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将宣布乱调之美/它将宣布异端的爱情/它将宣布圣域的开始”。直到结尾部分，作者才让我们朦胧觉悟到是要借海上的航行，向那当过叛属的回民传送“你我也该是真正的战友”“你是我惟一的兄弟”的主旨。“我要实现比诗更重要的一种人生，让它的美丽和沉重/成为后世信仰的一盏明灯”，叛逆的诗人的狂躁加上得神旨意般的灵魂的震颤，使“我”的倾诉成为真正的缺乏听众的独语。《错开的花》则一开篇便引用《小阿克利亚》中的话，列出代表世界的四个极致的四种人：山海的探险家，叛匪的首领，牧羊人，迷醉的教徒。接下来的四章，便以小说和诗歌笔法杂糅的形式，呈示“我”充任这四种角色所可能达到的极致境界。它似乎是作者以诗化的语言、激情宣泄的形式对自己过去经历特别是心路历程所做的反省。
时空的倒错加上激情的呼喊以及“我”对于极端之美和极致境界的推崇，使所谓静歌、牧歌、醉歌、赞歌等等之间失去了界限。张承志在《心灵模式》一文中说：“小时代的人们和读者只需要水止渴；没有谁幻想水之外还有直觉和想像的奶、超感官的灵性寻求即蜜，以及超常和超验的神示——酒。”《错开的花》或许就是他借助于直觉和想像、超感官的灵性寻求、超常和超验的神示而创作的作品，内心的燃烧与情感的焦灼、灵魂的撕裂与精神的冲突，最后皆沉寂于神示的安宁之中。
《心灵史》由于其出版时的时代语境以及有关人文精神、道德理想主义的讨论而复杂化了。就其自身而言，文体本身的暧昧和定位始终是一个问题。张承志说：“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不敢说——我还会有超过此书的作品。甚至我还在考虑，就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可见它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并且作者是将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的。但是，张承志又说“《金牧场》
可说是我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这又等于排斥读者将《心灵史》当作长篇小说来阅读。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首先我们不妨将其放在与《蒙古大草原游牧志》（国内版本题名为《牧人笔记》）、《红卫兵的时代》相同的意义上来看待，将它视为一种学术著作。迄今为止，我们不难发现，张承志的创作中不仅存在着一种学者的人文情怀，而且存在着一种红卫兵的青春理想、伊斯兰的宗教精神。当然，这几种精神因素并不是平均地分配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中。在张承志的文字生涯里，他的学者、作家（后来更加上了教徒）的身份的分工和界限问题始终存在着模糊之处。后来他以作家成名，其考古学者的身份则被人们忽略了，一些本是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文字也被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当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作家自己无论是在创作还是研究过程中都难以避免身份的混淆，文学创作中带入考古学者的眼光，学术著作中出现了文学创作的笔法。
《北方的河》中立志报考人文地理学研究生的“我”，在面对黄河时想的就不仅仅是河流地貌、地理学，他还觉得它是一支歌，一曲交响乐，一首诗：“人文地理是科学，它有它的办法和路子。可是我除了科学还需要些别的。”张承志的从事文学创作，显然也与历史学这种多少显得有点冰冷的学科难以满足他的诗人气质和冲动有关。只不过在创作的早期，作者还比较谨慎地维持着不同学科的界限，使自己在写作中不至造成太多的身份混淆。就红卫兵运动，张承志写有《红卫兵的时代》；就蒙古草原，他写有《蒙古大草原游牧志》；就哲合忍耶，他写了《心灵史》。
从这一角度来说，可以肯定，作者最初是以历史学者身份同哲合忍耶发生联系的，但最终却被其独特的教义和散发出的光芒所征服，从而使《心灵史》的创作带上了更复杂的特征。
在《心灵史》中，叙述人“我”即等同于作者本人，这为我们的理解和论述提供了方便。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作品本身“熔历史、宗教、文学于一炉”的特点，并对方法论的思考和选择作出了多处说明：“我相信神启示于我的方法论——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先做一名多斯达尼般的战士，忠于民众的心，然后再以信仰使自己的这颗心公正。”“我是决心以教徒的方式描写宗教的作家。我的愿望是让我的书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我要以我体内日夜耗尽的心血追随我崇拜的舍西德们。我不能让陈旧的治史方法毁灭了我的举念。”作者并且区分出记载哲合忍耶历史的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是依赖清代汉文史料的方法；一种是哲合忍耶教派学者创造的方法：“它最伟大的特点便是作家不希望它外传。它对外部世界是拒绝的、难以破译的、保密的。它同时是历史，是文学，是宗教著作。这是真正的内部资料。历史逝去后，只有它最接近心灵曾经体验过的真实。”它的另一个特征是：
“不屑于是非的评说，懒得做事实叙述，尤其擅长一笔划过十年历史百次争战——它是一种古怪而令人兴奋的文体，用哲合忍耶的术语来说，它近乎一种机密。”不过，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张承志也深知所谓客观历史的虚妄：教内史就一定是心灵史么？站在人民百姓一侧就一定能揭示历史真实么？他最终表示“只能决定选择接近我的前辈的方法”，即“舍弃我科班毕业的历史系写史的方法，采用接近我的前辈——关里爷、曼苏尔、毡爷的写法，只描述今日在哲合忍耶教内被记忆、被坚信的那些史事”。这应当就是标题“心灵史”的由来。但是，历史一旦被落实到被记忆、被坚信的那些史实，它离开以客观性为检验标准的历史学和宗教史著作便远了，心灵史因此只能被诉诸心灵来检验，人民百姓的历史也只能诉诸人民百姓来检验。
《心灵史》代前言中种种不无矛盾的表述的深层原因可能也就在这里：作者一方面呼唤汉族人、犹太人、一切珍视心灵的人来理解哲合忍耶，一方面又强调“不，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一方面说“当我觉察到旧的读者轻松地弃我而去，到书摊上寻找消遣以后，我便牢牢地认定了我真正的读者，不会背叛的读者——哲合忍耶”，一方面又说：“我并没有忘记你们，我的汉族、蒙古族，以及一切我的无形的追随者们”。“我的前辈”不希望著作外传以及不屑于是非的评说的做法因此也都被打破了。在正文中，作者不断地以虔诚的宗教徒的身份要求读者原谅作者因信仰的原因而让文学作出的牺牲，同时又用抒情化的文学语言来表达对哲合忍耶历史的理解从而让历史作出了牺牲。其结果，《心灵史》与其说是以哲合忍耶回民的心去理解、接近哲合忍耶，莫如说作者是以自己的心去度量研究对象的心，它是将创作主体本人有关人道、正义、血性、理想、美等等大命题的一贯的追求和思考借哲合忍耶的历史表现了出来。代前言中所说的“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也为这一点做了很好的注脚。
四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敢于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标明自己的创作立场和文化立场的实在不多。
对于理想、青春、革命、信仰等等宏大命题，人们更多地或取一种中庸调和、暧昧不明的态度加以冷处理，或取一种大梦初醒、讥笑调侃的神情轻易地抛诸脑后。而张承志，是少有的几个勇于打出自己的旗帜，一如既往地思考和表现理想、正义、信仰、生命等大命题的作家。这一作家的创作所取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立场，以及由这种观念和立场引发出的不同评价和争议，不仅折射出了近年来中国文坛的急剧分化，而且反映出中国文化界长期以来的一些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依然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历史命运。
从创作伊始，张承志就显示出对自由、美、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作为红卫兵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和红卫兵这一名词的命名者，张承志一直设想存在过一种完全纯粹的、没有血污的红卫兵运动，并试图将青春、理想、革命、正义等等命题从一场民族灾难的泥潭中剥离出来。在其早期的创作中，他甚至用一种特殊的人物关系的设置，近于无意识地将知青运动中被打入社会底层的青年描绘为城市的弃子，以表达对经由红卫兵而上山下乡一代的中国青年的被抛弃命运的愤懑。但是，蒙古额吉的出现所唤起的“人民母亲”的想像，及时弥补了这种被抛弃感之后的无家可归感所隐伏的心理危机，草原景象和有关草原传统的传说所唤起的文化想像，又让张承志找到了自由、勇敢、青春精神的寄托物，所以，尽管从后来的一些回忆文字看，当年的知青生活虽然仍有不尽人意处，但他比其他知青作家更倾向于肯定这一运动，其中的苦难甚至也被视作为类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必要代价。在《美文的沙漠》
中，张承志便说：“我们这一代年青（？）作家由于历史的安排，都有过一段深入而艰辛的底层体验。由于这一点而造成的我们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也许是我们建立对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判断的重要基础。”但是，正像不存在一个整体的“人民”一样，事实上也不存在一个整体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后来，当时代发生更多的变化时，张承志发出了“如今是人民堕落的新时代了”的慨叹，作家的分化也使他感到巨大的不安，直至90年代在《以笔为旗》等文章中以独行侠的姿态向中国文坛的种种堕落景象发出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