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缺乏利益表达制度和协调整合利益机制。制度建设与改革开放一样，也是一个逐步建立和发展过程，由于利益表达和协调整合机制不完善，因此在思想观念上加剧了这种对立，实际运行中扩大了对立，使对立在实际和观念上成为导致社会动乱的一个深层的根源。
这种对立的社会存在，如果不能进行合理的充分的人性化的协调整合，就会造成社会矛盾的加深，社会问题的累积，在一定时期或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形成社会动乱。特别在社会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更需要人来认识、把握和整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邓小平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气度、胆识、智慧、技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首先，从理论上认识清楚，这种矛盾和对立的社会现象出现是客观的正常的，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有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建设和经济发展。邓小平强调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懂得：“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实际政策上也要允许并体现这种实际上不可避免的差别即“对立”。如他对先富起来的政策建议：“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后来又多次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其次，在对立的双方之间保持“张力”。邓小平非常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基础，要有对现实深切的理解和科学的认识，才能真正成功地推进改革开放。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有高度思想活跃和思想开放的发散性思维，又要有尊重传统、尊重现实、接受传统和现实约束的收敛性思维，思维要在传统和创新、现实和未来之间保持“张力”，而且政策也要在这两者间保持“张力”。保持对立双方之间的“张力”，也就是掌握好对立双方之间的“度”。邓小平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对立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实际上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度”，一是要保证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二是要保证经济的发展。如邓小平讲，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当发散性思维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政策和行为危及稳定时，就要以收敛性思维和与此相联系的政策、行为进行调整。
同时，邓小平又强调类似整顿、治理只是“稳”的功劳，最终的还是要经济和社会发展快一点。保持对立双方之间的度，邓小平还要求进行具体的量化。如他讲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但是，太早这样办也不行。可以设想在２０世纪末就要突出提出，要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各种“系数”的研究，就是在对立双方寻找既能保证社会稳定，又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度”。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邓小平是从理论上和宏观政策层面解决如何在对立中把握统一。今天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更具体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是邓小平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在社会问题的对立双方中把握统一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研究和争论是搞不清楚的，而且一搞争论，时间都争掉了，所以邓小平主张，允许看，但要坚决试。１９８７年７月４日，他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有的人“左”一点，有的人右一些，是客观存在的；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才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和做法。那么怎样才能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既不“左”，又不右，在对立的双方把握统一，使大多数人都成为实事求是派呢？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２日，邓小平在上海讲，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讲综合国力，讲社会生产力，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壮举，改革开放一下破了陈规陋习，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当时许多人不赞成，第二年赞成的是三分之一，第三年赞成的是三分之二，第四年全跟上了。实践证明，承包制姓“社”不是姓“资”。邓小平还讲：“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这些精彩的论述，回答了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基本方法：（１）对于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一是允许他们看，二是用事实来回答对改革开放说三道四的人，三是不争论，不争论实际上就是减少对改革开放说三道四的机会，四是允许他们慢慢跟上。这样做的结果和好处是：克服和避免了过去那种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做法，不对人造成伤害，减轻和化解改革开放的阻力；避免由于争论造成思想混乱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时机丧失、时间消耗；分化这些人——有的慢慢跟上，有的改变态度，对于那些顽固坚持保守立场，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使之边缘化。（２）对于所谓的激进派则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让其大显身手，但不能让他们主导改革开放的方向。这部分人坚定地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所谓激进一是表现为某些改革开放政策和做法脱离实际，过于超前和理想化，二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动摇。他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不断地改进自己的认识和政策主张，不断地坚定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回到实事求是派上来。（３）让那些从理论上思想认识上实践上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实事求是派，领导改革开放和主导其进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和把握正确的方向。实事求是派在改革开放所有的决策、任何问题上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完全没有失误，他们只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错的就纠正。这样，也就在“人”的对立中把握统一使保守派边缘化，不让激进派主导改革开放，实事求是派领导和主持改革开放，结果是最大化地整合社会资源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使改革开放的阻力最小化，健康快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五、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的统一
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人物，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并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自己的使命，形成自己的理论和风格。邓小平是在世界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突飞猛进，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历史背景下第三次复出的。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当时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却缺乏清醒的认识，思想僵化，搞“两个凡是”。邓小平和中国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是搞“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继续搞阶级斗争，还是解放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开辟改革开放新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几乎陷入绝境，必须开拓一条新的道路，不仅使中国走出绝境，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发展强大起来。按叶剑英当时的说法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要开拓“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路子。这就要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和才识，才能完成历史给我们提出的任务。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他的理论和战略思想开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道路，形成了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相统一的思维方式。
面对“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中国，邓小平以对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和中国人民儿子的责任感，坚定地大胆地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整顿被搞乱的政治经济秩序，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根本问题，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所有这些根本性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把中国从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死路上，拉向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坦途；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支持世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外交路线，修改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路线；将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的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观念，转变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由随时准备打仗，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把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从唯书、唯上，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确立在实践中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大胆地试的改革开放精神。总之，邓小平以大胆果敢的战略气魄、开拓创新的理论思维和战略决策，实现三个根本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全面改革。这三个转变的实现，标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采取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政策。
与这三个转变相联系，开拓创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时代观，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改革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理论。
这些创新的理论，既是邓小平开拓创新思维的产物，又充分体现了开拓创新的特征，在理论的提出、形成、完善和发展毎个环节都闪耀着创新的思想光芒，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成。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成，萌芽于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２日，他讲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要解放思想，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反复讲，什么是社会主义？
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提出的课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８日，邓小平才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才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没有讲是否解决。１９９１年８月，邓小平还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问题是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我们可以想象，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俄国十月革命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后又有中国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家都深信并高呼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下，没有理论上的勇气和才识，没有开拓创新的思维能力，连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都不可能提出来，更不用说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的概括。邓小平自己就讲，过去我们满脑子框框，不解放思想不行。
改革开放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又面临着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责难和疑问。有的人认为，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是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对外开放办的特区是只剩下社会主义红旗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运用市场经济是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改革。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本质到底是什么？怎样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市场经济是不是经济手段？在共产党领导、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三条作为社会主义本质“铁律”的情况下，谁敢、谁能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概括？是邓小平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再一次实现了更大更深刻的理论突破。
尤其难能可贵，邓小平是在他步入古稀之年，面对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作出科学的回答和解决，充分显示了开拓创新的思维活力。
邓小平开拓创新是与务实求效相统一的。邓小平是在时代运动和实际斗争中生活和活动着的战略家。他的战略理论不只是研究新情况，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新问题。如果说开拓创新侧重于从理论研究新情况，那么务实求效则强调解决新问题；开拓创新所产生的思想、理论以及据此制定的政策方针，关键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研究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相结合，开拓创新和务实求效相结合。邓小平一贯反对不切实际的所谓“创新”，反对华而不实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反对假、大、空的形式主义和空头政治；始终坚持一切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着眼于实际的效果。李雪峰回忆：我在中共八大上有一个关于手工业方面的发言，起草完后给小平看，他审阅后认为“可以”。小平听了我在大会发言后说，怎么搞的，不是原来的稿子，原来的稿子可以嘛。我说，这是又请几个“秀才”修改过的。小平同志说，坏就坏在这里。修改后的文章面面俱到，不能突出重点，反而不能解决问题。无独有偶，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９日，邓小平对当时的公安部长刘复之讲，你们的报告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严才能治得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邓小平这种务实求效的思维特点和工作方法贯彻于他的一生，体现在他的所有论着中。
凡是读过《邓小平文选》的人都知道，文选中“要管用”、“要真正解决问题”、“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要实事求是”、“要埋头苦干”这样的短语警句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