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颜色学对于我正如像基督教的信仰，”他随后继续说，样子高兴了一点，和蔼了一点，“有一阵子你已相信有了一些忠实的门徒，谁知一不留神他们就背弃了你，组织起了一个教派。你跟别的人一样也是个异教徒，要知道你不是第一个背弃我的人。就因为对《颜色学》存在争论，我已经跟一些最出色的人分道扬镳啦。跟……由于……，跟……由于……”
歌德一口气向我列举了好些显赫的姓名。
这期间我们吃完了饭，中止了谈话，歌德便站起来踱到窗边。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因为不管他怎样骂我，我仍然爱他；随后我却感觉出来，理在我的这边，他却在忍受痛苦。
也没有过多久，我们又有说有笑，聊起一些无所谓的事情来；可是我告辞的时候对他讲，希望他拿到我的稿子后再仔细斟酌斟酌我的意见，说完全是怪我笨嘴拙舌，才没有能说服他，让他承认我有道理，这一下他又忍不住半开玩笑半带讥讽地对我异教徒长异教徒短地来了一通，直到我走出门外。
歌德一方面容不得别人对他的《颜色学》说三道四，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文学作品却总是表现极为随和，心怀感激地接受任何有道理的批评，这似乎是个问题；也许谜底就解开了，只要我们想想，他身为诗人让外间推崇备至，《颜色学》是他篇幅最大也最繁难的作品，所受到的却只有责难和反对。整整半辈子，他老是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异议非难，实在不能理解，所以就自然地老是处于一种受刺激的战斗状态，就必然随时准备进行激烈的反击。
歌德之于他的《颜色学》就像一位好母亲，别人越瞧不起她的宝贝孩子，她便越加疼爱他。他总是反复地讲：
“我作为诗人的一切成就，我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与我同时生活着一些杰出的诗人，在我之前还有更杰出的诗人，在我死后也有杰出的诗人出现。可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纪，颜色学这门繁难的科学我却是唯一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人，因而也自觉超凡出众，备感欣慰。”
1829年2月20日，星期五
（歌德比喻写作犹如分娩）
和歌德一起进餐。他因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而感到高兴，打算明天把它寄走。关于颜色学，他稍微向我对雪地上的蓝色阴影的看法靠拢了一点。他谈到了接着又要开始写作的《意大利游记》。
“咱们就像那些产妇，”他说，“分娩那会儿发誓赌咒再不跟男人睡一个床了，事实却是一不留神又大了肚子。”
还谈了他想怎样写《自传》的第四卷，还说1824年我对他已完成部分和继续写作的提纲所做的笔记，将对他的写作大有帮助。
他给我朗诵歌特林的日记，此人十分亲切地谈到了当年耶那的那些击剑教师。歌德说了歌特林不少的好话。
1829年3月23日，星期一
（建筑艺术是凝固的音乐；朋友的不同作用）
“我在我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手稿，”歌德今天说，“在那里边我曾把建筑艺术称做凝固的音乐。现在想来也真的不无道理；由建筑传达出的情绪，确实与音乐的效果近似。
“豪华的建筑和房间供王公和显贵们享用。人生活其中，便感到安逸，满足，不再有任何别的欲求。
“这完全违反我的本性。如我在卡尔温泉所住的华丽寓所里，我立刻会变懒惰，会无所事事。相反小的住宅，例如咱们眼前待的这间破屋子，说它乱糟糟吧又还有秩序，颇像吉卜赛人家里的情况，这刚好适合我；我内心因此感到充分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和发挥自己内在的创造力。”
我们谈到了席勒的书信，谈到了他俩在一起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日复一日地在工作中相互促进，相互激励。我说：
“席勒似乎对《浮士德》也很感兴趣。他敦促你写作，自己甚至动了替你续写《浮士德》的念头，真可传为佳话，令人十分感动。我由此发现，他生性有些急躁。”
“你说得对，”歌德接过话头，“他是这个样子，就跟所有过于受观念左右的人一样。他总是不安静，总得干点什么；这在他那些关于《威廉·迈斯特》的信里可以看出来，他一会儿想要这样，一会儿想要那样。我要做的只是坚定信念，不让他的事情和我的事情受那样的影响和干扰。”
“今天早上我读了他的《印第安人的挽歌》，”我说，“很高兴这首诗是如此精彩。”
“你看见了，”歌德回答，“席勒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只要展现在他的眼前，即使是传统题材他也同样善于把握。不错，《印第安人的挽歌》属于他最成功的作品，我呢，希望他还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可你能想象吗，他的一些密友却指责他这首诗，说它没有充分表现他的理想精神。—— 是啊，好小伙子，人们常常吃自己朋友的亏！—— 洪堡不是也批评我的多萝苔，说她不该在敌人来犯时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吗！然而没有这点表现，这位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应运而生的非凡的姑娘立刻完了，立刻就降到了她那些平庸的姐妹的行列里。不过将来你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只有少数人能以必须作自己的立足点，相反，大家都只愿意赞扬和承认适合于自己口味的东西。而这还是些一流的、杰出的人物啊；你就设想一下吧，大众的意见会怎么样，我们将始终何等孤独。
“要不是我造型艺术和自然科学基础牢实，在这恶劣的时代及其每日每时的影响下，我也很难坚持在水面上；然而就是这保护了我，也让我能由此出发去帮助席勒。”
1829年2月24日，星期二
（结交席勒；灵魔的影响）
“人越是卓越，越容易受灵魔的影响，”歌德说，“因此他必须时刻留神，别让自己起主导作用的志向误入歧途才是。
“例如我跟席勒的结交，就绝对是受了什么魔性的力量左右；我们早不碰在一起，迟不碰在一起，却偏偏等我旅居意大利归来，席勒也厌倦了哲学思辨，就碰在了一起。要知道正是这个时期，对我们两人后来取得较大成功都至关重要。”
1829年4月2日，星期四
（掌握军权与掌握政权；古典的和浪漫的；性格形成的外因）
“我要给你揭开一个政治秘密，”歌德今天吃饭时说，“这个秘密迟早会自行暴露。卡波蒂斯特里亚在希腊政府首脑的宝座上待不长，他缺少坐这样的位子所必需的品质：他不是一个战士。我们尚无先例，就是一个内阁普通成员能够组织革命政权，并让军队和将军们对自己服服帖帖。只有手里握着刀，统率着一支大军，方能够发号施令，颁布法律，才有把握叫人对你唯命是从；而没有这两者事情就糟糕了。拿破仑如果不是个战士，就永远爬不到权力的顶峰；同样的道理，卡波蒂斯特里亚已做不了多久的第一把手，很快就会开始出演次要角色。这我预先告诉你，你很快就会看见；事情的本质决定了一定是这样，不可能变成另一个样子。”
随后歌德谈起法国人，特别是谈库赛、维叶曼和基佐。他说：
“这些人却是富有见识和洞察力，能把过去时代的完美知识与十九世纪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结果便创造了奇迹。”
从这些人物又转到当代的法国诗人，并谈起了古典的和浪漫的意义。
“我想起一个新的说法，”歌德说，“可以相当不错地说明两者的关系。我称古典的为健康的，浪漫的为病态的。例如《尼伯龙根之歌》，如同《荷马史诗》是古典的，因为两者都健康而且有力。把多数近来的作品归之于浪漫，不是因为它们新，而是因为它们软弱、苍白、病态；称古代的作品为古典，并非因为它们古老，而是因为它们强壮、乐观、健康、有活力。如果我们以这些品质区分古典和浪漫，事情马上就会一清二楚。”
话题转到了贝朗瑞被监禁的事。歌德说：
“他活该如此。他最后的那些诗真的毫无节制，不成体统；他反对国王，反对国家，反对和平的公民意识，受惩罚完全是咎由自取。相反，他早期的诗歌欢快而清纯，使人读起来感觉快乐幸福，这在诗歌可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呐。”
“我可以肯定，”我接过话头，“他的环境对他产生了不利影响；他为了讨他那些革命的朋友欢心，便说了一些他自己原本不该说的话。阁下您应该实现您的计划，写出谈作家如何受灵魔影响的一章；这个题材越是考虑，越发显得重要而且内涵丰富。”
“太丰富啦，”歌德说，“说到底，除去我们本身一切都是影响。”
“要注意的只是分清一个影响是有益或是有害，”我说，“是符合我们的天性，有利于它的发展呢，或是阻碍它的发展。”
“这个当然，”歌德应道，“问题确实在这里；只不过难也正好难在我们好的天性总会极力坚守自己，不肯受灵魔过分的支配。”
饭后歌德让人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两盆植物，一盆为盛开的月桂，一盆为日本产的花卉。我表示，由两盆植物传导出来的是不同的情绪：望着月桂人感觉快活、轻松、温婉、宁静，相反日本植物却叫人感到野蛮，感到伤感。
“你说得不错，”歌德讲，“因此就必须承认，一个地方的植物界也会对当地居民的心理气质有所影响。很显然，谁长期生活在高大挺拔、阴森肃穆的橡树包围之中，他就必定变成跟一个天天徜徉在稀稀朗朗的白桦林下的人不一样的人。只是不能不考虑，一般而言人并不如我们似的敏感脆弱，整个说来都会坚强地生活下去，不轻易屈服于外来的影响。可以肯定的只是，除去种族的遗传因子，土地和气候也罢，食物和所从事的营生也罢，统统都会对完成一个民族的性格塑造产生影响。还得考虑，原始部族大多占有着一片他们喜欢的土地，一片已经跟他们作为人的天性和谐一致的土地。
“你转过脸瞧瞧，”歌德继续说，“在你身后的台子上放着一张纸，我请你好好看看。”
“那个蓝色的信封？”我问。
“是的，”歌德回答，“喏，对那一笔字你能讲什么？从那上面书写的地址，可不可以看出写信的人大度而又豪放？你觉得有这样手笔的会是怎样一个人？”
我欣赏着那信封。上面的笔迹非常的自由狂放。
“有可能是梅尔克写的，”我说。
“不对，”歌德道，“他不够高贵和正派。是泽尔特写的。纸和笔帮助了他，以至书如其人，完全表现出了他性格的大气。我准备把这个信封放进我的名家手迹收藏。”
1829年4月3日，星期五
（筑路的诀窍；爱尔兰解放运动；教会的影响无所不在）
和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一起在歌德处用餐。库德莱谈到大公爵的美景宫有一道多年来已叫人感觉不舒服的楼梯，想要修好却总遭遇到老公爵表示的疑虑，现在好了，年轻的君主一执政事情就获得了圆满解决。
库德莱还报告了各个地区修路的进展情况，说通到山后布兰肯海因去的那条路坡度达到了差不多十度，所以不得不绕点圈子，而且就算这样还是有几小段的坡度达到了六七度。
我问库德莱，在丘陵地区筑路要达到的标准倾斜度究竟是多少。
“三四度就挺舒服。”他回答。
“可是，”我说，“从魏玛出发走东西南北的任何一条路，很快都会碰见一些远远超过这一倾斜度的路段。”
“那都是些距离很小和无关紧要的路段，”库德莱回答，“修路时遇上这样的地方就会有意向村落靠近，以便增加一点租赁马匹的收入。”我们都让这诚实的狡诈逗得笑了。“从根本上讲，”库德莱继续说，“这只是小菜一碟，旅行马车轻轻松松就过去了，稍微苦一点赶货车的车夫也已经习惯。再说呢，通常都是到饭店老板那里租马匹，车夫们也就乐得趁机喝上两杯；你要是败了他们这点儿兴，他们才不会感激你呢。”
“我真想知道，”歌德说，“在异常平坦的地方筑路，时不时地有意绕点儿弯子，人为地造成一些上下起伏，是不是更好呢？这样既不妨碍舒适地行车，路面还会因为雨水很好地流走了而总是保持干爽。”
“可以这么办，”库德莱回答，“看样子这会非常有益处。”
随后库德莱拿出来一份文书，一份对某个年轻建筑师的培训计划；库德莱属下的部门正准备送这个年轻人去巴黎深造。他念了培训计划，歌德认为计划订得不错，表示了赞成。歌德在部里争取到了必要的支持，大家很高兴事情取得了成功，接着便讨论了预先要采取的措施，以保证钱真正用到点子上，并足够小伙子一年的花销。等他学成归来，准备派他去新建立的职业学校当老师，立刻给这位有才干的年轻人一个适合的用武之地。一切都非常好，我也默默祝福事情顺利圆满。
随后又取出一些申克尔为木工师傅们绘制的建筑平面图和样版图来看。库德莱认为这些图纸很重要，完全适合将来的职业学校做教材。
还谈到了各种建筑，谈到了声音和隔音问题，谈到了耶稣会的寺院都特别坚固这个情况。歌德讲：
“在墨西纳，所有房屋都让地震给震塌了，耶稣会的教堂和修道院却巍然耸立在那里，就像是昨天才建的一样。看不出它们有一丝受到了地震影响的痕迹。”
话题从耶稣会和他们的财富转到了天主教徒和爱尔兰的解放运动。库德莱说：
“看起来好像是承认了爱尔兰独立，可议会制定的法规又使这一步骤对英格兰决不会有危害。”
“天主教徒的所有预防措施全都没用，”歌德说，“教皇关心的是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利益，暗中采取的手段更叫我们摸不着头脑。我要是现在当议员，我也不会阻碍爱尔兰独立，可我会让人在记录中加上一条：如果有朝一日因为一个天主教徒投的票让一位新教头面人物掉了脑袋，那么就请大家想到我。”
谈话转到了法国的当代文学，歌德马上又兴奋地讲起库赛、维叶曼和基佐等几位先生授的课。他说：
“丢掉了伏尔泰式的不求甚解，他们有一个博学深思的优点，而这个优点从前单单只是德国人才有。一种钻深钻透的精神，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就好像他们是在踩榨汁机似的，真了不起呀！他们三位全都很杰出，只不过我更喜欢基佐先生，认为他最了不起。”
接着又谈了一些世界历史的话题，歌德针对执政者发表了下面一些看法：
“要想获得民众的爱戴，一位伟大的统治者用不着玩其他任何的手腕，单凭自身的伟大就成了。他要是努力追求并切实付诸行动，使自己的国家在内部幸福安宁，在外部受到了别国的尊重，那就不管他是胸前戴满勋章乘坐的御辇也好，还是身上裹着熊皮、嘴里含着雪茄乘坐的蹩脚马车也好，反正一个样，他一旦赢得了民众的爱戴，就会永远享有民众的敬重。反之，一位国君要是缺少人格的伟大，不会通过一些好的举措去赢得自己人民的爱戴，那他就只能想出一些别的笼络人心的办法，而最好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宗教信仰，就是跟民众保持和奉行同样的礼仪习俗。每个礼拜天都到教堂露露面，俯视一下济济一堂的教友们，让众人有机会瞻仰瞻仰自己的风采，这便是值得向每一位年轻的君主进谏的最灵验的办法，再伟大的君主都可以用此法赢取爱戴，笼络人心，甚至连拿破仑也未能免俗。”
话题又回到了天主教徒，谈到了教士们在暗中的影响和活动有多么厉害。听说哈瑙城有位年轻作家，他不久前在自己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一点儿取笑天主的味道。这份杂志马上就销声匿迹了，就是通过教士们在自己的一个个教区施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