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分析一下直觉的特点。一般说来，直觉思维从表面上看较为突出地呈现为非意识性、非逻辑性、偶然突变性和感悟性几个特点。所谓的非意识性是指直觉的产生往往是在主体无意识的状态下发生，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心理学研究成果还是众多的科学家的亲身体验事实都给予了证明。现代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的思维活动具有多样性，既可以是在完全清醒意识控制下自觉进行的理性逻辑推演，也可以是在非意识状态下的受到外在刺激而激活已有的相同或邻近相关的信息，从而实现飞跃式的、近乎灵感的“顿悟”。从直觉发生的一般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由于外界偶然事件刺激导致的，还是基于积淀意识的思想火花，都不受人脑意识的直接控制。直觉的非逻辑性特点是指从直觉发生时的情景分析，这个过程看似缺少严密的逻辑思维，甚至连自身也处于迷离状态，对于直觉的发生难以解释清楚，思维主体自身也没有进行缜密的分析与严格的逻辑推理，而是在以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由直观地、跳跃式地或瞬间地获得结论的方式，显现出非逻辑的情态，但我们并不能依此就做出判断说直觉就是非逻辑的，这点下面将进行论述。直觉的偶然突变性特点是指直觉的产生常常是在人的精神放松时通过不经意方式突然跳入人的意识中，而绝不是人们可以预见得到，正如费尔巴哈所讲的，“热情和灵感是不为意志所左右的，是不由钟点来调节的，是不会依照预定的日子和钟头迸发出来的”。直觉发生的几率很低，而且结论常常具有不确定性特征，也就是说，通过直觉获得的结论未必都一定正确。普拉特、贝克统计材料显示，在被调查的科学家中大约只有7％的人相信自己的直觉通常是正确的，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自己的直觉并非可靠，经常是错误的时候占多数，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直觉产生错误的结论而否定直觉的价值，尤其是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相反，虽然直觉的“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恐怕90％是错的，不过没关系，只需要10％是对的就行了”。直觉的感悟性是指当主体进行直觉思维而闪现出某种“灵感”时，仿佛是受到神灵的启迪，来无影去无踪，充满迷幻色彩。从深层次上分析，直觉具有多种因素综合性的特征。直觉思维是遵循直觉律的逻辑规律型思维，也就是说直觉的实现是在多种因素整合作用下经过瞬间的选择和对早已潜在准备着的相关观念直接趋向诱因而即刻完成的思维过程。这里，要实现直觉思维有两个条件是不能缺少的，一是从主体自身说，潜在准备着的观念是实现直觉建构的内在根据，二是要以一定的诱因为契机，二者都是直觉产生的必备条件，如果只有一者就不能产生直觉。当以潜在准备着的观念为内在根据，以一定诱因为契机，在整合力作用下对已有的储备进行选择和组合时，就直接形成直觉思维。
自然科学研究中，在以左脑理性为主导的思维中出现的直觉，我们称作理性直觉，这种呈现于理性思维过程中的直觉思维，往往产生思想的火花，这一思想火花的爆发可能会实现科学的跳跃式发展。那么，什么是理性呢？
一般说来，“理性”这个词语具有多层含义，我们常常从两个角度谈论这一概念：一是从认识论的视角看，理性指的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与感性阶段相区别之处在于理性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事物整体与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过程。当人们进行认识活动时，外部对象的信息通过人的感官感受转化为人的感知觉或经验（经验是对外部对象的能动反映），然后经过符号语言思维，运用语词改造、制作和把握对象的经验，形成关于对象的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具有特定意义的系列符号与被改造、制作过的经验的对应统一，这是主体实践把客观规律变成为主体认识。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理性指理智，与人的认识活动、求知欲、满足认识兴趣以及对真理的渴望、追求相联系。作为心理过程的理性与非理性是以心理过程展开“序”划界的。理性是有协调地、按顺序地展开不同系列的意识过程与相应动作的意识与行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同系列的意识过程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其中那些有关现实事物的实证知识发挥主要作用，起着主导性的参照作用。这种在理性状态下展开的思维，我们称作理性思维。
自然科学发展史以丰富的事实证明理性的直觉在科学发现中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以左脑理性思维为主的过程中常常得益于直觉思维，许多伟大成果都是理性思维与直觉思维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晶，自然科学成果是这样，人文科学成果也是如此。一项成果的诞生所经历的创造过程大体相似。一般说来，创造过程可以分作准备、酝酿、明朗和验证四个阶段。准备阶段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关资料信息，聚焦到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的阶段；酝酿阶段是指在问题解决前对问题的非集中关注的思考，通常并不强迫进行思考，似乎是以无意识方式处理问题的时期；明朗阶段是问题解决的关键性阶段，它是意识努力的结果，但常常表现为以直觉或顿悟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问题的答案，只不过此时的答案还需经过最后阶段的验证；因此，第四阶段就是验证阶段，即通过逻辑思维来进行验证通过直觉得到的答案是否正确的阶段，这种检验是运用严密的、有组织的论证方式，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中更需要缜密的数理演算或反复实验，之后才能确认这一结论是否正确。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具有独到的价值，为揭开直觉思维的“迷雾”提供了有力的方法，但其理论中对第二阶段———“酝酿阶段”的分析值得商榷，这一阶段应该是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的阶段，处于“山穷水复疑无路”的窘境的状态，同时，这为下一阶段“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茅塞顿开打下了坚实的铺垫。当然，上面所讲的创造思维的四个阶段并非各自孤立运行的，而是交织于一起。如果说准备阶段和验证阶段是以左脑的理性思维为主导，那么，酝酿阶段和明朗阶段则与无意识相融合，此时的右脑会使思维向着有利于问题解决的直觉方面运行。一个高明的创造者懂得如何引导直觉思维沿着有助于萌生各种思绪，将之进行描绘或图解，以非言语的思维方式跳出言语思维的模式前进，并以言语思维的方式检验这些思绪的正确性，正是这种言语和非言语直觉两种思维模式的相互转化、相互配合、相互弥补才使创造不断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左脑与右脑之间的这种和谐配合关系是创造力产生的基础，因为右脑的直觉式思维能够使思维获得极大的自由，否则难以产生发散性思维，创造的火花就难以迸发；另一方面，由明朗阶段产生的思想火花必须经过左脑理性思维的经验，道理很简单，仅靠直觉得到的感悟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创造力绝对离不开左脑思维对那些貌似正确的想法的验证，进而以理性逻辑的方式完善已有的结论。
法国化学家凯库勒（F.A.Kekule）在研究苯和其他有机分子实际是环状结构的伟大发现，就是受到梦中蛇嘴咬蛇尾的启发的结果。他本人是这样描述事情经过的：
但事情进行得不顺利，我的心想到别的事物。我把座椅转向头边进入半睡眠状态，原子在我面前飞动，长长的队伍，变化多姿，靠近了，连接起来了，一个个扭动着，旋转着，像蛇一样。看，那是什么？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在我面前轻蔑地旋转，我如同从电掣中惊醒，那晚我为这个假说的结果工作了一整夜。
凯库勒的伟大发现再次证明了创造力是直觉与理性两种思维真正通力合作的结晶。
直觉的理性是指直觉思维中蕴涵丰富的理性内容，这不仅指自然科学研究的直觉思维中蕴涵理性因素，也包括文艺创作的形象思维的直觉中同样不能缺少理性成分。从上面凯库勒发现苯的结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以直觉思维为主导的思维状态下，理性成分也是不可缺少的。理性不仅是直觉产生的基本和必要条件，而且还在深层次上规范、影响着直觉思维的方向和品质。思维的方向是指思维活动的指向性，即主体控制自己施作用于某种具体存在的关系，这是主体主动建构且以主体为主导的一种作用与反作用对立统一的关系，理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直觉指向某种存在，这种存在便成为主体直觉的具体内容；思维的品质指统一于思维对象一般规定性之中的不同维度之上的逻辑对立的量质规定性，在不同维度上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如广阔性与狭隘性、深刻性与肤浅性、真与假、对与错、美与丑、敏捷性与迟钝性、系统性与凌乱性、钻研性与敷衍性、创造性与再造性、批判性与盲从性等11种两极对立的品质。例如，从知性思维成果与被认识对象是否统一的维度看，思维具有真与假两极对立的品质，当具有特定意义的系列符号与被改造过以经验为中介形成的理性知识与被认识对象建立起对应统一时，这时的思维成果就是真理，反之则是谬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直觉的产生绝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什么“神力”附体，也不是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作用结果，而是有着充分的现实基础的。上面所讲述的凯库勒发现苯的环状结构的例子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发现看似是直觉思维的结果，但就在直觉思维的深层，蕴涵的却是理性成分。
同样，文艺创作活动中的以形象思维为主导的直觉也是与理性因素密切相关的。清代王国维提出的三境界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直觉思维与理性因素之间的关系，他说：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作为中国近代的最后一位大学问家和我国中西比较诗学的鼻祖，王国维学贯中西，尤其深受西方哲学、美学乃至科学文化思想的熏陶，他将自己的研究视野置于文艺之外的更为广泛的领域，在“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广阔空间内谈论由直觉思维而产生的灵感这一非凡现象，已远远超出文艺研究的小天地；而且，他在这里所描绘的三境界说与前面我们提到的直觉思维的前三个阶段的情景可谓不谋而合，作为直觉思维结果的灵感获得，是与前两个阶段的铺垫、积累密不可分的，而前面的两个阶段的准备工作又是在理性的指导与规范下进行的，因此，我们说，直觉思维中蕴涵着理性的因素。下面我们依据创造性思维的四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前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首先，直觉思维的准备阶段是在高度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要想具备创造力必须首先拥有相当的知识储备，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人必须经过相当的准备时间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内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显示出创造力，创造者必须已经获得各种知识和具备一定的专业训练，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的研究工作后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者时，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特殊的知识体系，而这个知识体系的形成有赖于有目的的理性学习。现代认知心理学将思维和搜寻方法分作强方法和弱方法两大类。直觉思维的准备阶段就是以强方法为手段的，所谓的强方法是指习惯性循轨思维方式，即首先激活或搜寻与研究课题有密切关系的现成的专业知识、背景观念和成功思路，将问题情景与已有的知识结构联系起来，再根据已确定的研究方向明确研究目标，继而着手收集有关的资料，思索有待解决的问题，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实际上，这时，问题的答案已经潜在地存在于思维者的观念中，这个潜在准备着的观念正是实现直觉建构的内在根据，它为直觉思维得出结论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这种理性的准备工作规定了直觉思维的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思维的品质，就像凯库勒发现苯的结构的例子，凯库勒苦思冥想的就是苯的结构问题，即便在梦中也难以忘怀，已变为潜在准备着的观念。而且，直觉思维产生的基础是已有的知识储备，这些知识必须靠认知获得。狄德罗在《论绘画》一文中就揭示了“灵感”（直觉）产生的基础恰恰是以往的知识：
米开朗琪罗给予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圆屋顶以可能最美的形式，几何学家拉伊尔见了这形式而动容，为它落了一个图样，发现这个图样里的弧线便是最有支持力的弧线。是谁启发米开朗琪罗，叫他从无数的弧线里挑选这一个弧线呢？日常的生活经验而已。日常的生活经验启发木工头子，正像这种经验启发过伟大的欧莱尔一样，准确地设计出支撑将毁的墙垛。生活经验教导他为风车的叶子寻找到最有力于旋转的倾斜度；生活经验在木工的机密计算中，帮助他求得即使科学院的几何学家也不易找到的算法。
在这里，已有的知识储备使艺术家的灵感（直觉）与几何学的精确计算统一起来，数学家的聪慧与木工头子的劳作一致起来，而这些知识的储备必须依靠理性学习而获得。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家也有类似的阐述，他们同样认识到知识储备对灵感产生的重要性，如清代袁守定就认为俄顷之间的直觉所得到的创作灵感要靠平时长期的积累，这种积累不仅包括生活素材的积累和艺术技巧的积累，还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和主体自身素养的陶冶，正如刘勰所讲的“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财，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的情景。在这里，刘勰不仅仅看到艺术家独到的富有灵性的先天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认识到后天的教育和实践因素的影响，这可以使艺术家激扬性灵。只有经过后天的不懈努力才能“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一旦“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美妙的灵感就会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