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经济安全问题”的提出
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在传统上，主要是指军事安全，国防安全。比如是不是遭遇到外部的军事威胁或外敌入侵等。一国的军事安全如果得不到保障，那么，其领土的完整、边境的安宁、民族的生存、国家主权的独立以至政府对本国统治的权力等，都将受到威胁。因此，传统安全观是以军事安全为核心、为基本内容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由于美苏两极体制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各国在安全观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表现为安全重心的转移，即军事安全的相对地位在下降，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经济安全逐步取代了军事安全的核心地位。在一国的安全体系中，最基础、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带根本性的是国家的经济安全。
安全观所以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
1.1.1 经济安全处于中心地位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日益将经济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中心地位。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3年2月也明确表示：“把贸易作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时机已经到来。”在其随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将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民主、人权列为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强调“外交实力、保持一支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的能力以及美国的价值观在国外的吸引力，所有这些部分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强调“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越来越不可分割”。这样，美国就将其对全球经济利益的追逐与其经济安全战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冷战后军事对抗以至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了，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矛盾与对抗日益增多。国家间的竞争由军事领域日益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被看成是零和博弈。一国之所得，即另一国之所失而趋于紧张，导致经济安全问题在国家间凸显出来。
1.1.2 经济贫弱是最大的不安全
冷战结束后，转型国家也日益认识到经济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事实本身已表明，在不存在军事威胁和军事入侵的条件下，非军事因素亦可摧垮一国经济，导致其解体或崩溃。在这些非军事因素中，可以列出千条万条，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经济没搞好，经济没有搞上去，没有达到时代所赋予的和可能达到的高水平，人民生活没有获得根本改善。一句话，即经济安全的防线没有构筑好。正因为如此，许多转型国家由于认识到经济问题是冷战失败的重要因素，所以在考虑国家安全时，都强调和突出了经济安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将保障经济安全列为整个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俄罗斯1996年制定并公布了《国家安全构想》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两个文件，强调“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没有经济安全保障，就不可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两方面的任何一项任务”。苏联解体后，激进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长期陷入严重衰退之中，这使俄罗斯深刻体会到，经济的危机状态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国家的贫弱是最大的不安全。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实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摆脱当前的经济政治危机，并进而在国际上重新确立其大国地位，重振往日的大国雄风的目的。
1.1.3 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又对各国的经济安全提出挑战。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性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有可能为各国争得一个较为和平的生存发展环境和日益扩展的生存发展空间；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有效配置，大大提高了全球经济的效率和生产率，使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和发展机会；经济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开放、大融合、大协调的时代，任何一国经济都不可能脱离国际经济大环境而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发展轨迹。因此，只要自己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努力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大力加强对国际经济的开放、融合和协调，就有可能推动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当然，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有利一面的同时，也会导引出负面的影响。就经济安全问题而言，主要表现在：在起始条件不对称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会使落后国家受到先进国家廉价商品的冲击，使本已脆弱的民族工业进一步陷于绝境；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同时，必然会伴随大批跨国公司的进入，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企业，有可能建立他们的“国中之国”，侵蚀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危及东道国的经济安全；在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大流动，即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会增加本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甚至会导致资本流入国的金融货币危机或经济危机。1997年爆发的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明证。
1997年7月初，泰国政府因无力对抗外汇市场的巨大卖压，宣布放弃以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制，改行浮动汇率制，泰铢应声下跌，大幅贬值。紧接着，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以及印尼盾等，也都因“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大幅下滑。到1997年12月9日，仅仅时隔5个多月，泰铢贬值46%，菲律宾比索贬值33%，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34%，印尼盾更贬值达51%。就连走势一直相当稳健的新加坡元也未能幸免，竟也贬值了14%。据估计，由东亚、东南亚金融风暴导致的总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辛勤奋斗了20年到40年，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可是，一个白痴（指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摧毁了这一切。当然，按照我们的观点，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还是在内部，归根结底内因是决定性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国际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国际资本的大规模的快速流动和刻意炒作，也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推进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国际化的同时，应努力健全金融资本市场，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自己的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以至政治安全。这一事实给人们深刻的教训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可以不动一兵一卒，使一国辛勤积累了几十年的国民财富，有可能被别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而去，这在以前时代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也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不是减弱了，而是大大加重了。
1.1.4 经济开放与经济安全
中国是一个历史上频遭内忧外患的国家，应该说中国人的安全意识从来都很强。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年代里，我们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险，当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新中国的成立便是这一斗争的结果，也是百年屈辱史的结束。自此，我国无论是政治家，还是老百姓，对西方社会都心存芥蒂。建国之初，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扼杀，更强化了国人这样一种心理，并导致日后我们逐渐关起门来。与苏联的交恶，使我们关起了最后一扇门。我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与弱者为伴的外交战略，弱者为伴战略使我们结交到了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但我们也付出了极高的经济代价。我们着重于维护政治上的关系的维系，但有时却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
在整个社会都奉行斗争哲学的年代里，我们的内务和外交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我们在处理内部或外部矛盾与问题时，往往缺乏灵活性，易走极端，影响了我国发展环境的营造。大门紧闭，也使我们没能分享到世界经济技术进步的好处。
当时我们奉行的安全观是一种十分消极的安全观。在我们的意识里，只要防御外国侵略，保证国家的主权，我们关起门来就是安全的了。在封闭的条件下，确实也是如此，一国只要能保证军事上的安全，外国不对你进行军事上的入侵，整个国家的内部政治、经济事务都可以按照一国自己的逻辑去处理，内部的各种事务包括经济上的安全就可以自控。但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发展迅猛，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区域上的界限被打破，国界已不是经济合作、交流、资本流动的障碍，资本的跨国界行动变得很便利。一国不能像过去一样能够全方位地控制内部的社会经济各方面的事务，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的界限也已越来越模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需要沟通和共同协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是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现在却需要共同探讨加以解决，主权本身的外延和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各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依然会不可避免，但相互依赖却是越来越强，越来越深。面对这样一个飞速变化而又难测的世界，刚刚打开国门的我们，对此倍感无从适应，不安全感可想而知。因此，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极为关注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1.2
研究经济安全问题的意义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范畴，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一致公认的定义。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经济开放的条件下，一国对本国主要经济主权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不受威胁或侵害；对本国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组织力与调控力不被削弱或打乱；对来自国内外（包括内外结合）的诸种干扰、侵袭或冲击，能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排除和化解，使本国经济体系免受重大震荡或破坏，使本国经济利益免遭重大损失；以及在国际竞争中，能为本国争得较为有利的国际地位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竞争力。
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尤其是研究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国家战略问题，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1.2.1 迎接全新的时代
21世纪初期我国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至人们的交往方式都会发生飞速而又巨大的变化，从现在起我们就应为此作好战略和策略上的准备。既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又要迎接挑战，保护好自己。所谓保护好自己，归根结底就是要维护和捍卫我们的民族利益与国家的经济安全，使其免受重大的侵害与损失。
1.2.2 面临特殊的国际境遇
当前我国特殊的国际境遇，使我们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特别重大。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了唯一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大国，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矛盾与斗争来看，资本主义处于强势，社会主义处于弱势，“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将延续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估计。后冷战时代，由于俄罗斯要想重振大国雄风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所以中国被认为是唯一能向超级大国美国霸权挑战的潜在国家，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各种力量，出于各种用心，把我国推向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无力承受的大国地位。我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状况，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能够被利用来挑起事端的现实或潜在的因素，弄得不好，我们就会很被动，甚至带来安全问题包括国家经济安全。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未雨绸缪，预作准备。
1.2.3 为战略实施提供安全保障
我们要为实现“三步走”战略提供经济安全保障。邓小平同志为我国规划和制定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21世纪50年代末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两步走的任务到2000年底基本实现了。现在的任务是要将第三步发展战略具体化，并为其顺利实施提供安全保障，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国家经济安全保障。
1.2.4 一项新的基本国策
中国共产党早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作为一个大战略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并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至此，“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被提出来了。这是一项崭新的研究课题。在1997年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全面爆发经济、金融危机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199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抓好经济安全”更被提到“全党全国中心工作”的高度，要求全党全国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维护好我国的经济安全。本书的任务就是全面研究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安全的国家战略选择及其对策，为党和国家领导提供决策参考。
1.3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安全问题
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现已与世界市场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世界。中国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国内在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的变化和利益再分配的不尽合理而引致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健全而造成国际市场的剧烈动荡，这两者都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很多安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