，我知道有一则关于此事的速记，曾不止一次请他把它继续写完。我说：
“拿破仑当面对您提到《少年维特的烦恼》里边一处看来经不起严格审视的疏漏，您也向他承认了。我很想知道，他具体指的什么地方。”
“你猜猜！”歌德神秘地微笑着回答。
“喏，”我说，“我猜想多半是绿蒂给维特送去手枪，事先却对阿尔伯特只字不提，也没有把自己的预感和担忧告诉他吧。虽说您竭力想使她的沉默显得合乎情理，然而面对朋友危在旦夕的紧迫关头，您的所有努力仍旧于事无补。”
“你的意见自然是不错，”歌德回答，“只是拿破仑所指是这个地方或是另一处，我看还是不挑明为好。不过呢我已经讲了，你的看法和他的一样正确。”
我提出来，《少年维特的烦恼》一出版便引起极大的轰动，其原因是否在时代呢。我道：
“人们普遍这么认为，我却不能苟同。《少年维特的烦恼》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原因就在它出版了，而不在它出版于某个特定的时候。每个时代都有那么许多不曾说出的痛苦，那么许多隐秘的愤愤不满和厌世情绪，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那么许多与世界的矛盾，那么许多个性与市民社会的冲突，在此情况下《少年维特的烦恼》总是会引起轰动的，即使它直到今天才出版。”
“你说得很对呀，”歌德回答，“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今天和当初一个样，还影响着某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我呢，当初也根本不必从时代的一般影响中，从我读过的这本那本英国小说中，去获得自己青春的苦闷。倒是个人切身的现实境况令我躁动不安，烦恼苦闷，把我置于自然会产生出《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心境。我曾经生活过，曾经爱过，曾经忍受过许多痛苦！——”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进一步观察，人们谈论很多的‘维特时代’自然与世界文化的进程无涉，相反倒与每个人的生活阶段有关；人天生喜欢自由自在，却不得不勉强适应、屈从一个已然腐朽的世界的种种规范。幸福遭阻挠，活动受拘束，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的毛病，毛病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要不是人人生命中都有一个感觉——《少年维特的烦恼》仿佛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阶段，那才真叫糟糕呐。”
1824年1月4日，星期日
（对法国革命及现存社会制度的看法和态度）
今天饭后歌德和我一起翻阅了拉斐尔的绘画册页。歌德经常观赏拉斐尔的作品，为的是接近这位最杰出的人物，体察一位高尚卓越的人的思想。能在这类事情上给我以入门的指导，使他感到高兴。
后来谈到了他的《西东合集》，特别是其中的《郁愤篇》；诗集的这个部分，抒发了歌德郁积在心的对自己敌人的愤懑。
“我是够克制自己的啦，”他补充说，“要是我把所有不快和烦恼通通讲出来，那薄薄的几页就会长成厚厚一卷。人们压根儿没对我满意过，总想把我变成与上帝喜欢造就的另外一个样子。我做什么他们同样很少满意。我一年到头尽心竭力，写出一部新作来想讨一点世人的欢心，他们却反过来要求我对他们感恩戴德，原因仅仅是承他们高抬贵手，说了我的作品马虎过得去。要是他们表扬了我，那我还不得兴冲冲地把它看做应有的奖赏，而是恨不得我能说一些谦虚、推辞的套话，并且低声下气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的人格和我的作品骂得一文不值。这可违反我的本性啊！如果我真这样虚伪，这样说假话，那我必定是个可怜的混蛋。我可是够强大的啦，自己感觉是什么样子就表现为什么样子，于是便被人视为傲慢，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在宗教问题上，在科学和政治中，我到处遇见麻烦，就因为我不阳奉阴违，就因为我有勇气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我相信上帝和自然，相信高贵会战胜邪恶；但这在那些虔诚的灵魂看来还不够，我还得相信三位一体。然而这有悖我心灵的真实感受；而且我也明白，即使如此对我未必会有多大好处。
“我还触了一个霉头，就是我发现牛顿关于光和颜色的学说是一个错误，并且有勇气驳斥了这一公认的信条。我认为光纯净而真实，并把捍卫这一真理当做自己的职责。可是另一帮人却郑重其事地想给光抹黑，说什么：阴影乃是光的一部分。这话听起来荒谬，但的的确确是转述人家的原话。须知人家真是讲：颜色既为阴影和阴影遮掩的结果，那也就是光本身，或者说结论只有一个，颜色乃是光一会儿这样折射一会儿那样折射所形成的光线。”
歌德沉默了，一丝带讥讽意味的笑意慢慢在庄严的脸上扩散开来。他接着讲：“更别提政治方面啦！我曾经遭遇怎样的困厄，吃过多少苦头，简直没法讲。你知道《激动的人们》吧。”
“昨天才读过，为了编辑您的新版文集，”我回答，“它没有写完，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遗憾。可不管怎么讲，任何心存善良的人都应该赞成您的观点。”
“它是我在法国革命时期写的，”歌德接着说，“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我当时的政治自白书。我把伯爵夫人塑造成了贵族的代表，通过她嘴里说出的那些话，表明了我认为贵族应该有的想法。伯爵夫人刚刚从巴黎回来，在那里目睹了法国革命的前后过程，从中吸取了不少的教训，从而坚信民众是可以统治，但却不可以压迫；下层民众的革命起义乃是大人先生们多行不义的结果。任何在我看来不义的行事，她说，我将来都要严厉杜绝；即使对别人的这类行径，社会上的也好，宫廷中的也好，我也要大声说出我的意见。我发誓不再对任何不义之举默不作声，即使会因此被骂成一个民主分子。”
“我想，”歌德继续说，“这样的信念极为可敬。当初这是我本人的信念，现在仍然是。可为了奖励我，人家给我扣上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我不想再提它们。”
“其实只要读一读《哀格蒙特》，”我接过话头，“就了解您怎么想。我不知道还有任何一个德语剧本，能为民众的自由发出比您这部戏更大声的呼吁。”
“人们就爱不以我的本来面目看我，”歌德回答，“总是对我所有的真实情形视而不见。相反席勒 —— 咱俩私下讲吧，他比我贵族得多，但说话也考虑得周到得多 ——，异常地幸运，被当成了民众亲密的朋友。我打心眼儿里祝他好运，并聊以自慰，想想从前别的一些人遭遇还不如我啊。
“的确，我是不能成为法国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暴行离我太近，每日每时都激起我的愤怒，反之其良好结果当时还无法看出来。再者，当时德国有人自以为是，企图把法国因大势所迫所出现的场面人为地搬过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漠然置之。
“不过，我同样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并且完全相信，发生任何一场大革命责任都不在民众，而在政府。只要政府始终维护正义，始终头脑清醒，能够适时进行改良以满足民众的愿望，不是一直顽抗到非由下边来逼迫你干必须干的事情不可，这样子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发生。
“可由于我仇视革命，人们便称我为现存制度之友。然而这是一个含义暧昧的称呼，恕我不能受领。假若现存的一切都好，都合理，都优越，那我绝对没有意见。可是在有许多好的方面的同时，还存在许多坏的、不合理与不完善的地方，这样一来，现存制度之友往往差不多就等于坏的和腐朽的制度之友。
“时代呢却永远在前进；每隔五十年，人世间的事便会换一个样子，一种1800年还完美无缺的制度，到1850年也许就已残破不堪。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好的制度只可能从自己的本原，从广大民众的需要中产生，而不是对别人进行模仿。要知道，某种食物对于一个已发育到一定阶段的民族是高级营养品，对另一个民族也许反倒成了毒药。因此，只要不是出自植根于民族本原的需要，一切引进外来变革的尝试都是愚蠢的，这样子的革命企图都不会成功；因为它们没有上帝支持，对这类草率拙劣的举动，上帝避之唯恐不及。反之，如果在民众中存在大变革的真正需要，上帝便与之同在，革命便会成功。上帝显然曾与耶稣基督及其最初的门徒同在，因为宣示一种新的博爱教义正是各族民众的需要；上帝也显然与马丁·路德同在， 因为清除那种让教士阶层歪曲了的教义，同样是各族民众的需要。上述两大伟人可都不是现存制度之友啊；相反，它们面对现实，深感必须清除那发霉的陈面团，决不能让那不真实、不合理而且千疮百孔的旧制度再存在下去。”
1824年1月27日，星期二
（回顾一生，唯有辛劳和工作）
歌德跟我谈起他续写自传的事，眼下他正忙着完成这项工作。他提到，写他晚年生活的部分不会像写青年时代的《诗与真》似的有非常详尽的细节。
“后边的这些年，我必须更多地当做编年史来处理，”歌德说，“里边出现得更多的是我的活动，而不是我的生活。一般而论，个人最重要的时期是他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对我来说，随着完成《诗与真》那细节详尽的几卷便完结了。接下来便开始了与世界的冲突；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话，那就仅仅是它产生的结果。
“再往后呢，一个德国学究的生涯，什么玩意儿？拿我来讲，也许有些好的经历却无从言说，而平平庸庸的呢又不值得花力气说。再有喽，那些能让我轻松从容地对他们讲述的听众，又在哪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