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教育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相随的，无论是在先秦时代的中国，还是在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的教育中，都早已有了审美教育。并且，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一、我国审美教育观念的演变
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像西方那样明确地提出美学及其概念与范畴，但对审美观念及审美教育却是十分推崇的，如儒学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当时的学校教育内容中就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乐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都非常重视音乐的美育作用。
《乐记》是孔子以来儒家音乐美学方面的系统总结，它围绕“礼辨异，乐和同”的命题，反复论述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音乐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命题。《乐记》论述了“礼”与“乐”的辩证关系，认为“礼”可以划分社会的等级———“天地之序”，而“乐”则可以调和等级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使整个社会保持和谐———“天地之和”的目的。《乐记》认为，“礼者为异”，就是将贵贱等级严格区分开来，防止相互争夺；“乐者为同”，是指不同的等级之间，要维持一定的联系，要保持一种和谐的秩序，以防止相互怨恨，这二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维护社会的安定统治服务。在具体的实施中，二者不能偏废，否则“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如果“乐”过度了，社会等级之间的界限可能就模糊；反之，“礼”强调得过分了，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矛盾对立就可能太尖锐，同样危及社会稳定。可见，无论是“乐胜”还是“礼胜”，实际上均危害社会的统治，只有礼乐相济才是理想的统治。“礼乐相济”，不仅指礼与乐在发挥社会效用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补充的，而且它们在内容方面也是相互转化、相互包容的，《乐记》主张“先王”作“乐”，这就必然会体现当时封建制度的“礼”，“乐者，通伦理者也”。当然，《乐记》也指出了“乐”在发挥社会功能时的特殊性，是有别于礼、刑、政的，它“可以善民，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钟鼓道志”、“琴瑟乐心”，说明“乐”同时具备两种作用：一是倡导思想意志，一是娱乐人的身心健康，因此，能够实现“美善相乐”的目的，由此可见，古人已充分认识到美育既包含了德育成分，又能使人获得艺术享受。
历代儒者也重视美育，如王守仁曾主张以诗歌引导儿童教育，说“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有识之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纷纷学习西方，美育理论也由此较多地引入我国，如一些教育家、学者就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并在国内大力倡导。王国维于1906年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了“心育论”观点，将德、智、体、美四育并举，提高了审美教育的地位。蔡元培更是为审美教育呐喊了二三十年，而且身体力行从事美育实践，为创立中国近代的美育体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蔡元培一方面在理论上大力倡导美育，一方面在实践上积极探索，他著书立说，阐述美育的理论，大声疾呼，敦请文化教育界对美育的重视和社会承认，他热情洋溢、满怀希望地为我国的美育发展远景绘制蓝图。早在1912年，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将美育列为中华民国教育方针中的五育之一（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更是极力倡导，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论点，在多篇论著中宣传美育，如在《美育实施方法》（1922年）中具体论述了美育的实施，在《美育与人生》、《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1930年）中对美育进行了理论阐发和经验总结，并且多次告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要注意美育和科学教育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科学教育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美感教育则可以激励感情，提高改造世界的创造精神，这是文化运动中不可分割与忽视的两个方面，“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行会，应利用美术”。“美术”一词的含义按照蔡元培的说法，“美术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专指造像、建筑（雕刻）图科学的教育，在中国可算有萌芽了。美术的教育，除了小学校中机械性的图画以外，简截可以说没有”。针对这种状况，他呼吁文化教育界给予美育应有的地位，要辩证地认识美育与智育的关系，他在《美术与科学的关系》中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无聊不过，于生存上强迫职务以外，俗的是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高的是渐渐成了厌世的神经病。因为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了。……抱着这种机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但对于自己竟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科学，也不过‘依样画葫芦’，决没有创造精神。防这种流弊，就要求知识以外兼养感情，就是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所以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他多次强调美育能促进智力的发展，这是美育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一个有理想，富于探索，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如果没有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也是不可思议的，而美育是实现这种道德目标的手段，是以感情为中介的，因此，审美教育是对人的情感的教育。
鲁迅对美育也是十分重视，早在1912年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倡导以“抗伪弊习以成诗”、“摩罗诗力”来启蒙心灵、解放个性，从而达到使人思想升华和社会变革的目的。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一些美学译介和论著，其中也涉及审美教育问题，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审美教育的研究难以全面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审美教育的研究得以较大发展，曾把美育列入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相关的一些课程如音乐、美术等得到了各级学校的重视，但“文革”又使美育停滞。改革开放以后，审美教育又重新得到社会的重视，各项审美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同时我们还应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在教育实践中审美教育并未取得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的应有地位，有时甚至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这与长期以来教育一直在经济发展的牵动下被动发展，而不得不坚持以智育为中心的发展有关，也与理论界对审美教育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有关，因此，我们还应继续坚持不懈地探索审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途径。
二、西方审美教育观念的演变
在西方，审美教育同样受到充分的重视。雅典作为古希腊的文化中心，十分重视文学和音乐的教育作用，雅典的初等学校分为两类：音乐学校（弦琴学校）和体操学校，儿童7—14岁进入音乐学校，学习唱歌、诵诗（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选段，弹奏七弦琴等）。柏拉图把文学和音乐作为教育的基础，他在《理想国》中主张对理想国中的保卫者的教育应该是“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而音乐应该在体育之前”，理由是节奏和乐调具有最强烈的力量，能渗入心灵的最深处，美化心灵，使人的性情变得高尚，因此，他认为最高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文学艺术作为“自由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充分肯定了音乐（文学艺术）的作用，认为学习音乐，其好处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许多方面的益处，例如可以净化心灵，享受理智的快乐，使劳动后紧张的精神得到松弛和休息，等等。
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性自由取代了中世纪至高无上的神学，肯定人的尊严、价值，表现在教育方面则是重视对学生进行审美情趣的培养，如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等一些早期的乌托邦著作中，都有一定的篇章描述了乌托邦对儿童进行的艺术教育。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设计的“百科全书式”的课程里，国语学校（初等学校）要求学生会唱著名的曲调，拉丁学校（文法学校）要使学生成为音乐家，掌握关于音乐的实际和理论的知识，大学生更要精通一切科学和艺术。
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常把文学艺术当做宣传启蒙的工具。卢梭的《爱弥尔》被称作“新旧教育的分水岭”，他主张“回归自然”，让儿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感受各式各样的美，从而培养他们对美好事物的兴趣和爱好。在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影响下，瑞士的裴斯泰洛齐依据儿童的倾向、需要和爱好，把“工艺和艺术”教育提高到与“道德”和“智力”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德国的福禄贝尔在《人生教育》里，从心理学方面重视艺术教育的作用，把艺术视为儿童的自我表现，他把教学分作四科———宗教、自然科学、语言、艺术，认为艺术是人的内部潜在力量的表现，绘画介于语言和事物之间，具有语言和事物的某些共同特点，对于儿童的发展很有价值。他第一个肯定游戏在儿童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认为游戏是内部存在的自由活动的表现———是由内在的需要和冲动而产生的外部表现，“一个游戏着的儿童，一个全神贯注地游戏的儿童，一个这样沉醉于游戏中的儿童，不是儿童生活的最美丽的表现吗”？在这里，儿童的游戏与艺术活动基本上是一个概念。英国赫胥黎给审美教育以更高的评价，他说：“除了自然科学以外，还有其他的文化形式，如果忘记了这个事实，由于注意到科学而扼杀或削弱文学和审美教育的趋势，应该感到遗憾。”
19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德等国家的工业革命对学校艺术教育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各国艺术和工业展览会，在6个月的展期里，参观者达600万人，此后在巴黎（1855年）、伦敦（1862年、1877年）、费城（1876年）相继举行了博览会，这些活动都直接刺激了世界各国艺术和工业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办了美术馆、工艺馆及艺术院校，初等、中等学校开设美术课程，1873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艺术师范学校，1874—1877年还成立了艺术教育协会，1874年美国麻省议会通过了《工业图案法案》，规定15岁以上儿童必须学会绘画。
尽管包含美育成分的教育活动早已有之，但是作为一个教育观念，即“审美教育（美育）”概念的出现，则是1793年由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诗人席勒在其美学著作《美育书简》中提出来的。由于审美教育在人的情感世界塑造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备受世人的关注，因此，关于“审美教育的本质是什么”问题的探讨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中外教育家、美学家以及哲学家依据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审美教育的特点，在一定层面上揭示了其本质特点，值得借鉴。
今天，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的各种观念都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知识经济社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此外，人类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科学技术是难以应付的。因此，这就向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个合格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应具有和谐、全面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的建构应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而能有效地沟通人的科学意识与人文意识的桥梁就是审美教育，因此，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审美教育研究的当代价值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