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见解精当，观点务实。写作《通典·食货典》的需要，“通观”地看问题的宗旨，以及投入《通典》
写作以来多年的从政经验，使杜佑的经济问题研究视野开阔，思考全面，富有洞察力，几乎涉及当时国家事务和学术知识所能涉及的所有经济问题领域。他的《通典·食货典》，用今天的眼光看，实际上相当于一部当时的经济管理事务概论。例如我们看他１２卷《食货典》的篇目架构，问题设计很全面：其中田制、水利田、屯田、乡党（土断、版籍并附）等篇讲农业经济、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赋税、历代盛衰户口、丁中等篇讲财政经济、国家财政活动的组织和管理，钱币篇讲商品货币经济，货币的价值衡量尺度的特殊商品性质、功能作用、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理，漕运、盐铁篇，漕运讲南北地方的国用物资调转运输，盐铁讲国家对盐业、铁业的经营管理，鬻爵、榷估（酒）、算缗、杂税、平准（均输附）等篇讲各种财政杂税增收办法及其利弊，轻重篇讲国家的宏观经济干预、调控管理问题等等。从农工商业到国家财政，从微观经济管理到宏观经济管理，几乎所有问题都涉及到了。就可以看出，他作《通典·食货典》，相当于对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和社会的经济生活，从构建体系的角度，作了一个全面的概括归纳，写了一部如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可谓代表当时时代思想认识水平的“经济学”教科书或“经济管理学概论”专着。
一、农为国本经济观
杜佑的经济思想包含很多内容，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农为国本思想、均轻赋税思想和货币管制思想三个方面。本节讨论杜佑的农为国本思想。
唐代是工商经济有一定发展的时代。杜佑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发展工商经济与增加国家财富的关系当然是很重视的，他视工商经济为国家理财、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从根本上说，他最为看重的还是农业经济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保证作用，即视农业为立国之本，治国之本，国用之本。农业兴，万事兴，来自农业经济的收入是国家财政取得赋税收入满足国用需要的根本，杜佑的思想里始终有着这样的认识。他考察农业生产与国家财用的关系，从食货与财政关系角度谈农业问题，提到过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就是：
“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辩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这段话前句源自管子学派，常为后来学者所引用，后句是杜佑的认识，可以理解为是杜佑对农为国本思想的高度概括。这段话的意思，换言之就是，在杜佑看来，农业是国家存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工商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资源开发、产品生产基础之上的，国家财政赋税和徭役的主要对象、基本内容，也建立在农业为主的人口、土地资源基础之上。因此，重视农业问题，加强农业经济管理，通过增加人口、开垦田地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安邦治国的头等大事，经济管理的重中之重。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农业经济始终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的天子诸侯封国建立在农业为主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上。经历战国纷争，秦统一全国，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制度建立以后，秦汉以来的历代封建王朝，也建立在农业为主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上。
工商经济虽然也存在并一直在发展，但直到近代，中国社会受西方工业文明影响走上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前，始终不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占主要地位，即没有发展到影响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发展方式、成为社会财富增加、经济发展主导形式和途径的程度。由于这个原因，农为国本的思想，在国家政治和思想生活中始终根深蒂固。先秦诸子到汉唐明清思想家政治家，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可以说大多都是重视农业、持崇本抑末观点的农本论者。受农本思想主张的影响，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也大多奉行农本政策（不过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汉唐以来，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也出现过农、工、商皆本的思想，认为农业生财，工商业也生财，国家财政要增收，应该搞活经济，广开财源。这种思想对一些王朝的经济政策制定也有影响，但不具正统思想的地位，不能与农本思想相比）。
杜佑也不例外。他研究、熟悉从儒家、法家、《管子》、《周礼》、《史记》到魏晋南北朝思想家等诸家思想，并以所着《通典》继承诸家思想，对历史上重要的农本思想和有关政策举措作过比较系统深入的总结讨论。
杜佑的农本思想总体说是继承先秦特别是汉儒以来诸子的农本思想而来的，但也有其个人的时代思考和见解贡献，其中有特点的地方，可大致归纳为安定和发展农业经济以生财、取财、用财，以及治国要特别重视对农业人口、土地的制度管理这样两个大的方面。
首先，杜佑十分重视农业经济的安定和发展问题，认为农业经济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国家取得财富和用以治国的根本，要保证和增加赋税收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必须高度重视安定农业，发展农业经济的问题。换言之，杜佑认为，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优先发展农业，做到先使农民“各安其业”。这是保证国用、从而保证国家管理活动正常运行的基础。他在《通典·食货典·轻重》篇作论总结本篇及《食货典》全篇时写道：
“农者，有国之本也。先使各安其业，是以随其受田税其所植。
焉可征求货币，舍其所有而责其所无者哉。天下农人，皆当粜买，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粜，往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安其业，不可得也。故晁错曰：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如此农民有钱，粟有所泻。
谓官以法收取之也。诚如是，则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以难矣。”
其中的“焉可征求货币”，涉及到杜佑对两税法的看法及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后面将论及。“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是杜佑经常提到的概念，反映了他的社会理想，在这里他认为，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社会境界，基本途径就是以农为本，运用“贵粟”等各种手段安定农民，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做到“田尽辟”，“仓尽盈”，农民“各安其业”，政府“行其轨数，度其轻重”、“以法收取”赋税。
又在同卷叙田制沿革、引前代议论时，借用贾谊的话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汉孝文时，民近战国，皆多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游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佑自注：本，农业也。末，工商也。言人已弃农而务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众也），汉之有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万之众国胡以馈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驱人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其次，杜佑认为，农业人口和土地是社会财富创造之源，也是国家财用徭役之源，国家赋役的主要依靠对象就是农业编户和所耕种的土地。土地是厚生载物的，投入劳动就有回报，只要使农者有其地，固着于土地之上，即以适当的形式使人民与土地结合起来，谷物等粮食产品就会不断生长出来，国家财用也就有保证。因此，要以人口和土地管理为核心，建立有利于人民与土地牢固结合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这是治国之先务大事，必须抓紧抓住，首先搞好。杜佑关于人口管理为先的思想，我们在前面讨论杜佑的政治思想时已做了论述。
这里再讨论一下他的土地制度管理方面的思想认识，通过这个讨论，主要想看一下他体现在这个问题上的农为国本思想。
杜佑在土地制度管理方面提出的思想主张比较有自己的特色，大致上是一种认可国有制、私有制等多种层次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主张可以并存发展；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通过授田征税、租佃耕种或买卖占有等多种形式实现分离；以及中央政府有权干预土地和财富分配，有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管理的多样化发展、集权式管理观点。
杜佑对井田制、限田说、占田制和均田制等几种历史上实行过或提出过的土地制度形式或学说作过细致深入的探讨研究。经过探讨研究，他似乎形成了一种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观点认识。即：一方面他肯定国有制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认为理想的土地制度和管理形式是体现这个特点的井田制。占田、均田等后起田制，其强调土地国有的精神实质也是与井田制一致的。另一方面，他却也不反对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或者说有一种尽管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分化、国家利益损失，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不能抗拒的趋势的想法。
认为井田、占田、均田等制度内部都存在着引发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因素，现实可行的态度是承认现实，调整政策，在国家保持干预、调配权力的同时，允许国有、私有等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并存。
杜佑认为井田制是理想的土地制度，主要是感到这种制度在远古地广民稀、技术不发展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条件下，可以较好地解决人民与土地结合以及国家征收赋税满足国用需要的问题。他认为实行这种制度，于国于民有十大好处。他在《通典·食货典·乡党》篇写道：“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
又在《通典·食货典·田制上》篇里以对比分析的方式，赞扬井田制，批评秦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任兼并的作法是眼光短浅的作法，而且于国家详细掌握人口土地数字、制定赋税政策不利。他写道：“夫地，载而不弃也，一着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坠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降秦以后，阡陌既弊，又为隐覆，隐覆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籍众功，籍众功则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于众多之胥，欲纪人事之众寡，明地利之多少，虽申、商督刑，挠首总算，亦不可得而详矣。不变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若使豪人占田过制，富等公侯，是专封也，买卖由己，是专地也。欲无流冗，不亦难乎！”专封、专地的说法来自东汉荀悦（《申鉴时事》），就是土地包括生产收入可以不由国家而由私家兼并买卖控制，杜佑认为形成这样的局面对于国家维护权力来说是很不利的，流弊之一就是“政由群吏”，政府的有关政策由于群吏的胡作非为而失信于民，国家财政也由于无法确切掌握“人事之众寡”、“地利之多少”的真实情况，影响到赋税政策的制定和赋税的征收。
但是，总的来看，杜佑是一个讲求实际、注重现实的思想家，政治家。他虽然推崇井田制，但并不认为这种制度在秦统一以后人口不断增长的社会还有现实的生命力，还能在现实生活中可行。因为他与东汉学者荀悦一样，对于井田制的行废也具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夫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猝）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即认识到制度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时之制有一时之制产生的历史条件。历史条件总是发展变化的，过去可行的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成为不可行。井田制一般认为实行于生产力和农业技术已有一定发展的夏商周时代，赖以存在的主要历史条件是地广民稀，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尽量去开辟田土与自然争，而不必人与人之间为土地兼并相争。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增长和技术发展，以及人的务农能力和地力条件因人因地而发生变化等因素的出现，就引起了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土地兼并现象的发生。一些人拥有更多土地，一些人失去土地，原有的关系、秩序破坏了，井田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
荀悦是着名学者，史学家，也是一位见解深刻的思想家，杜佑作《通典》，曾多次引用过他的言论，上面关于井田制行废问题的看法，即是其中之一。荀悦是在东汉末年、魏晋实行“占田制”土地制度改革前夕，针对当时有人提出“复井田”的主张，发表自己的议论看法的。他的看法，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为后来的魏晋田制改革作了思想准备。他反对“复井田”，提出了上述理由，即“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而在地少人多且“土地布列在豪强”的情况下，则会触及地主豪强的利益，“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认为“由是观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而发展到现在（东汉末），则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但反对复井田的同时，荀悦对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即他不主张复井田，但并不反对井田制的土地国有思想，针对同样体现井田制精神的西汉以来董仲舒的限民占田主张未能实行、新莽时期的王田制也以失败告终的历史经验，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土地问题解决方案，即“占田”的方案。他在分析井田不可复的原因之后，提出自己的方案说：
“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买卖。以瞻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宜乎。虽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杜佑注意到了荀悦的观点，并在着作中作了转引记载，表明同意荀悦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