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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道之“术”经之十七：奇兵为上。诡诂反复
法云：兵不厌诈。战争中对于双方来讲，最为要紧的只有胜利。因此，可以采取一切非常规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什么智谋巧计、阴谋阳术通通可以派上用场。中国古代的兵法谋略给我们提供了不尽的宝藏。
诡道方略之：曾国藩着着稳慎，下稳慎棋
用兵打仗占了曾国藩事业的很大一部分，战争的胜负决定着曾国藩的荣辱沉浮。曾国藩在此专门讲了行军打仗的几个重要方面：主客、奇正、迅速。主客就是敌我双方以谁为主；奇正就是打仗时该出奇兵还是堂堂正正地对阵；迅速就是战争的速战速决和持久战。
关于主客，曾国藩认为：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即守者为主，攻者为客。这主客之间并无上下之分，但必须是该主时主，该客时客。然而，我们从项羽的垓下之战中却看到了主客之间那种丰富多彩的变化。
至于战争中是采取速战速决还是持久战，则更要根据具体的条件来决定。曾国藩认为，两军对垒，有如弈棋，既要自救，又要破敌，所以他的方针是看着稳慎，下稳慎棋。
咸丰七年，曾国荃刚刚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就一再劝告他：“到吉安后，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无好小利，无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沿江而下，连克数城。刚领浙江按察使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五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40里。太平军在天京上游，可说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惧，连连写信给曾国荃说：“沅弟远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根据曾国藩当时设想，围攻金陵，须多路进击，方可收南北夹击之效，但北岸多隆阿部不愿与曾国荃合作，长江中的水师统领彭雪琴又与曾国荃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曾国荃孤军深入，自置于危地，曾国藩的忧虑是有根据。他告诉曾国荃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后来曾国荃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右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取得一些重大突破，甚至连向朝廷报告金陵的奏稿款式，曾国藩也已为曾国荃道：“望弟无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固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金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车，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可以说，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家曾两次与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背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
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梁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
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椎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作“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见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他称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故须亟力追求，处处用心。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其平日从容整理，即其临阵，亦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才退’五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军中诫诸将日：‘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的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士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曾国藩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己是“非官非绅，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他人的权利。起初，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信任他的，又有左宗棠在中间沟通，所以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着离开了长沙，由潘铎署理湖南巡抚，曾国藩与长沙官场之间的矛盾便公开化了。后来骆秉章正式出任湖南巡抚，但他对曾国藩一时间同样也很不理解，矛盾并未有大的缓解。
尤其是其间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使他差点被枪伤，而地方巡抚骆秉章却敷衍塞责，不了了之的事，使曾国藩更加狼狈不堪。所以曾国藩感慨“办事不灵”。而这次到衡阳后，听了刘蓉的话，他倒决定利用自己的“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了，变原来的“不是”为“是”，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首先，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礼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觉得事情办得比在长沙时顺利多了。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类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忠诚”、“血性”之师。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灵”之耻。
可见，曾国藩应用“诡道”的范围之广、用法之精，真可谓鬼神难料了。
诡道方略之：李鸿章：权变之术，借力打力
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诡谲反复的“权变之术”玩得更为到家。
内忧外患之际，晚清政坛形势非常复杂，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如何在这样的洪流中保护好自己，以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李鸿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甲午战争后，北洋舰队在他的指挥下，全军覆没，他又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此遭到了全国百姓和朝野上下的一致指责，不用说奕匡和荣禄，就连他素日里巴结得好好的慈禧太后也慑于舆论而对他疏远，他往日的威望一落千丈，可谓是他一生事业的最低谷！这时候，为了挽回败局，他凭借自己多年的官场经验，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之计：其一是借助洋人来抬高自己。他乘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机会，出访俄国、英国、美国、德国，期间他遍访各国首要，如沙皇尼古拉二世、英国女皇、总统和德国首相俾斯麦，被西方各国舆论赞誉为“四大老”之一，令一直倍感屈辱的国人刮目相看。为此，他激动地表示：“今游于各大国者四月，急经新气之感动，此心竟一往而深”，并感叹自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连许多外国人也认为，李鸿章正在急剧恢复着自己的声望。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另外，处于自己目前艰难处境的考虑，他更加圆滑世故，四处逢迎，使得自己总是处于最有利的境地，关于这一点，他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从本意上说，他自己本来就是办洋务的中坚，因而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是很同情的。强学会刚刚成立，他就觉得其影响和潜力不可低估，于是主动捐献白银2000两，要求加入。不料，当时他的名声实在太臭，竟然遭到了拒绝。李鸿章并没有因此怀恨在心，与维新派绝交，而是暗中同情和继续给以帮助。在就任两广总督之前，他就与康有为、梁启超取得联系。并曾经在他自己的亲属孙宝煊面前说过：“我是奉太后的旨意去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及其余党的，如果成功抓获，这样的功劳甚至超过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然后突然又问孙是否是维新派的党徒，孙回答是，并面无惧色地说：“你直接就抓我好了”。李鸿章一听，立即换了口气，一本正经地表示：我怎么会抓你呢？我自己也是康党啊！有人在太后面前告过我的状，说我是康梁同党，我也毫无畏惧地肯定了，太后也没把我怎么样。这里，李鸿章完全把自己标榜成康梁的同志，心底是支持的，但自己人在朝廷，身不由己，行动上不得不奉旨意行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还曾经代表满清政府去请求各国逮捕康梁，再引渡到中国查办。当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商议，李鸿章说：“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蔽国惩办”，但是伊藤博文并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如系康之所犯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事实上很明显，康有为不是刑事犯，只是要求改变国家整体而进行改革，当然属于“干涉国政”。照理说，伊藤博文不同意他的说法，李鸿章应该针锋相对才是，不料，他竟然话锋一转，不但完全同意伊藤博文的说法，还表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于此可见，与满清政府视作洪水猛兽，严加缉拿，惩办，欲除之而后快的做法相比，李鸿章对待维新派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以及朝廷上，他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有一次慈禧太后与御前大臣议事，当谈及康梁时，李鸿章不屑地表示：他们不过“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慈禧谈到外国人想方设法地保护康梁，十分的气愤，李鸿章又说：“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一副讨好慈禧太后的模样，所以慈禧才把他视作左膀右臂，让他担任维新派势力集中所在的两广地区担任总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