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大力宣传，大多数非洲人如今都知道，使用避孕套可以预防艾滋病。然而传统观念却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把科学扔到一边，导致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非洲传统医学把疾病归咎于毒物、魔法、自然力及复仇心理，许多男人相信，性交时如果新的生命诞生，会把毒物驱散，带来好运，所以他们拒绝使用避孕套。以洁身自好、忠诚于配偶、使用避孕套为代表的安全性行为模式，与传统发生了碰撞。一位为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工作的非洲雇员认为，“仅用药物来解决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即使药物是免费的，也还远远不够”。所以，人们应该考虑，如何将健康和发展的政策与地区传统信仰结合，以便使其内容深入人心。
泰国是艾滋病高发国家之一，但近几年泰国在艾滋病预防方面却走到了世界前列。泰国如果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积极开展艾滋病的干预项目，那么今天总人口的10％-15％都会被感染上HIV！在过去的十年中，至少有500万泰国人在艾滋病的阴影中幸免于难，这主要归功于泰国社会各界对预防艾滋病系统工程的积极响应。
2003年10月26日至27日，泰国卫生部长素拉叻女士应邀前往波兰出席第九届欧洲国际艾滋病会议，并介绍了泰国防治艾滋病的经验，与会的欧洲44国代表称赞泰国是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榜样。泰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防治工作，正在与中、美等近十个国家合作研制疫苗和药品；大力倡导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这项措施已家喻户晓；社区、企业、学校、军队、僧侣等社会各部门各阶层也十分重视防范工作，充分开展宣传教育，有的大、中学校组织曾有卖淫嫖娼活动的学生参观艾滋病院，以受到实际教育。泰国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多次得到联合国的推崇，2004年的第十五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泰国召开。
而位于东部非洲的乌干达是非洲最早被卷入艾滋病灾难的国家之一，也是非洲最早承认有艾滋病的国家之一。1986年开始，乌干达即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艾滋病运动，并取得重要进展。主要成就是该国成年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从当年的28％下降到现在的不足10％。
由于乌干达没有同性恋者，因此艾滋病的传染渠道大大减少。目前在该国，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未加保护的异性性行为传播。此外，输血和“共用同一把刀”的传统“女性割礼”手术也造成了艾滋病病毒的扩散。乌干达是少数几个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女性割礼习俗的非洲国家，这一风俗不但严重伤害了该国妇女的身心健康，同时为许多疾病的发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造成乌干达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艾滋病蔓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有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些陋习，有法律方面的不健全等等。因此，乌干达在预防艾滋病行动中更强调信息、教育和宣传。
泰国的经验：动员全社会
泰国是位于东南亚的一个热带国家，有人口6000万。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泰国从以耕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正在快速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劳动力结构、收入分配和人口流动方式，还影响到了疾病模式。泰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发病率的转变：富裕病增加，传统意义上的感染减少，某些新出现和复燃的传染性疾病对已取得的进展正在构成威胁。
从以农业为基础向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城市地区服务机构的高度集中，引发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他们往往置家庭于不顾，传统的大家庭让位于核心结构的小家庭（通常父亲和母亲都必须为生计而奋斗），这逐渐导致了传统家庭纽带的断裂。随着西方的一些影响、各种信息技术以及外来娱乐方式的流入导致对地区性传统文化的冲击，这种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泰国，社区的经济比较薄弱，但是其文化非常丰富，这主要是指其人力资源和世代相传的社会文化价值。泰国的“社区”可以理解为：
地理社区：包括村级社区或城市中的贫民区；
社区组织团体（CBOs）：来自村级社区，通过专题网络（环境、农业、艾滋病等）或地理区域（地区、省、行政区）联系在一起；个人团体：根据所处的地位分为僧人、教师、学术人员、商人、学生、性服务者、工厂工人、男性同性恋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
“社区需求”或“社区生活”：通过共同的兴趣需求、问题、目标和活动等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团体，例如艾滋病患者组成的团体、协会或俱乐部。
泰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慷慨的社会，政府为人民提供了大范围的社会服务。目前，政府体制高度集中，对社区的参与没有给予必要的关心。另外，国际发展援助伙伴倾向于促进各自组织的政策，而不是迎合人们的不同优先需要。在农村地区，村民们通过当地网络的建立而参与到卫生规划当中，这些网络把村级志愿者与政府或发展机构联系起来。地方对社区项目的参与是对中央活动非常重要的补充，这不仅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还使这些措施更符合社区实践和需要。
艾滋病在泰国的发现及传播，至今只有十多年的时间。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已随时间而发生了改变。1984年，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为男性同性恋者。三年以后，“男性到男性”这一危险因素的重要性已远不及毒品注射者之间相互感染的迅速增长，这也伴随着女性性服务者之间血清阳性率的同步增长。随后，第三次流行波出现在性服务的消费者中，表现为到政府指定的性传播疾病诊所就诊的男性人群中血清阳性率增加。第四次流行波显示，那些经常光顾性服务的男性把艾滋病病毒传给了他们的妻子和女友，表现为在进行产前检查的妇女中血清阳性率增加。结果导致了儿科艾滋病病例报告也有增加，这可以看作是第五次流行波的证据。
一、社区应答的历史和结构
自1961年发布首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后，泰国的经济一直以平均每年8％-9％的速度持续增长（1989-1990年为12％）。尽管有如此高的增长率，贫富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教育和政治体系较为薄弱。正是在这一社会经济条件下，艾滋病开始流行并迅速扩散。
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在曼谷有超过1000个贫民区，约150万居民），传统社区和价值的瓦解；环境恶化（森林面积从1961年的大于60％降低到了1990年的19％）、卖淫、童工和童妓、吸毒及犯罪。扩展了的城市和工业社会没有与合适的社会与文化联结，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退化。因此城市社区的一些部门就变得不甚重要和脆弱不堪。
在泰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北部和东北部，几乎不存在村级社区，特别是在旱季。大多数的年轻人和成年人涌向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找工作。在建筑工地，工厂，服务行业如餐馆、旅馆、旅游景点，加油站和停车场，橡胶及商品作物种植园，渔船等地方，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大约有30万泰国劳工工作在日本、文莱、中国的台湾与香港、新加坡和中东。同时，大约有一百多万周边国家的劳工来到泰国寻找工作。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政府意识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因而把农村社区的发展作为一个重点。全国70000村级社区中的大多数都建立有社区基础组织，这些组织由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支持，或由村民自发形成。包括分别由农民、妇女、青年、米店、药店、合作社、储蓄组织和手工艺工人组成的团体。还有一部分经卫生部培训过的公共卫生村民志愿者，构成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的一部分。
在这几十年间，泰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为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改变做出了许多努力。卫生通常被视为社区全面发展的一部分。从其表面价值看来，这与政府初级卫生保健项目的目标非常相似。非政府组织经常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正是基于这种能力，其职能与政府组织存在一致性。
在大多数的村级社区，除了一些已有的社区组织，还形成了一些新的社区组织，以对付社区中的艾滋病问题。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对社区发展有经验的学者把他们的职责调整到了加强社区组织方面，以应付与艾滋病相关的一些问题。
非政府组织（NGOs）数目的迅速增长有助于多部门协同、整体地处理问题，艾滋病防治已经成为社区发展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在中央及地方都能很好地合作。1995年，卫生部为参与艾滋病防治的非政府组织拨款20万美元。1996年，为非政府组织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PLWHA）”团体所做的预算增加到了320万美元。
最初，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咨询活动，提高公众的认识。他们的目标人群是普通群众（热线电话咨询，电台节目）、大中学生、性服务者、工厂工人、男性同性恋者、贫穷的城市或农村社区，并倡导和维护人权。从1991年起，参与社区发展及其他项目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扩展了他们的工作范围，将艾滋病的相关内容也包括了进来。其社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来自村级社区的人员组织研讨班或提供培训项目。
除了少数几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数参与艾滋病防治的非政府组织规模都较小。一般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通常没有合法的地位；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与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合作，包括从政府和商业部门获得财力支援。他们还能从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双边及多边组织，以及泰国政府（通过卫生部和商业部门）得到部分的支持。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泰国-澳大利亚北部艾滋病预防和保健规划（NAPAC），这是一个位于清迈的双边项目。从1993年开始，NAPAC为许多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团体以及北方几省（清迈、清莱和帕尧）的地方政府部门的许多项目提供了经济和技术支持。NAPAC是一个新型的榜样，它的支持或捐赠离社区较近，充分发挥了“社区”在艾滋病预防和保健中的作用。NAPAC鼓励和支持北方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团体以及他们的网络的建立。NAPAC还设有一个资源中心，负责协调地方机构的工作，并向他们传递信息。同时，它还是地方实施机构、社区和地方、国家、国际的决策者之间的协调者。
二、预防的概念
在过去的十年中，对艾滋病的预防概念发生了剧变。这一变化使得艾滋病的教育方法从个体主义和信息驱动观念变化为注重集体能力和社区动员的多维模式，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
艾滋病在泰国流行的最初十年中，其预防原则主要是“个体危险性”的观念，即造成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具体行为与个体的态度和信念有关。经过多年的思考，参考艾滋病社会活动家们的经验，这一概念被扩展到了更为集体化的社会结构中。这一转变反映在1992-1996年的国家艾滋病计划中，又在1997-2001年的策略计划中再次得到体现。这表明了从个体危险观念向新的“社会脆弱性”概念的转变。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艾滋病防治项目实施的范围。在流行的最初几年，政府部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的经济援助下，在艾滋病预防规划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990年代初，政府通过为国家艾滋病计划提供财政预算并赋予其领导权力，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规划。几年以后，更多的合作伙伴（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及学术团体）参与到了这一规划当中，扩大了对艾滋病的参与面。该规划的性质也从以项目为基础变成了以提高能力为主，提供了平等的参与机会。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团体。在流行的早期，关键是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在随后的十年间，人们意识到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变得非常广泛，全国已有接近一百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治疗的医学和社会技术发展很快，使得艾滋病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可以管理的慢性疾病。现在的一些规划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看作是预防进一步传播的重要的人力资源，而不是流行的后果或宿主。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作已经开始进行，从中央计划到社区行动，他们都是设计和实施一个大范围的预防性规划的合作伙伴。
三、预防的具体方法
信息
泰国艾滋病哨点监测规划是为了追踪病例数目而在1989年建立的一个信息系统。从这一系统获得的信息使得社会和行为研究的开展成为可能，并为决策者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为大众提供了新颖的知识。改变社会上不同部门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减少对他们的歧视，已经成为一个挑战。通过开展媒体、新闻记者、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领导之间的合作，可以制定公共信息，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员全社会，共同反对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侮辱。
媒体
在泰国，电视是有关艾滋病预防知识的主要来源。自1990年，关于艾滋病的警示信息就在电视上反复播映，这也是国家为减少艾滋病传播所采取策略的一部分。所选择的教育和预防信息并不仅仅局限于推荐避免感染的方法，他们还试图确定那些被认为是危险传染源的人群所具有的特征。在泰国，性服务者和吸毒者都被描绘为“令人恐惧”的人。因为性服务非常普遍，把性服务者划分为一个高危的群体表明了这一威胁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抽象而遥远的。
使用避孕套运动
“百分之百使用避孕套运动”对于减少艾滋病在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和她们的客人之间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这一规划起始和发展于80年代末，并在1991年作为一个新的国家规划而实施。在此规划中，政府通过现有的性病诊所为性服务者提供避孕套并进行教育，同时鼓励妓院老板坚持让她们的顾客使用避孕套。商业性性服务中避孕套使用率的升高是该规划成功的一个证据。
多部门协作
如果没有被感染人群的参与，教育和服务项目对于降低艾滋病传播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到1995年，在社区水平预防艾滋病的方法逐渐“整体化”，强调加强社区功能，以及在经济、社会、文化上更多地依靠自身。整体化还意味着多部门的、完整的社区发展，强调“只有社区强大了，我们才能对付艾滋病”。人们需要参与其所在社区的发展，在所有的规划与项目中都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才能最终提高社区的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