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礼制为主、法制为辅思想认识，可以在《通典》中看到很多反映。例如，《通典·刑法典·杂议上》，杜佑以注引班固议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说：“书云伯夷降典，哲人惟刑”，“言伯夷下礼法以导人。人习知礼，然后用刑也。”又在同卷引后汉杜林《不宜严刑重律奏议》反映自己的思想写道：“时群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宄不胜。宜增禁科以防其源。诏下公卿。光禄勋杜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得失，故破矩为圆，断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耻，家无完行。至于法不能禁止，为弊弥深。’”
又在前引同卷为所引《尚书》文字作注解写道：“虞书云：
帝谓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人协于中，时乃功，懋哉（佑自注：弼，辅，期，当也。叹其能以刑辅教，当于治体。虽或行刑，以杀止杀，终无犯者）。刑期无所刑，人皆合于大中，是汝之功，勉之。”
最后在前已引及的《通典自序》里总的总结自己的观点认识写道：“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行教化在乎设职官。
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
综合上引诸条可以看出，杜佑得出礼制为主、法制为辅的思想认识，是建立在与汉儒对话的基础之上，主要基于两条理由。
其一，礼之制是礼之义的体现。礼之义是道德意义的行为规范，礼治是靠人知礼、有行礼之心而起作用的。礼制教化就是以礼治心。所谓“礼法以导人。人习知礼，然后用刑也”。
法之制是法之义的体现。但法之义是根据礼之义而来的。因此，法之制也是礼之义的体现。法之制是礼之义即道德意义的行为规范的强制执行。先有礼义约束人心，再有法制约束人身。法制刑罚就是以法治身而不是治心。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治心为本，治身为标。因此，治国之道，应以礼制为主，法制为辅。
其次，“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防患于未然。礼治的目标是端正风俗，和美人心，即提高社会人民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制礼作乐，事先示范，教化引导。所谓“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而“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教化堕然后用刑罚焉”，法治的目标是“以刑辅教”、维护礼的秩序，惩罚违犯礼法、破坏秩序的行为，制裁于事后。礼制教化防患于未然，法制刑罚制裁于事后，法治是辅助手段、为礼治服务的。因此，治国之道，实现安邦治国的目标，应该以礼制为主，法制为辅。
（四）礼制和法制建设应该因革损益、斟酌古今，注重时用和实用
杜佑关于礼和法的性质意义作用的认识见解有一定的深度，但可能是由于不大喜欢内容比较抽象的问题的缘故，他在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津津乐道于礼和法的实际内容的讨论，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最多，记载也最为详细。例如《通典·礼典》１００卷，占去篇幅最多的，实际上是讨论记述历代礼制实际内容的部分。刑罚的具体内容，在《通典·刑法典》里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杜佑讨论记述历代礼制和法制的实际内容，又有两个特别的观察角度，一个是实用的角度，一个是时用的角度。他的全部有关讨论，内容取舍，可以说都是从这样两个角度出发展开，以是否有实际用处和现实用处作为取舍判断标准的。
前曾引及，杜佑在《通典·礼典·宾礼总叙》曾批评时人一些不合时宜的研究方法说：“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礼，重宾主之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礼数服章，皆降杀以两。秦皇帝荡平九国，宇内一家，以田氏篡齐，六卿分晋，由是臣强君弱，终成上替下凌，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滞儒常情，非今是古，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空事钻研，竞为封执，与夫从宜之旨，不亦异乎。”而他自己，则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看问题着眼于实用和时用，对于记什么不记什么是很注意的。
例如礼制。古礼内容很多。大到国事活动，小到日常衣食住行，皆有相应的礼仪形式。所谓吉凶宾军嘉五礼，以一整套的繁文缛节，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早在先秦时代，人们讲到礼的形式和内容时，已经有所谓大礼三百、小礼三千的说法。如此复杂的古礼系统，杜佑是怎么看待的呢？杜佑很重视古礼的系统及其传承因革过程，他认为古礼来自日常生活，日积月累而成，每一种礼都有它产生形成的道理、原因，因而《通典》卷七四《礼典三十四宾礼一》“总叙”。
也都有它实际的用处。对于统治者来说，搞清楚这些“礼”的内容，认识它们的历史沿革、传承过程，区分过时的与没有过时的所在，使之仍能为时代所用，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通典·礼典·礼序》，杜佑在讨论了礼的性质作用之后，通过概述吉嘉宾军凶五礼的形成沿革，表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写道：“人知礼则教易。伏羲以俪皮为礼，作瑟以为乐，可为嘉礼；神农播种，始诸饮食，致敬鬼神，措为田祭，可为吉礼，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可为军礼，九牧倡教，可为宾礼，易称古者葬于中野，可为凶礼。又修贽类帝则吉礼也，厘降宾虞则嘉礼也，征于有苗则军礼也，遏密八音则凶礼也。故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而直云‘典朕三礼’者，据事天事地与人为三耳。其实天地唯吉礼也，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夏商二代，散亡多缺。洎周武王既没，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仪礼，以为后王法。礼序云：‘礼也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然则周礼为体，仪礼为履。周衰，诸侯僭忒，自孔子时已不能具。秦平天下，收其仪礼，归之咸阳，但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异同，将以振端末，备顾问者也。”
在这段话里杜佑说了两层意思：其一，五礼产生于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又各有指导相关实践的实际用处。例如，吉礼是由与人的基本物质、精神生活需要有关的农事、饮食、祭祀祖先、神祈求丰收等活动而来的，军礼来自扩大领域范围，争夺或保护土地、人民的战争活动，宾礼是由社会的和政治的等各种交往活动而来，等等。古来所谓五礼，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产生形成的。而各种礼一旦形成，就有了反过来指导实践的用处。也就是说，有了这些礼，人们做相关的事情时，就知道正当得体的行为作法是什么，具体应该怎样去做了。因此，礼是经验的总结，是很重要的。
其二，礼的传承发展过程以秦统一为界线有一个大的变化。秦统一以前是五礼古礼的形成发展阶段，自远古到西周，集政治的和社会的功能于一体的五礼内容大致齐备，周礼作了一个总结。西周以后，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发展，在社会发生大变革的过程中，古礼也走向衰落了。由于思想已经过时，很多东西失去实际用处，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古礼的内容也逐渐陈旧不全，变得难以为人们所了解，所以到孔子时，对古礼内容已不能完全具述。秦统一以后是古礼的改造发展阶段。
秦灭六国，对于所收集的包括周礼在内的古礼礼仪，根据时代需要作了取舍处理，维护宗法分封等级制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成分被抛弃了，仅有助于强调君权权威、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各时代现实政治需要的成分保留了下来。所谓“但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而《通典》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这些沿革变化整理出来，反映出来，把没有过时的礼仪记载下来，使之能为当代政治所用，起到比如说“振端末、备顾问”
作用。
就是本着这样的思想认识和判断标准依据，杜佑费心力，下功夫，对远古以来历代相传的礼及相关的论述作了系统的归纳研究，将其中仍可为时代政治、社会生活所用的内容整理出来，形成了百卷篇幅的《通典》之《礼典》。我们看《通典·礼典》所记，从皇帝百官怎么祭祀天地祖先、处理朝廷官府事务、规定衣服饮食起居，到皇室士族百姓怎么办理婚丧嫁娶，等等，有关礼仪皆有总结讨论，取舍记载，所记都很实用。例如，如钱穆评论《通典》所举的例子，《通典》有一个特别的贡献，就是讲五礼中之丧礼，对有关服制的记载特别详细。钱穆说道：
“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家庭组织很复杂，丧服是中国古人一门很大的学问……那时的这项制度，也不是由专制政府下一条法令规定便得，这事情很细密，不知经过了几多人辩论，你认为该这样，他认为该那样，收进在杜佑《通典》里的很多，都是些极精细的学术性的讨论”。不仅如此。对于其他诸礼，凡仍然为时所用的，杜佑的记载也都很详细。比如，前面曾提到过，杜佑对唐现实生活中仍行用的一些政治礼仪，如节度使上任礼仪，就也有很详细的记载。
又如法制。杜佑讨论历史上的法制，也很注意历史因革与时代应用的关系。他在《通典·刑法典·刑制下》记载唐行用之刑法时特地声明自己的注重实用态度说：“国家程式虽则具存，今所纂录，不可悉载，取其朝夕要切，简易精详，则临事不惑耳。他皆类此。”其他制度典章的记载，态度也是一样的。具体的例子，可以看一下他对《唐律》的记载办法。《唐律》因革前代而来。杜佑追述制度沿革之后，也记载了一些实用条文的内容。这些条文，显然是经过选择取舍的，所记涉及的都是实际行政中最常遇到的事情。如“名例律”，杜佑认为属于前代的“刑名”律之类，提纲挈领说明多种法律实务问题，比较重要，用晋人张斐的话说就是“所以经略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之纲领”，“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法制”，类似这样的文字，都是最重要实用的文字，故在书中引录出现较多。
此外所引还有户婚、擅兴、斗讼等律，皆非全引。所引皆为在他看来是要经常用到的内容。有些引文，还是所处时代的内容，反映了时代法律观点的新的变化。如《通典·刑法典·刑制下》所载肃宗上元二年尚书刑部关于五刑的奏议，代宗宝应元年关于决杖的奏议，德宗建中三年关于十恶罪判刑办法的奏议及敕旨批复等等，都是例子，兹不赘引。
总的看，制度优先，法制与礼制结合，寓礼法于制度制作，赋予社会上一切与个人、组织、国家等社会活动有关事务以一定的政治、伦理道德意义内涵，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行动规则，通过规范、规则的制定和行用施行，使人们受到政治、道德意义的教育感化，从而使社会的生活正常有序，国家的政治正常有序，达到国治民安，社会治理，这就是杜佑礼法并举、礼制为主、法制为辅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审官才在乎精选举”：杜佑的选官用人观
“精选举”是杜佑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治国安邦的目标要靠各级行政长官去实现，一个国家治理好坏，关键在于管理国家的各级行政长官是否贤能，是否具有管理才能，而所用各级行政长官是否贤能，是否具有管理才能，则与有没有一个好的选官用人制度和机制有很大关系。杜佑非常重视“审官才”即行政长官、管理人才的选用问题。他作《通典》，总结历代经验，提出“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的深刻见解，并独辟蹊径，专设“选举”一门，用了六卷的篇幅，探讨历史上的选才用人问题，就是重视这个问题的具体体现。顺便指出，在中国史学史上，杜佑以前的史学着述，无论是正史还是私家修史，都不曾专门为“选举”立志，有关事情是放在“职官志”里说的。杜佑修《通典》专立《选举典》，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谓有卓识。杜佑的这一卓识，对中国史学史特别是史志编纂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以后宋人修《新唐书》增设了《选举志》，显然就是受杜佑《通典》影响的结果。
杜佑论选举，探讨选官用人问题，对于官吏队伍的重要性，官吏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作用问题有自己的见解看法。
首先，他是国家管理活动必须依靠专职官吏观点的持有者，认为官吏是国家政治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社会由人组成，人有各种欲望，各种活动，人君不进行统治管理就会出现秩序混乱。而人君仅凭个人是无法管理国家的。制度、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事的管理和人的管理，各种事情都需要有人有各方面的人帮助去做，所以必须选人用人，设官分职而治。
所谓“夫人生有欲，无君乃乱。君不独理，故建庶官”。并根据他理解的远古历史指出，选举用人，其事发生很早，起码在虞夏时代已经出现了，所谓“昔在唐虞，皆访于众，则舜举八元，八凯，四岳之举夔龙、稷、契，此盖用人之大略也”（引同上书）。
其次，他认为国家事务繁多，有些领域的事情专业性很强，不是人人都能做得了的，因此必须选贤任能，用最合适的人。在《通典·选举典·选举序》中，他以远古为例说明自己的观点写道：“自昔羲后，因以物命官，事简人（民）淳，唯以道化，上无求欲于下，下无干进于上，百姓自足，海内安，不是贤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所以“推择之典，无所闻焉”。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组织的发展，管理领域的扩大，事情就多起来了，专业分工的要求也有了：“爰洎唐虞之官人也，裨（治）水土，缉熙帝载，敷五教，正五刑，播百谷，典三礼，咨于四岳，明扬侧陋，询事考言”，有这样多的事情、专业分工，于是产生了根据专业要求选贤任能的需要。并且有了考核奖惩之事，所谓“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远，斯则（唐虞时代）选贤任能之大略也”。
复次，杜佑认为选官用人，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教育。他认为人才是有能力高下之分的，可分为上才、中才和下才。其中上才较少，大多数人属于中才，即一般人才。一般人才也为国家大量需要。人才的能力高下不是一成不变的，与性情可以后天习得一样，能力水平也可以锻炼提高。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教育。杜佑的这一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夫上材盖寡，中材则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可及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