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文艺主体是如何把自身当成对象，并形成自身这种内向关系结构的呢？这就要对文艺活动的内在运行机制做具体的考察。文艺活动的内在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主体自身的分化运动，即如前所述的主体自身把自己分为自身主体和自身客体的二重化过程。这种主体的分化或二重化，是外向关系中的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在内向关系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归根结底是由外向关系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外向关系中的客体主体化，是主体的感性活动把作为审美对象的客观规律性变为主体的理智认识，对象善的本性变为主体的意志目的，这构成了审美意识理智与意志相统一的本质内容。因此，人的审美意识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它永远离不开对理性和意志目的的追求。正是审美意识的这种本质特点，决定了审美主体的自身分化运动形态，即主体自身二重化的运动形态。这种形态，从主体自身内在的主客体关系看，主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即主体自身分化成作为能动主体的自身主体和作为被动或受动主体的自身客体这两个方面。这里的自身主体受制于自身客体，要从受动性走向主动性；这里的自身客体作用于自身主体，要从主动性走向受动性，这样就形成了主体内在的主体与客体、受动性和主动性和谐统一的关系结构。这是对主体自身的分化形态所做的静态分析。如果进一步对文艺主体的审美活动过程加以考察，就会看到主体的这一分化过程，也是自身主体与自身客体、主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是主体自身关系结构的具体展开。不过，这时的自身主体和自身客体都是作为统一的主体自身活动的主体而出现的，只是各自承担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在文艺活动内在运行过程中的文艺主体，是双重自我甚至是“多个自我”的协调统一，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一心二用”的主体，这时的主体一方面在不自觉地感受、不自觉地想像，而一方面又知道自己在感受、在想像。作为不自觉的想像者，面对外部审美对象他发挥着纵情造型的情感想像功能；而作为一个知道自己在想像的主体，他通过对自身心理活动的协调，清醒地监控着自身想像活动的轨迹。文艺主体同时扮演着的这种双重角色，使他的活动内在地分为无意识的忘我活动和有意识的自觉活动这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无目的的、几乎自身失控的状态，作者的想像自由驰骋，情感的抒发充沛自然，常常能创造出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和意境。这时的主体，似乎是一个自由的、忘我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主体自身结构中作为自我主体的那个主体，在主体自身分化的文艺活动过程中，可以把它称作表现主体。我们说主体这时所处的状态，只是一种似乎“忘我”、几乎“失控”的状态，并非真的忘我和失控，而是始终被另一个清醒的我在暗中调节控制着，这时的主体，在文艺活动中同时做着两件事：想像并知道他在想像。这个知道自己在想像、感知和情感体验的主体，就是主体自身结构中作为自我客体的那个主体，在具体的文艺活动过程中，可以把它称作理性主体。理性主体不但赋予表现主体一种自由的本性，使它可以纵情忘我地想像，同时又要使这种想像向主体自身回归，使主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种制约作用，虽然是通过对自身心理结构整体调节来实现的，但却始终以清醒的理智为基础和主导，这便使理性主体对表现主体的表现始终有体察入微的了解和把握。我们说理性在创作中具有对那深刻的神秘意义充满着战栗的预感的能力，讲的就是理性主体的这种作用。表现主体正是在理性主体的调节和控制下，使情感想像趋向于符合客观生活的逻辑和人类主体的情感逻辑，创造出具象化的艺术意象并组合成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文艺主体就是这样地既是一个无意识的自我，又是一个有意识的自我，这二者的协调活动，即是钱学森所说的“多个自我”的协调活动。文艺正是在这双重主体的交感效应中，获得了自己的本质规定，并以其有意识与无意识、有目的与无目的和谐统一的独特本质与科学意识和伦理实践意识区别了开来，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意识结构和艺术意识领域。
对于人主体自身的分化与统一，现代生理科学和心理科学予以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为我们科学地阐释文艺主体自身表现主体与理性主体、无意识与有意识的分化与统一，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美国脑神经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佩里和加扎尼加在关于“隔裂脑”的研究中，提出了人的大脑左、右两个半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功能的意识区域。右脑半球主要掌管情感、想像、图形和空间方面的观念，具有定形、整合的机能；左脑半球则主管语言、思维、逻辑和时间方面的观念，具有分析运算的机能。而左右脑两个意识区域的不同活动方式和机制，又是通过作为“联络脑”的胼胝体的整合机能协调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人脑的一体化机能并完成人正常的思维活动。与这种观点相接近的，是苏联心理学家鲁利亚关于两种心理活动划分的理论。鲁利亚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包括无意识和有意识这两个方面，主体对外来信息进行接收、加工、储存和创造，组成无意识心理活动的方面，而积极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诸如理性思维、意志目的则组成它的另一个方面，这二者的协调统一是在人脑的基本机能联合区内实现的。这个联合区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对它们各自功能的发挥统一加以规划和控制，从而形成人正常的心理活动。由此观之，我们对文艺主体自身分化运动的把握，是与对人主体自身分化的本质规律的把握相一致的。文艺活动，从文艺主体自身的结构看，它是发生在主体心理结构的意识和无意识这两大心理层面上的双重主体的交感活动。这里的表现主体作为情感、想像、造型的主体，主要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而这里的理性主体作为以社会理性对表现主体加以规范和控制的主体，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统一整体的主体自身的活动。文艺的本质，就体现在这表现主体与理性主体之间看似神秘却又可以理解和把握的微妙关系之中。因此可以说，文学艺术是人造自然，也是神秘的东西，同时又很好理解，因为它本产生于理智。所谓文艺双重主体的交感活动，即指处于无意识层面的表现主体与处于有意识层面的理性主体相互之间的融合和渗透。这种融合和渗透，使文艺成为处于有意识与无意识、有目的与无目的之间的一个特殊意识领域，并因此而表现出既神秘又可理解的本质特性。无数的文艺活动实践证明，进入创作情境的主体往往会出现一种被激情和想像所主宰不由自主、如醉如痴的忘我状态，亦即人们常说的创作灵感的降临。司空图讲“神而难知，知而难状”，陆机讲“夫不知开塞之所由”，就是对这种创作状态的描绘。在这种状态下的文艺主体，似乎在从事着一种非自觉的近乎无意识的活动，但却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作品，这恰恰是文艺的神秘而又可理解可把握的本性之所在，是文艺双重主体交感活动规律的体现。在文艺活动中，意识往往以直觉的形式表现出来，艺术的理智内容往往通过直觉渗透于情感想像之中。这里的“直觉”，作为意识的无意识和无意识的意识的双重表现形式，是与大脑两半球相联系的表现主体和理性主体协调活动的产物，是意识与无意识两大心理层面相互渗透的结果。一般所说的创作灵感的迸发，就是这种艺术直觉活动的集中体现。艺术直觉一方面可以激活运行于无意识心理层面的创造性想像，使它突发于意识层而得以喷涌；另一方面又可以唤起意识层面的感知和意志力的警觉，以对奔涌而至的情感潮流予以调节和规范，让它按照一定的轨道流向意识所指向的目标。正因为理性渗透于情感想像之中，意识以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艺术才能既给人以情绪的激发、审美的愉悦，又给人以情操的陶冶、理性的满足。也正由于有意识的理性、逻辑的因素与无意识的非理性、非逻辑的因素的互补融合，才使得艺术虽显得扑朔迷离或荒诞不经，但却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在文艺双重主体的交感活动中，理性主体作为清醒、理智的主体，一般习惯于按照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与心理情感定势进行活动，因而具有稳定性和保守性的特点。而表现主体作为纵情想像造型的主体，总是要随心所欲地去幻想，去创造，总希求到更神秘的世界去探索和漫游，所以，随意性、无节制性是它的基本特点。
那么，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品格，又是怎样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并形成文艺主体自身正常的运行机制的呢？这乃是由理性主体与表现主体之间的交感效应所致。交感效应指的是文艺主体通过自身内在的调节功能使自身从不平衡趋于平衡，从分化走向统一的效应。这种平衡和统一，并不是靠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让一方就范于另一方，而是双方各自都在与对方的交感活动中，获得新的本质属性，即由这种交感关系所规定的关系属性，从而改变自己原有的结构和功能。表现主体之所以在不自觉中暗含着自觉性，在随心所欲的活动中暗含着对必然规律的把握，并非是理性主体对其外在干预和规范的结果，而是在与理性主体的交感活动中，自身内在地具有了理性主体所赋予它的本质。同样，理性主体的自觉意识之所以通过不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对必然规律的把握之所以是在朦胧和不确定中导向一种明晰和确定的思想，也不是它对表现主体屈从的结果，而是自身也具有了表现主体所赋予它的本质。文艺主体自身内在的运行机制，就是从分化走向统一，从二重化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就是表现主体走向理性主体和理性主体走向表现主体的双向逆反运动的过程。
综上所述，一个理想的文化心理结构应该是直觉思维与理性思维的有机结合，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就极力推崇古希腊时的科学，因为在那时，“不但直觉和抽象是完全和谐地处于相互平衡中的，而且也不存在科学远离哲学、文学和艺术的那种事情。所以这些文化活动都是和人心很靠近的。一个人可以像欣赏几何学那样欣赏诗”。
他认为，虽然说人类的抽象能力对于创立像物理学这样一种严密科学是有决定意义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却是，抽象由于其自身的性质而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人们必须从更加丰富的事物中抽象出某些东西。
从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角度看，直觉与理性两种思维能力的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共同提高。当直觉发生时，实际上就是突破“意识阀”（consciousthreshold），而意识阀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间而变迁的，人类的理性知识增加，意识阀限上的观念可以转入阀限下而成为无意识。所谓的“意识阀”，是近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1776—1841）提出的。他以为一个观念若要由一个完全被抑制的状态进入一个现实观念的状态，便须跨过一道界线，这界线便是“意识阀”。一方面，直觉在促进理性思维上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理性思维水平的提高对直觉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任何富有成果的科学思维中，直觉和抽象理性思维总是交相作用的，不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必须从我们丰富的却又是有些模糊的直觉图像中抽象出来，而且更为明显的是，作为人类抽象理性思维能力成果而建立起来的某一概念，也常常伴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我们直觉图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从这种新建立起来的直觉中继续进行下一阶段的抽象理性思维。当代理论物理学家汤川秀树通过对物理学的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20世纪以来，科学发展过程中抽象化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当抽象的数学概念与逻辑一致，而且由此得出的结论又被实验结果所验证时，即使与我们日常的直观世界图像相矛盾，物理学家也不得不接受它们。当然，科学抽象化的发展特征并不排斥直觉思维的存在，相反，如果科学的发展仅仅依靠抽象的理性思维是难以实现的，科学思维总是以直觉能力的存在为其前提的，是两者平衡与协作的结晶。科学的发展，又能提高人的直觉思维能力，因为科学的发展能够扩展人的直觉范围、提高人的直觉水平，以前全然不知道或者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物与现象伴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成为可能，甚至成为众所周知的、天经地义的公理。例如，按照我们的直觉，空间与时间是两个完全彼此不同的和相互独立的概念，因此，就比较容易地接受牛顿的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和绝对运动的概念，但要想接受爱因斯坦的关于空间、时间和运动的相对性理论，则必须通过放弃直到20世纪初期人们还在依靠着的直觉才能成为可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前看来似乎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许多人来讲已经逐步变成某种具体的东西了，而且，一种新的直觉也由此开始建立、形成。所以，对于现在的一名物理学家来说，直觉地把握四维时空世界几乎就如同过去那些物理学家把握牛顿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一样了。作为抽象科学发展产物的新的直觉，又成为下一阶段进一步抽象的新的起点。再如，物理学家们当初为光的二象性———光的波粒二象性而苦苦思索，按照以往的直觉思维，波是某种在空间中连续扩展开来的东西，而颗粒则是占据着有限小区的某种东西，以此判断，光或者是波或者是粒子，但不能同时既是波又是颗粒，这时，人们又发现作为物质组分的电子也具有这种二象性，这使人们的思索进一步加深。这个两难问题的解决，与量子力学的建立，也与我们再一次抛弃旧直觉密不可分。相对论的数学表示，起初看起来似乎是相当抽象的，但是新的时空世界的直觉图形最终逐步在物理学家的头脑中确定下来。正是由于新的直觉的确立，抽象的科学研究才得以进一步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抽象理性思维与直觉思维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相应地向前发展，从而推动人的思维水平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