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的超小规模经营导致农村经济停滞和农民的贫困。我国狭小的土地空间，容纳了庞大的就业人口，农业劳动力就业严重不足，农业人口绝对过剩。农地均分承包制下农地的持续和无限分割，必然带来农业的超小规模经营。超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利用市场的能力差，成本高，效率低，绝对的规模不经济。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使中国农村带有浓厚的小农经济色彩。由于规模狭小，生产方式落后，生产能力和经济力量有限，因此，既不能扩大生产，也不利于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在超小规模经营条件下，农民收入的增加只能靠价格的提高，价格提高总有个限度，如果价格太高，那么，我们的农业会变成奢侈型农业。价格高，也将影响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也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这种状况无限期地延续下去，那么多的农户固着在狭小的生存空间，进行超小规模的经营，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将来的最终出路在哪里？显然这已不仅仅是农民收入低和农民的贫困问题，它必然会带来农村经济的长期停滞，并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5.2.3 党和政府在农村的传统权威受到挑战
党和政府在农村的传统权威受到挑战，有些新的权威对农村社会稳定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一部分农民对既定权威产生不满；一些地方的地痞、村霸危害一方，屏蔽了地方政府权威对农民的作用力；有的村庄党组织涣散，村委会形同虚设，已无权威性；有的乡村宗族势力或非法宗教势力俨然成了农村的新权威等等。由此导致权力和权利的行使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并由此可能引发大的社会动乱。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种种不合理的摊派，特别是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农村干群关系的紧张，使农村潜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不法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使本已紧张的关系更加严峻。农村基层政权腐败，以权谋私、仗势欺人、任人唯亲现象十分严重。农民因为文化水平低，监督能力弱，或者因世代生活在一起，碍于情面，或者害怕打击报复，敢怒不敢言。很多乡村干部更加肆无忌惮，芝麻大的官都可以君临百姓，村干部的子女可以任意妄为，影响极为恶劣，也直接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少乡村干部用计划生育罚款弥补行政费用缺口，或作奖金福利，或用以吃喝玩乐，更加剧了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抵触情绪。另外，我国的流动人口本来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如果流动人口的家乡不破败，他们的行为还有自律的基础，问题当然会有，但可以控制。但如果流动人口的家乡破败，又十分腐败，他们连回家都无望了，他们的期望就会破灭，加上其他的条件，就有可能酿成我国农村大规模的无序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农村宗族势力泛起和蔓延，村民被同宗同族的族缘关系扭结在一起，奉族规高于国家法律，奉族令高于国家政策法令，奉本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地方政权基本上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农村基层组织领导乏力，组织涣散，村民得不到政权和政府的保护，只好求助于家族和宗族势力。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助长了宗族势力的蔓延，致使许多农村地区宗族势力失控，排斥政权力量。
非法宗教势力兴起并在全国农村不同程度地出现扩大趋势，对农村社会稳定产生复杂影响。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宪法保护的权力。一些地方出现正当的宗教活动，也应是允许的。但有些地方出现猖獗的邪教活动或以宗教为幌子的其他非法活动，则对社会稳定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由于部分地区农民贫困和面对贫困的无奈以及自身的愚昧，加之缺医少药，贫病交加，只好寄希望于神灵，构成了这些非法活动得以传播的社会土壤。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改变或影响了我国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导致党和政府在农村的传统权威受到削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改变。
5.2.4 农村的道德劣化趋势和社会逆差心理严重
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削弱，农民的行为又失去了组织约束，完全处于自流状态。失去了道德约束和组织约束的年轻一代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受各种利益的驱使，出现了道德劣化趋势，在社会上的表现就是青年农民犯罪行为的增多和手段的残忍、情节的恶劣。在家庭则表现为厌恶劳动和对老人有恃无恐的虐待。青年农民犯罪已经构成了我国社会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被禁锢了多年的这样一个松散而又庞大的人口群体，处于贫困景况又具有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且素质差，一旦失去有效的管理，将构成社会的巨大隐患。最危险的情况是，青年农民一旦离开田地进入城市，离开他的户籍所在地，他的一切行动便处于任意和自由状态。由于我国尚不存在对农民的社会保障福利系统，离开户籍地的农民除了发生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追击外，他不再与政府和政权机构发生任何联系，这种情况使中青年农民往往容易失控，这是社会动荡以至于部分农民卷入大规模社会骚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农民的社会逆差心理也十分严重。中国的农村，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术落后、教育落后、交通落后、能源落后、组织落后、市场经济发育不全，数亿农民多年来一直在各种政治口号中打转，社会逆差心理严重。最严重的群体是中青年农民。农民的社会坐标系上出现了多项负值。其中两项负值即迅速发财致富的高期望与客观上的不可能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城乡差距在改革后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的严酷现实，对青年一代农民的心理影响是悲剧性的。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沮丧情绪，特别是在中西部单纯依靠种植业支撑的省区里。农民对前景的悲观失望情绪表现在他们开始对现状不满，对官员的咒骂和不信任情绪是公开的。
在农业区，农民愤世情绪可以发泄的媒介物几乎数不胜数：工业产品的价格、各种摊派和乡村发展所需的捐费，某项政策法规以及乡村行政官员的一切权力行为都有可能引发社会骚动，更何况在农村确实存在着干部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滥用权力、仗势欺人等恶习呢！
5.2.5 可怕的城乡鸿沟引发的严重危机
传统的户籍制度把我国的城乡完全隔离开来，农民的孩子生下来天生就与城市的孩子身份不平等，这种政策的不平等，无形中把农民与城市分在两个世界。两个世界的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农民身份的劳动者和城市户籍的尖锐冲突中。即使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了一些进城就业机会，但农民都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条件下就业，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因户籍问题无法解决，他们无法在城市生根。农村劳动力不能有效地转移出去。工业化和城市化受阻，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转移受阻，农民增收难。这也是把农民排除在体制外的必然结果，由此也说明了社会稳定亟须一个有效的途径把农民纳入体制内，社会政策的设计必须考虑农民的需要和利益。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已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时代，也迫切需要把农民纳入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轨道，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人为地构筑城乡藩篱，通过禁锢和抑制农民利益的方式谋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那样将把我们的社会引向一个无出路的陷阱，贻误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5.3国有企业改革与调整的困境
国有企业的经营现状和困境、国有资产以合法形式和不合法形式的巨量流失，已是无需多说大家都清楚的事实，在这里就不再赘述这些令人心痛又令人心焦的国有企业现状。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明确国有企业必须改革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到今天，需要弄清楚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和难点究竟在哪里，而不是继续为拖延国有企业的改革寻找借口和理由。必须明白，国有企业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再这样走下去，拖垮的不仅仅是我国的经济，很可能还有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党。
国企改革已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20多年里，国企曾如中流砥柱，为中国的改革事业撑起一片蓝天；20多年里，国企如负重的老牛，在担负诸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自身的改革之路，经历了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如今，在我国改革开放成效卓著、市场经济体制初露端倪的时候，国企改革也步入了攻坚阶段，国企同时也步入了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国企成了各种矛盾的焦点，集聚了国人的所有目光。也难怪，由于历史的原因，国企被赋予了诸多的使命，国企改革身系万家，事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真是放也放不下，捡又难捡起。放权也罢、改制也罢，国企改革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推也推不动，走也走不了。学者们似乎已山穷水尽，有人声言不再研究国企，因为该说的都说了，研究下去难出新招。政府似乎也束手无策，该用的法子都用了，国企景况依然不容乐观，往下走似乎越来越难。但政府不像学者，可以撒手不管。政府也好，学者也罢，在国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像皇帝期望太子，家长期望儿子，不仅能继承祖业，而且还要发扬光大，恨铁不成钢之情自可以想象。希望国企在短期内能迅速摆脱困境，是政府和老百姓的共同心愿。但对国企来讲，无论是产权制度再造或是结构调整，都将经历一个为期不短的过程。
国企改革是一个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时代难题。不仅需要企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而且需要外部机制的转换。换句话说，国企改革是牵涉到企业内部调整、外部条件创新等的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本身牵涉多方面利益调整的复杂过程。经济社会转型、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与制度创新扭结在一起，使国企改革的外部环境难以宽松，无论是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还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职能转换，并不仅仅是国企自身所能解决的，国企改革涉及的诸多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化解的。渴望国企早日摆脱困境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期望国企通过改制在一夕一朝就能走出困境也是不现实的，国企改革将经历一个结构调整、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和内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变革的过程。
5.3.1 观念的转换仍是首要的
一是传统的公有制观念。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国有制看作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并把它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视国有制为我们所有制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现在要对国有制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从一些行业退出来，一些国有企业将走向民营化道路，尽管多年的改革已经说明了此举的必要性，但很多人在观念上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的。二是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中国人的守业观念特别强，而结构调整的途径主要是兼并重组、拍卖和破产。无论哪一种形式，对地方政府的父母官和企业领导来讲，都是十分痛苦的，都将涉及权力再分配，都将会被看作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悲怆之感自不必言，主动推进恐怕更有难度。他们不会把有生命力的企业轻易地进行这么调整，不得不进行如此调整的企业，多半是难以为继的企业，而这类企业鲜有买主。三是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现实所导致的资产经营观念的缺乏，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障碍。所有这些观念的转化都需要有一个过程。
5.3.2 明晰产权，利益大调整实非易事
国有企业产权归属不明、管理多头等问题，也使实施产权交易时困难和阻力加大。结构调整，也是利益的大调整。我国多年来形成的条块分割、地区分割的利益格局构成了国有经济调整的严重障碍。从行业看，目前各行业总公司对本行业有着名正言顺的行政性分割，难以接受所属企业被其他行业的企业并购重组的现实。从地区分割看，当地政府由于担心本地企业被外地企业控制，构成产权交易的地区障碍。此外，在现行税制下，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分别上缴国税局和地税局，使得不同级次财政所属企业的产权交易和合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利益调整，客观上也增加了调整的难度。
5.3.3 深化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有待创造
第一，要素市场尤其是产权市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产权交易，从交易形态上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证券交易，即金融资产交易，实现股东（所有者）权益的转让，适宜于募集公众资本的股份公司。现代市场经济中，对公众公司的并购一般采取这种形式。另一类是通过企业实质资产的直接交易实现所有者权益的转移，非公众公司的并购采取这种方式。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规模小、覆盖面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的释放有限。而实物资产的产权交易市场更欠发达，很多地区，虽然建立了产权交易中心或市场，但交易数量有限，市场规模小，有场无市的情况很普遍。既没有形成尽可能充分地发掘潜在买主或卖主的机制，也不能发现买主愿意支付的最高价与卖主可接受的最低价之间的均衡价格。没有产权市场的充分发展和市场化机制的形成，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的调整将缺乏有效的调整通道和机制，这也会给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带来一定的难度。
第二，现在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既可看成是调整的大好时机，同时应看到这种局面也给调整带来一定的困难。很多国有企业历史包袱沉重，设备老化、陈旧，技术人员流失严重，既没有有影响的品牌，又没有相应的产品市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了技术人员、产品品牌和市场，这个企业已如同一堆废铜烂铁，尤其是在当今技术进步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的情况下，这些企业本身的投资价值就很值得怀疑，再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变现自然很困难。很多企业需要探讨的已不是卖掉会不会使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而是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买以及趁着这部分资产还是资产的时候，如何尽快出手变现，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缓解我国资金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