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七国加欧盟在巴黎举行会议，发表政治宣言“谴责”中国，宣称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制裁。面对西方的制裁，邓小平坚定表示西方有什么资格制裁我们！制裁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要好好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经济不能滑坡，要积极争取经济发展速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反和平演变又被提到战略高度，一时议论纷纷。邓小平不为所动，告诫全党、全国人民：“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这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要特别注意发展速度，“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二是不受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干扰，始终抓住发展这个根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曾长期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的发展不平衡国家；中国的发展又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的，是前无古人经验而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不管出现什么样的严重问题，邓小平始终坚持一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中国所以能闯过“六四”这个关，“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三是不受统一问题影响，坚持发展促统一。许多人认为，统一是中国发展和成为世界大国的先决条件，两岸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快速发展，发展了也不能保持发展的成果。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５日，邓小平又讲：“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在发展和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是主张发展为统一创造条件，发展促进统一。
邓小平坚持发展原则的坚定性是与发展方法灵活性相联系的，以灵活的务实的发展方法保证中国的发展。发展的坚定性与发展方法灵活性的关系，生动典型的表述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要抓着老鼠，发展的方法要灵活——不管黑猫、白猫。发展方法灵活性的根据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发展方式。邓小平发展方法灵活性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如在地域上首先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然后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行业结构上首先争取在农业、科教、交通、能源等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多样化，不搞一刀切，在发展速度上主张有条件的要加快发展，条件尚不成熟的首先是创造发展的条件，等等。
第三，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外交传统与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就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贯彻和执行独立自主外交路线时，往往与以意识形态划线相联系，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冲淡了独立自主的原则。７０年代，从国家安全考虑，又实行带有结盟性质的“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没有得到全面的体现。进入８０年代后，针对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邓小平一方面在继承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基础上，奉行不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按照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判断、确定自己对策的外交方针；另一方面又把独立自主原则扩展到中国发展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全部领域，丰富了独立自主原则的内容。
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１）中国不允许任何别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也绝不干涉别国内政。
对别国内部事务，包括政局和制度的变换，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２）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同任何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去反对另一个国家或集团。（３）独立自主确立中国发展路线，强调走自己的路，不照搬外国模式，不做任何外国的附庸，不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４）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正是坚持了邓小平为我们确立的独立自主原则，使我国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顶住了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我国施加的压力和制裁。在国际事务中，我国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争取战略主动，为促进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邓小平提出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教条地僵化地理解独立自主的原则，把独立自主当做闭关自守，把自力更生变为盲目排外。邓小平特别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郞自大，是发展不起来的。
邓小平战略思想始终贯穿着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的统一。邓小平认为原则性必须与灵活策略相结合，只有原则性而没有灵活性，就会产生教条和僵化，只有灵活性而没有原则性，就是机会主义。在国际斗争的风浪中，非常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斗争精神与斗争艺术的统一。他用维护主权的严正立场去抵御西方大国的“人权”攻势，而不是一味针锋相对、硬顶硬拼；他采取尊重别国人民选择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待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而决不在国家关系上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他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去处理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用继续发展经贸合作的办法去瓦解西方的“经济制裁”；他充分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的矛盾，以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去消融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冷战”逆流。
总之，进入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战略思想为依据，我们在主观上正确地把握了国际战略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不仅为我们同有关当事国涉及主权、国家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打开了思路，创造了打破僵局的条件，而且最终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在实践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创造性地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中美建交、中俄和解，打破了西方对我国的无理制裁而且在外交战线上接连得分，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提出与国际接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引进外资等等新的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有了今天生气勃勃的局面。总之，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外交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和他制定的灵活的国际斗争策略方针的正确性。在当前世界逐步走向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转变时期，国际关系中力量对比和组合的复杂变化、变数的空前增多、国际矛盾的多样性和互动性等等众多因素，都使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任务日益艰巨。为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邓小平的坚定原则与灵活策略相统一的战略思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取得更大胜利。
四、辩证的思维，求实的战略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泽东对邓小平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邓小平是个按辩证法办事的人，号召全党向邓小平学习，学会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战略思想正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行战略设计和战略运筹的成果。辩证的思维，求实的战略，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又一特点，也更深刻更恢宏地反映了他运用辩证法的高超艺术。
第一，从事物普遍联系中把握关键性环节，抓住关键环节进行全面的战略运筹，即“普遍-关键-全面”的思维模式。能不能从事物普遍联系中把握关键环节，能不能从纷纭复杂的诸多矛盾中抓住最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矛盾，由此可以衡量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如果能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运动的普遍联系和众多矛盾中，把握关键性环节和抓住主要矛盾，那也称得上是个战略家。如果认识只是到此为止，不能在实践中抓关键性环节进行全面的战略部署，进而推动国家或社会的进步，那只能算一个理论上的战略家。诸葛亮的隆中对，是理论的，是他头脑里的思想，如果没有刘备去三顾茅庐，没有刘备和孔明的结合，也许就没有战略谋划和战略实践如此深厚和灿烂的三国历史了。邓小平不仅能够从世界普遍联系和纷纭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认识和把握主要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抓住主要矛盾进行全面战略运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制定发展战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普遍-关键-全面”的辩证思维特点，贯穿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各个方面，几乎所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形成过程都体现了这种特点。这里仅以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思想的提出为例，来进一步说明邓小平辩证思维的这一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世界形势出现许多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各种矛盾更为错综复杂。
从世界战略格局看，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扩大势力范围，发动代理人战争，致使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不断，同时美苏又出现直接对抗与和平谈判交错的情形。西欧各国和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既依靠美国参与同苏联的对抗，又为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利益同美国闹矛盾。东欧诸国在苏联的胁迫下，参与苏联集团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抗，同时又存在着与苏联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且斗争日益尖锐。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对世界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起着重要影响，在两极格局中既是美苏争取的对象，又对两霸争夺起一定的平衡和制约作用。中国是世界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力量，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与苏联存在着控制和反控制、威胁和反威胁、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和斗争，与美国也存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
从经济科技发展看，总体上西方国家发展不仅远远高于第三世界，而且也超过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继续扩大。就西方发达国家讲，联邦德国作为美苏争霸的重点地区并且是最前线仍然获得了经济、科技的重大发展，其他发达国家利用战后相对和平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巨大的进展，美国仍保持老大地位。
苏联军事科技和军备发展很快，但是经济和社会进步不大，东欧国家经济状况也不好，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不理想。
另外，世界还共同面临核战争威胁和环境、人口、资源、疾病等问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矛盾和现象，邓小平从中看到：世界战争不仅可以推迟，而且可以避免，因为靠战争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南北差距（即世界性的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不仅使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困境，而且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要靠发展才能解决，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才能解决各国共同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社会进步乃至对战争都起着重大影响。邓小平正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思考和抽象，最终抓住了世界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概括出和平和发展是全球性战略性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从世界纷纭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概括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后，邓小平就从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进行全面的战略运筹，使中国在指导思想、工作中心以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战略性转变，把中国推进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对立中把握统一作为一个普遍的思维方法，人们并不陌生也力求在思考问题中努力运用。
邓小平把对立中把握统一熟稔地运用于社会领域，特别在人的社会资源整合方面，表现出政治家、战略家的大智大勇和深谋远虑。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或面临大量的相互对立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如解放思想和自由化，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发展和稳定，姓“社”和姓“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民主和集中，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政治腐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改革开放和崇洋媚外，先富和后富，公平和效益，等等。诸如此类性质的矛盾和问题存在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和驾驭能力。作为社会现实的存在，这些矛盾和问题有它的必然性。
因为：（１）社会的个人知识、能力、财富、立场、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是不一样的，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认识自然也不同；社会又区分为不同的阶层、行业、团体、群体，这些不同决定了他们对社会认知的不同甚至对立。（２）特别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进行利益的大调整，资源的再分配。这个过程就像一条波浪汹涌的大江在奔流——有的人占据主航道，乘风破浪，奔腾向前；有的人被冲向支流河汊，艰难地挣扎着回到主航道；有的人被冲到江边，整个地被边缘化；还有的人实际上被“淹死”。利益大调整、资源再分配如此激烈分化，必然在思想甚至行为上表现出各种矛盾和对立。（３）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组织-个体”这种高度一体化的关系模式，激活了社会的活动能量，拓展了社会自组织空间，促进了人们政治心理和社会意识觉醒，使人民群众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