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8月16日，星期二
（慧语数则）
近几天与歌德交流很多，但因为忙着其他事情，便没能记录下他内容丰富的谈话的某些要点。
只在我的日记里发现了下面这些单个的句子，谈话的语境和契机通通都忘记了：
“人像浮在水面上的罐子，难免相互碰撞。”
“早晨我们最聪明，但也最焦虑；因为焦虑也是一种聪明，尽管只是消极的聪明。蠢人从来没有忧虑。”
“千万别把青年时代的任何缺点带入老年，因为老年已有不少自身的缺点。”
“宫廷生活像演奏音乐，每个人都必须严格把握自己的节奏与休止。”
“宫里的人如果不懂得用繁文缛节消磨光阴，那他们一定会闷死。”
“哪怕事情微不足道，劝国君放弃都不妥当。”
“谁想培养演员，谁就必须有无限耐心。”
1824年11月9日，星期二
（谈克洛普斯托克和赫尔德）
晚上在歌德家。我们谈论克洛普斯托克和赫尔德，我很高兴听他给我分析这两个人物的伟大功绩。歌德说：
“要是没有这些杰出的先驱者，我们的文学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们登上文坛时走在时代的前面，差不多是引领着时代前进；而今时代已经赶过了他们，曾经是那么不可缺少和重要的他们，已不再成其为有用的工具。青年人如果今天还从克洛普斯托克和赫尔德处获取教养，那就太落伍喽。”
我们谈起克洛普斯托克的组诗《救世主》和他的《颂歌》，论及他的成就和缺点。我们一致认为，对于观察把握感性世界和刻画人物性格，他都缺乏方向和天赋，也就是说缺乏一位史诗诗人和戏剧诗人，是的，甚至可以讲一般诗人最本质的东西。
“说到这里我想起他那首颂歌体的诗，”歌德讲，“那首他写德国缪斯跟英国缪斯赛跑的诗。事实上你只需想想让两位姑娘那么争先恐后，撒开脚丫，蹬踏起一路的灰尘，将会是怎样一个景象，那你就已经能够判断，老好的克洛普斯托克在动笔前并没有好好想象一下自己要写的内容，要描绘的场面，不然他就不至于有如此严重的失误了。”
我问歌德年轻的时候与克洛普斯托克关系怎样，当时对他怎么看。
“我像一贯尊敬长者似的尊敬他，”歌德说，“我把他看做自己的前辈。我尊重他作的贡献，从来没想研究它，指责它。我接受他的长处的影响，除此以外便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们重又谈起赫尔德，我问歌德，他认为赫尔德什么作品最棒。
“他的《关于人类历史的思考》最杰出，无可争议，”歌德回答，“后来他却走向反面，变得令人不愉快了。”
“赫尔德尽管非常了不起，”我接过话头，“在有些问题上我却不敢与他苟同，发现他好像缺少判断力。举例说吧，我就不能原谅他，特别是德语文学还在当时的水平上，竟把《葛慈·封·伯利欣根》讥讽一通，然后不加任何肯定就把稿子退还给了你。对于某些事情，他完全缺少感知，麻木不仁啊。”
“在这点上赫尔德情况确实很糟糕，”歌德应道，“是的，即使此刻他的灵魂站在跟前，”歌德兴致勃勃地补充了一句，“他也不会理解咱们。”
“相反我要称赞梅尔克，”我说，“他极力鼓励你出版《葛慈》。”
“他自然是一位古怪而非凡的人，” 歌德回答，“‘把这玩意儿印出来吧！’他说，‘用处是一点没有，但印还是印！’他不赞成修改，他是对的；改了会变个样，但不会变好。”
1824年11月24日，星期三
（对比古代与现代，法国文学与德国文学）
今晚上剧院去看歌德，发现他很健康，很快活。他问起那些眼下在魏玛的英国青年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准备和杜兰先生一起读普鲁塔克的德译本。话题由此便转到了罗马和希腊史，歌德发表了如下见解：
“罗马史原本对我们已经不再合时宜，”他说，“我们已变得太人道，对恺撒的一次次胜利不能不感到反感。同样，读希腊史也引不起多少快感。这个民族尽管面对外敌还伟大、豪迈，但城邦四分五裂，内战连年不断，同为希腊人却你杀我我杀你，更是叫人受不了。再说，我们当代的历史已极其伟大、非凡，莱比锡战役和滑铁卢战役如此气势磅礴，已经使马拉松战役和其他古希腊的战役失去了光彩。还有我们的一些英雄人物也不逊色呀：法国的元帅们以及德国的布吕歇尔和威灵顿，都完全可以比肩古代的那些统帅。”
谈话转到最近时期的法国文学，提到了法国人对德国的作品一天天地更感兴趣。
“法国人开始研究和翻译我们的作家，”歌德说，“他们这样做很对；因为他们在形式和主题方面都有局限，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向往寻找借鉴。就算可以指责我们缺少完美的形式，我们在选材方面却胜过法国人。科泽布伊夫兰的题材如此丰富，够他们采撷好一阵子的喽。特别是我们的哲学理想更受到他们欢迎，因为每一种理想都可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
“法国人有理解力和智慧，却缺少实在和虔诚，”歌德继续说，“什么眼下有用，什么符合他们党派的利益，他们就认为好。因此，他们称赞我们从来不是出于承认我们的功绩，而只是可以用我们的观点去增强他们党派的势力。”
随后谈到我们自己的文学，谈到对我们新近出现的青年作家有害的现象。歌德说：
“我们多数青年作家的缺点仅仅在于，他们主观创造性既不强，又不知道去客观世界寻找材料。充其量他们能找到与他们自身相似的素材，适应他们主观胃口的素材；至于那种本身富有文学价值的材料，即使它们不合自己主观的胃口也一样采用，这在我们那些青年作家就根本没法想象。
“不过已经说了，只要青年们能够努力学习，深入生活，从而产生出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那我们文学的前景还是看好，至少我们青年抒情诗人的情况是如此。”
1824年12月3日，星期五
（欲成就事业不能有旁骛；但丁何以难解）
前几天收到一份稿约，一家英国刊物开出很优厚的条件，邀我每月寄一篇有关德国文学最新成果的报道去。我很想接受约请，可转念一想也许还是先跟歌德谈一谈这事好些。
因此今晚掌灯时分便到他那儿。他坐在放下来的窗帘旁边的一张大桌子前，桌上点着两盏灯，刚吃完饭的样子。灯光照在他脸上，同时也照着一尊立在他面前桌子上的大型半身塑像，他正专心观察这塑像。“喏，”他先亲切地与我打了招呼，然后指着塑像问，“他是谁？”——我答：“一位诗人，而且看样子还是一位意大利人。”——“这就是但丁，”歌德说，“塑得很好的，头颅很美，但却不令人愉快。他已经老了，背都弓了，闷闷不乐，面部松弛、下垂，就像刚从地狱出来似的。我有一枚他生前铸造的纪念章，上面一切都美得多。”说着歌德起身去取来了纪念章。“你瞧，这鼻子多么带劲儿，这上唇翘得多么有力，这下巴伸向前方，和两边的颧骨有多么协调，有多么美！眼睛局部和额头在这个雕塑上几乎原封未动，别的一切全都弱了些，老了些。不过我这样讲并非责备这件新作品，总体上看它还是挺成功，挺值得称赞。”
歌德问我近些天生活得怎么样，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收到一份邀请，要我在很优厚的条件下为一家英国杂志每个月写一篇报道，综述德国文学一月来的最新动态；我呢，很想接受这一邀请。
听了这些话，原本和颜悦色的歌德完全沉下了脸，我看出他对我的打算一点没好气儿。
“我倒希望，”他说，“你那些朋友最好别来打扰你。那些事无助于你的发展，完全有违你的天性，你干嘛要去做呢？我们有金币、银币和纸币，它们各有各的币值和汇率，然而要为每一种估价，就必须清楚汇率。文学也没两样。你也许知道怎么定金属币的价值，纸币额却不知道，这方面你不在行，于是你的评价就不正确，你就会把事情搞糟。可你想把事情搞好，给每一件作品应得的肯定和承认，那你事先就得权衡比较我们一般文学作品的水准，必须认真研究，省事偷懒是不行的。你必须回过头去看施勒格尔兄弟主张什么，完成了什么；然后还有所有新锐的作家：弗朗茨·荷恩，霍夫曼，克劳伦，等等，你全都得读。这还不够，还有所有的杂志，从《晨报》到《晚报》你通通必须订阅，以便你立刻掌握最新动态。如此一来，你便糟蹋了自己最美好的光阴。还有呐，所有的新书，你如果想稍微介绍得透彻一点，就决不能只是翻一翻，而必须研读。感觉怎么样？最后还有呐，如果你不愿意冒与整个世界为敌的风险，你还不能够是好说好，是坏说坏。
“不，依我说就写信去推掉这件事，它不适合你。归根结底，你得防止分心，得集中精力。三十年前我要这么聪明，作出的成绩就会大不一样。我和席勒一起出版《时序女神》和《诗神年鉴》两种刊物，真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这几天我正好在检阅我与他的通信，所有往事历历在目；回想起当年干那些事让世人利用了我们，我们自己却毫无所获，心里就不能不气闷。有天才的人看见别人干什么总相信自己也能干；其实才不是这么回事儿，最终将后悔浪费了精力。就像我们晚上把头发卷起来，那又有什么用？只在头上弄了些卷发纸，其他什么也没有，到第二天晚上头发照样又直了起来。
“你现在要做的是积累一笔用之不竭的资本，”歌德继续说，“你开始学习英语和英国文学，就为达到这个目的。坚持学下去，随时利用与英国年轻人交往的大好机会。古代语言大部分你在青少年时代都学不到，所以要努力到一种如英国人似的杰出民族的文学中寻找依靠。再说，我们自己的文学大部分也来自英国文学。我们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戏剧，它们不是来自歌尔斯密、菲尔丁和莎士比亚又来自何处？即使今天，在德国你哪儿找得出三位文学大家，可以与拜伦爵士、穆尔和瓦尔特·斯科特平起平坐？一句话，巩固你的英语学习，集中精力干点正经事，丢开一切对你不适合、也不会有结果的事务。”
我很高兴使歌德讲了这些话，感到自己内心已经完全安定下来，决心今后干什么都遵照他的劝告。
用人通报缪勒首相到访。他进来便与我们坐在一起，话题于是又回到了桌上立着的但丁半身像。谈到他的生平和作品，特别强调了他的作品晦涩难解，连他自己的同胞也从来读不懂，一个外国人就更不可能深入进去了。“至于你呢，”歌德和蔼地转过脸来对我说，“在此你的‘忏悔神甫’要明确告诫你：别去研究这位诗人。”
歌德进一步指出，但丁的诗歌之所以费解，主要怪他用的韵太难太险。除此而外，歌德在谈到但丁时却满怀敬畏；我特别注意到，Talent（天才）这个词儿在他已嫌不够分量，而是称但丁为eine Natur（自然，大自然），好像他想以此阐明某种更博大、更神秘、目光更深更远的品性禀赋。
1824年12月9日，星期四
（自然灾害；看似例外，实乃规律）
傍晚去见歌德。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以对我为纪念谢尔霍恩而作的诗的称赞，代替了见面的寒暄。我呢则向他报告，我已经写信谢绝了英国刊物的约稿。
“感谢上帝，”他说，“你又有了自由，得到了安宁。喏，我马上又想提醒你一件事。作曲家们会来要咱们写歌剧，你呢只能坚定地拒绝他们，因为这也是一件不会有结果的事情，只会糟蹋掉你的时间。”
随后歌德讲，他已通过尼斯·封·厄森贝克给波恩那位《贱民》的剧作家送去了喜剧演出节目单，让他看到他那出戏已在此间演出。“人生苦短哟，”他补充说，“有必要相互创造一点儿快乐。”
他面前摆着柏林的报纸。他向我谈起了彼得堡的大水灾。他给我那张报纸，要我读一读。他讲到彼得堡的糟糕形势，顺便取笑了卢梭的观点：卢梭说过，要防止地震，不能采取将城市建在一座火山附近的办法。歌德讲：“自然自有其路线，我们看来是例外的现象，其实符合规律。”
随后我想到沿海各地的大风暴，以及报纸报道的其他自然灾害，便问歌德，人是否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谁也不了解，”歌德回答，“对这样的神秘事物，人的心中连一点儿预感也没有，更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建筑事务总监库德莱到访，与他结伴而来的还有里默尔教授。于是又谈到彼得堡的水灾，库德莱总监随手画了一张城市平面图，以便说明涅瓦河的影响和其余地区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