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国家全盛时，经费充裕，“常积羡余”。军事安排失着，连年边费，消耗国力，财政负担加重，遂使“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国家陷入危机。这是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一切的一切，都是人事的原因造成的，而与“天时”或“天命”没有什么关系。起码，不能只从“天时”方面去寻找所以兴、所以衰的原因。
又，“岂唯天时”，或做“岂谓天时”，前者与后者反映的思想稍有差异。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不影响对杜佑思想的理解。这里想提一下。
三、制度因革“贵适时”的变革发展观
杜佑的制度因革“贵适时”思想有两层意思。一是强调社会发展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时代不同，古今异制。但是异制不等于好坏优劣。对有些礼仪习俗，非今是古不对，非古是今同样不对。一个时代有适应一个时代需要的制度、习俗，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随时所宜，或因或革，以“便俗适时”为原则，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制度选择。这一思想，是顺着他的发展的历史观变化不等于进化的思路来的，强调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面，而不是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一面，其思想核心在于不认为后来的、新生的东西就一定优于以前的旧有的东西，不认为传统就一定不好。虽然，对于现实来说，旧的、传统的东西毕竟不适应需要了。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的看待问题、判断事物价值意义的态度、立场。
第二层意思是说，制度随时变革是关键。社会的变化和进化发展，都是通过制度变革实现的。任何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弊端，不适应并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需要变革。既然如此，要始终保持社会处于正常发展状态，就应该反对保守、因循、害怕变革的思想，而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制度变革，“随时”、“从宜”、适应时代变化，斟酌利弊，主动地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制度变革。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随时”、“从宜”是杜佑最喜欢用的两个词，《通典》里多处用到。“贵适时”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随时”、“从宜”。几个词含义相同，都是强调制度的或因或革，要根据时代变化的需要而定。换言之，“贵适时”、“随时”、“从宜”，是杜佑用来表述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多年探讨制度沿革变化、通观历史的治乱兴衰，以及长期从政实践的经验印证，使杜佑对这几个词体现的“达时通变”（符载评价语）、随时因革、从宜行事的精神深有体会，也深以为然，因此不仅奉为思想圭、行动指南，而且也愿意说、愿意用。也正因为如此，最了解杜佑心思的李翰，在为《通典》作序时，前面已讲到，才特地演绎发挥这一思想精神大义，提出经邦致用的基本方法是“师古”与“随时”结合的论点写道：“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另外，如果从思想渊源方面看，杜佑的这种思想，与管子学派的适时权宜实用主义思想，似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一认识，我们可以从杜佑在《通典》里对管子学派一段话的解释看出来。《通典·兵典·料敌制胜》条，杜佑引用管子学派的有关说法并为其中“国搏不在敦古，治世不在善政，霸王不在曲成”一句作注写道：“国搏不在敦古，在于合乎时宜。搏，聚也。治世不在善政，在于权宜。霸王不在曲成，在于全大体也。”这个注就是杜佑的思想与管子学派有渊源关系的反映。国家有无凝聚力，在于制度政策是否“合乎时宜”，只要制度合乎时宜，行非善政也能致治。如此注解管子学派，没有对管子学派思想的深入理解领会，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杜佑的“贵适时”、“随时”、“从宜”思想在通典中有多处体现。例如《通典·礼典·宾礼一》总叙篇，杜佑以诸侯朝聘周天子古礼的行废为例，批评现实生活中一些学者泥古执着，专以引经据典、章句注疏、解释一些已经没有现实意义的礼俗古制为事的作法说：“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礼，重宾主之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礼数服章，皆降杀以两。秦皇帝荡平九国，宇内一家，以田氏篡齐，六卿分晋，由是臣强君弱，终成上替下凌，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滞儒常情，非今是古，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空事钻研，竞为封执，与夫从宜之旨，不亦异乎。”
这段话意思很清楚，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杜佑认为，制度因革以“便俗适时”为原则。礼经所记多是旧时宗法分封制时代的东西，反映的是封建领主、诸侯国王之间、诸侯国与周天子之间的交往活动、礼仪关系。秦统一全国、天下一家，皇帝一人在上、百官臣民在下，与此相适应，礼制精神也向着“尊君抑臣”方向发展。过去的时代，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卿大夫之间的关系，是血缘宗法等级为特征的尊卑等级关系，秦汉皇帝制度建立以后，君臣之士间的关系，虽然仍是尊卑等级关系，但维系关系的纽带特征已不同于以前，地缘取代了血缘，官僚服从精神取代了王侯抗礼精神。虽然新型的君臣关系与旧制相比不见得更合理，但既经建立，古老的朝聘礼仪，就成为“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失去现实应用的意义了。时代巨变，旧制已无用处，“便俗适时”的新制出现。而面对如此形势，一些人还在那里抱守古制，各专己长，“空事钻研，竞为封执”，章句注疏古礼，不是太有些“滞”泥了吗？这些人的做法，显然违背时代精神，不符合“从宜之旨”。
对古今婚姻礼俗沿革如订婚礼物变化的讨论，也是杜佑制度因革“贵适时”、“随时”、“从宜”以及“便俗适时”思想的反映。《通典·礼典·嘉礼三》“议曰”，杜佑在记述了北齐关于百官订婚聘礼的规定之后写道：“议曰：上古之人，食禽兽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质，玄衣熏裳，犹用皮为韠，所以制婚礼纳徵，用玄纁俪皮，充当时之所服也。秦汉以降，衣服制度与三代殊，乃不合更以玄纁及皮为礼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彪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臆说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今时俗，用五色，信颇谓得礼之变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玄纁俪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大伦。示存古仪，务重其礼。安可舍弃，有类去羊’。答曰：
玄纁及皮，当时之要。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如三代制，天子诸侯至庶人，祭则立尸，秦汉则废。又，天下列国，唯事征伐，志存于射，建侯择士，皆主于斯。秦汉以降，改制郡县，战争既息，射艺自轻，唯祀与戎，国之大事，今并岂要复旧制乎。
其朝宗觐遇，行朝享礼毕，诸侯皆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厅事。今岂须行此礼乎。宾礼甚重，两楹间有反爵之砧，今会客岂须置砧乎。又并安能复古道耶。略举数事，其余可知也。何必纳征犹重无用之物。徒称古礼，是乖从宜之旨。《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先圣之言，不可诬也。”
杜佑的制度因革“贵适时”、“随时”、“从宜”思想，不仅在认识社会发展问题方面有反映，在认识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也有反映。而且可以看出，他就是抱定这样的思想，本着“适时”、“从宜”的原则，以“富国安民”为己任，思考并出谋划策、致力于当时各项改革活动的。可以以杜佑的省官改革建议和财政改革主张为例进行分析讨论。
《通典·职官典·秩品》篇的最后，杜佑以一篇建中年间为户部侍郎、主持全国财政时所上的奏议“省官议”，为《职官典》全篇作结。在这篇奏议里，他通过追述秦汉晋隋历代以省官为核心的官制改革实践，分析战后唐廷官制弊端和财政困难形势，提出自己的省官以救弊的办法、主张，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其一，自秦统一以来，历代皆有以省官为核心内容的官制改革事。随时从宜改革，省官省费，有利于减轻国家负担，维持统治长久。他写道：“周建六官，各有徒属，虽尚文去质，吏众事繁，然而条流不紊，职非重设。秦氏立制，多因时宜”。
以后历代，官吏队伍渐为增广，省官成为重要改革建议，“自汉魏晋隋，暨于圣唐，皆因战争流离，征缮艰劳，即省吏职，存诸《通典》卷五八《礼典十八嘉礼三》“议曰”。
方策。晋荀勖、桓温，俱有此议。息人救弊，何莫由斯”。其二，而今唐廷经济困难，不堪冗员冗费重负，“顾此大弊，实思革之”，更应该进行改革。其三，必须明确，旧体制并不是不好，只是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与战后纳税户减少、国家财政困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需要进行改革调整。一旦国家形势好转，实力恢复，还可以再作改革调整，恢复旧有体制。这一层意思，似最接近杜佑“适时”、“从宜”思想的精神实质。
他在“议”中，还一面批评有些人保守因循、怕乱不愿改革的思想，一面提出自己的省官建议写道：“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力有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费，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廖”；“土户与客户共计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仍五分之二。出租赋者减耗如此，食租赋者岂可仍旧”；“顾此大弊，实思革之。议者多云，尚有跋扈未庭，并省官吏之后，恐被罢者仕进无路，别有依托”，“此乃常情之说，虑非救弊之论”；“今若以人情因习既久，不能改更制度，并省内官”，请先减州县司马、县尉等官。总之，应该重视此事，“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待戎车息驾，百姓稍康，欲增庶官，则复旧制。”
杜佑这一有深意的省官可以先从裁减地方州县佐吏开始的改革建议，前面已经提及，并没有被采纳。但杜佑对时弊的分析，以及体现在所提出的改革主张里的“随时”、“从宜”原则及积极改革的态度，对改变时政风气，应该说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