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现有资料来看，刘震云小说创作的起点并不算高。从1979年创作的《瓜地一夜》到1985年创作的《罪人》等作品，作者似乎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题材领域与表现手法。在《栽花的小楼》这样的作品里，刘震云甚至是有些吃力地将改革初期一夜暴富的乡村传说同女性旧情难忘的故事母题结合在一起；而《罪人》
这样的作品，则不无稚拙地将由贫困引出的性的压抑和乱伦的母题同人物的罪感意识融于一体。红玉最终用军用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牛秋则用斧头砍去了自己的左手，作者试图用一种戏剧化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愧疚之情和人性深度，但创作初期的功力不逮导致了这些作品的过多的人工斧凿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刘震云后来创作中的一些基本因素在这些早期创作中已初露端倪，譬如对贫困和权力母题的关注，对现实人生中利益分割和交换原则的审视，均已在早期创作中有所表现。贫困既使小水和秋荣一对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乡村变奏·花圈》），也使郑四最终谅解了“嫌贫爱富”的恋人小青（《被水卷去的酒帘》），付不起父亲住院费的姑娘以600元的价格将自己的终身交付给陌生的男人，一个有夫之妇为了1000元钱去千里之外结一桩近于生意的婚姻（《罪人》）。单就《被水卷去的酒帘》这样的作品而言，极易被读解为描绘城乡贫富差距的小说，作品的乡村生活场景和创作主体曾拥有的乡村之子身份也容易强化这种阅读印象，但总体上，刘震云创作的兴奋点并不在城乡的物质和文化差异，他更感兴趣的是普遍贫困中的相对贫困主题，以及权力的分割和利益的交换母题。在《瓜地一夜》里，大队支书的儿子桩子可以用布袋堂皇地从瓜地拿走西瓜，公社各权力部门也自有生产队迫不及待地将西瓜送上门去，而因无钱为卧病在床的母亲买瓜而只好偷瓜的李三坡却只能落个被罚款的命运；牛秋和哥哥两度为面对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的尴尬局面而苦恼不已，乡书记的儿子“狗蝎”却已经在筹划第四次离婚（《罪人》）；李明生最屈辱的记忆，是继父在家门前蹲着、母亲却和麻脸书记在炕上躺着（《栽花的小楼》）。甚至“老肉”当上“瓜地负责人”，也主要还是沾了他本家侄女的光：“他本家侄女今年春天嫁给了队长喜堂的一个本家兄弟。
瓜地负责人官虽然不是太大，但大小当个官，强似卖水烟。人一当官，容易官升神气长。”（《瓜地一夜》）对“官”的不信任和仇视所导致的对权力的排拒和漫画化描写，以及对普遍贫困中最为贫困人群的同情关注，构成了刘震云早期创作的重要内容，也指示着他后来创作的总体方向。
刘震云真正确立起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在1987年《塔铺》《新兵连》发表之后。在这些作品里，物质的贫困和小人物对权势的痛恨与追逐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和凸显。理想信仰、报效国家一类的宏大话语均被落实到个人的生活困境和行为动机的基础来审视，不无悲剧意味的人生景观和存在形态被敷以喜剧性的情节和场景呈现出来。位于塔铺的高考复习班里，既有自恃文学功底好、将“黔之驴”念成“今之驴”的干部子弟“耗子”，也有瘦得皮包骨头、躲在厕所墙后烧蝉吃的“磨桌”，还有拖家带口、念叨着“等爸爸考上了，做了大官，也让你和你妈享两天清福”的王全。因贫穷而只得舍身救父的故事在这里再一次出现。青春的萌动和朦胧的情爱所带来的人生温暖与整体的贫瘠、灰色人生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青年的涉世不深与由残酷的竞争所带来的相互戒备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塔铺》虽然以“我”和李爱莲的不成功的爱情故事贯穿始终，但作品真正给读者以冲击的是农村青年为改变自己命运所做的种种近于无效、有时甚至近于可笑可悲的努力。在《新兵连》里，这种以喜剧为外观、以悲剧为底蕴的努力，转化为戈壁滩上军营里新老官兵争当骨干、要求上进的悲喜剧故事。“老肥”、“元首”、王滴们为争当骨干可谓挖空心思，丑态百出，真诚中伴着疯傻，虚伪中不乏诚实，就是行将退伍的老兵李上进，也一次又一次地被掷入为“组织”所接受或拒绝的情绪高潮与低谷之中。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王滴虽然争取到大家所羡慕的到军部当公务员的职位，原来却不过是去给军长瘫痪的爹端屎端尿；为新兵所崇敬的和蔼可亲的军长，私底里却是个“不知玩了多少女护士”的“大流氓”。在198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刘震云似乎特别热衷于在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社会组织单位中，展示人物由生存的竞争和困窘所促成的“上进”举动，以及由这种举动所引发的人物间的相互挤兑和倾轧。作者揭开了现实人生中的所有假面，露出了一切庄严旗号下的真相，暴露出了人性的丑陋、虚伪和恶劣一面。不过，刘震云显然不愿意将人物的种种病相简单地归诸人性恶和国民劣根性，他倾向于一种更为直捷的解释，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和现实的压力使他笔下的人物走向了一条或身不由己、言不由衷，或你争我夺、笑里藏刀的不归之路。“十七八岁的人，大家都睡打麦场，怎么一踏上社会，都变坏了？”《新兵连》中叙事人“我”的困惑其实在作品中就有答案，新兵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是“因为大伙总不能一起进步，总得你进步我不能进步，我进步你不能进步；你抢了扫帚把，表现了积极，我就捞不着表现”，这才出现了大家一到五更天就睡不着、想着一响起床号就去抢扫帚把的可笑可悲可怜的现象。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进步（总不能为进步而进步）？进步后又如何？
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既可以落实为某些堂皇高远的言辞和目的之上，也可以落实为某一具体的个人欲望和私人目标（像李上进的争取入党便只是为了复员后好对父老乡亲有个交待）。
由于《新兵连》的故事是发生在“文革”后期这一荒诞年代的背景之下，因而故事本身蕴含的悲剧意蕴所具备的说服力打了些折扣。《单位》和《一地鸡毛》这样的作品显然更有助于我们说明问题。这两个在故事上具有连续性的小说，已被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得到广泛的关注。我们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它们与整个新写实小说潮流间的联系，而是它们与刘震云其他创作间的关系。
《单位》和《一地鸡毛》在描写的侧重点上看似有所不同，一是李小林在单位的遭遇，一是李小林的家庭生活，但《单位》以办公室分到一筐烂梨开始，《一地鸡毛》以“小林家的一斤豆腐变馊了”开篇，可以说都是开门见山地确立了作品的世俗气息（一种腐烂、发酸、霉变、以物质上的捉襟见肘打底的世俗生活气息），并且一上来就打通了人物生存其间的社会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在《单位》里，大家得了梨，不像往常舍不得吃，都开始赶紧用刀子捡最烂的剜着吃，全屋就老何像往常吃好梨一样洗洗吃，面对大家“烂的地方不能吃，得癌”的说法，老何在困窘中却自有一套解释：“烂的地方也能吃，苹果酱都是烂苹果做的！”解释如此漏洞百出，惟一的原因是老何的家庭格外困难。可形成对照的是，大家分到的都是烂梨，但原在一个办公室、现已升任副局长的老张分到的却全是好梨，这使大家都认清了自己的位置，也为后来单位同仁间明里暗里的你争我斗作了很好的铺垫和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一地鸡毛》中，一斤豆腐变馊了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家庭事件，是因为拮据的物质生活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使小林的妻子积累了太多需要发泄的不满情绪。而要改变这种不如意的生活状况，小林在单位里的作为和“上进”是一个关键因素。“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不能不在意的。你不在意可以，但你总得对得起孩子老婆，总得养活老婆孩子吧！”小林由不求上进到积极要求进步，从对“贵党”不感兴趣到积极向党靠拢，从宣扬“有狐臭者不准上班”到每月一次主动挨着有狐臭的女老乔汇报谈心，应当说很大程度是屈服于现实生活特别是家庭日常生活的压力，并始终得克服情感与理智间的矛盾（虽然刘震云无意展现这种矛盾的复杂性与深度）。在这两个作品里，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描绘小林如何被单位、社会改造和异化的完整过程。表面没有生命力的单位和社会仿佛成了一个拥有至高无上力量的主体，本应生机勃勃的个人却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个人既不能控制自身的命运，也无能决定自己的人生取向，更毋论通过自我力量的扩张去改造整个大的社会生存环境。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那种充满英雄气息和理想精神的主人公在这里已荡然无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已让位于典型人物的典型处境的描写，人物在社会环境面前已失去了正气和豪情，作品中充满了人物为环境所改造的叹息和无可奈何情绪，也充满了小人物看清自己的位置和洞明世事以后的满足感。李小林在接受了抄水表老头送来的微波炉以后得到了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后来又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改变的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加入的是更广大的社会生活，而所谓道理则是既成的社会规则，一种可以用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套话来解释的规则。这种人生取向的可取之处，是它暂时为李小林这样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困境和苦恼提供了一条便捷的可行途径；其可怕之处，是大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精神指向的轨道上永远也看不到改善的希望。李小林最后的梦境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以灰色、琐碎、甚至肮脏、令人倒胃口的日常生活打底的世俗生活，表面上又是温暖、柔软、舒服的。但人、无边无际的人群，在这样的生活中只能是渺小的、无力的，它们仿佛“一队队祈雨的蚂蚁”，既然难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力量改变生活，便只能祈求天降甘霖。
通过《单位》《一地鸡毛》的创作，刘震云向读者展示了日常生活的巨大力量：个人可以在情感上选择疏离、拒绝某种组织化社会化的生活，但老婆孩子、房子票子构成的日常生活力量常迫使个人从理智上去接近、加入组织化社会化的生活。个人的日常生活就这样同更广泛的社会生活联系到了一起，个人的生活空间也因此同公共的组织化的、体制化的空间产生了勾连。最后的结果，是印证了刘震云在《磨损与丧失》中所说的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爱好、爱情与秘而不宣的隐私，但我们千人一面。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下，小林的妻子小李短短几年之内就由一个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大学生变成了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了夜里偷水滴水的家庭妇女；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下，一度豪放洒脱、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放在眼里的“小李白”卖起了板鸭，并且谈到过去的经历时，大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感：“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还有什么比日常生活更为严峻和残酷的呢？在这样的日常生活面前，人们还能渴望一种更理想的生活吗？
从《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品的结尾来看，作者是悲观的，他除了将人们安放在日常生活的世俗性满足的基座之上以外，无能也不愿意为人们提供一种更为乐观的想像。或许，在刘震云看来，所有这一类的乐观想像都是廉价的。
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创作的《头人》《官场》《官人》将有助于了解刘震云为何如此入世和悲观。单纯从题材角度看，这三篇作品堪称现代官场现形记。它们采用一种删繁就简的结构方式，充满反讽意味的语言将现代官场的组织形式、运作法则暴露了出来。尽管这里的官场有大有小，人物的官职有高有低，但其组织原则和行为方式却大同小异。《头人》的活动舞台只是一个小小的申村，《官场》和《官人》则分别扩大到一个地区的官场和一个部的官场。但从官的任命和去留来看，无规则就是它的规则。“祖上”之成为村长是得益于乡公所的伙夫乱点鸳鸯谱，春宫县委书记金全礼之所以能在众多县委书记中脱颖而出升任副专员，则得力于老相识、新任省委书记许华年，老袁等正副局长被一锅端了则取决于新任局长老曲有更大的来头。从这一点看，《单位》中的老张升任副局长只不过是两个派系激烈斗争的折衷产物一点也不奇怪。当然，官场也并非全无规则。任人惟亲、利益均沾就是它的最高原则，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是它最常见的润滑剂。《官人》中的老张不明白朋友秃头的公司上一个月还答应他去做副总经理，下一个月却变了卦，同是副局长的老王开导说：“……前一个月你是什么？
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常务副局长，你对秃头有用，所以他说要；现在呢？你不是局长了，是一个待分配的社会闲人，对秃头没用了，人家还理你干什么？”话虽有些赤裸裸，倒也道出了一种游戏规则。
这一游戏规则后来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得到了重申：饥荒之年，孬舅为了自己当炊事员捞一口吃的，把情妇曹小娥从炊事员的岗位上拉下来，其理由也有本质的一致：“当初让她当炊事员是为了睡觉，现在睡不动了，还让她当干什么？”明白了这一游戏规则，也就可以明白刘震云笔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热衷于当头人、官人、大人物、领导人，热衷于“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上面握手，下面使绊子”（《头人》）。官职的有无、大小一旦同物质的利益、人的尊严等等发生了联系，一切所谓官场的丑态和政治的肮脏便在所难免。
当然，建立在个人欲望和权位大小基础之上的威严也容易坍塌，因为人们所惧怕的常常是权力的虚壳而不是某个人本身，这也正是《官人》中领导层调整的风声一出，办公楼便屎尿横流的原因——它只不过是权力失序的无数后果和表征之一。种种迹象表明，刘震云特别熟稔中国大文化场中一种特有的官场文化，他写“祖上”、老张们由不习惯做官到没有官做便不习惯，他写官场的虚与委蛇、勾心斗角，表面冠冕堂皇、暗里男盗女娼，常能一针见血，涉笔成趣。特别是，他对官本位文化的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多有描绘。《头人》中，无论是宋掌柜、三姥爷、金新喜还是恩庆、贾祥在台上，都是那两句讨好的话；而无论谁下台，立即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见风使舵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幸灾乐祸者亦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