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同的国家，由于其社会制度和国家奉行的基本政策不同，所实行的军事战略及战略方针也就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内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自卫的、防御的立场，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决定了我们的军事战略本质上必然是防御型的。其次，我军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它的根本职能是对外反对霸权主义侵略，对内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这也决定了我军的军事战略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再次，“积极防御”战略是我党长期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科学地反映了正义性、自卫性的军事斗争的内在客观规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普遍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具有长期稳定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才能实现新时期军事斗争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
在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军事斗争的目标和任务是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要在军事战略上坚持自卫的立场，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有利于进一步树立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和平形象，有利于改善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稳定和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邓小平在继承和坚持传统“积极防御”战略基本内容和原则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新的军事斗争实践，拓宽和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的内涵和功能。
第一，维护国家利益是军事战略最高原则。军事战略是国家总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制定军事战略遵循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总体战略原则，军事战略也要把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１９８０年初，邓小平明确了中国要完成的三大任务：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总体要求，并为实现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提供军事保证。
所以军事战略方针在具体目标上，一是扞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以实现祖国统一作为现实任务；三是维护国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四是保障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地位，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第二，坚持后发制人，战略上不先打第一枪。实行战略上的后发制人，坚持自卫立场，有利于充分发挥防御性战争中政治上、军事上的有利条件，是“积极防御”战略的本质反映。在建国后多次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我们从未首先挑起过战争，从不对外侵略扩张，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就以积极的行动战胜入侵者。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坚持了战略上后发制人的原则。１９７８年６月，邓小平明确规定，中国的战略始终是防御，２０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要“战略防御”。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突出表明了战略上的防御性，邓小平强调：“核潜艇也是战略防御武器，空军的轰炸机也是防御武器，对海参崴、对马海峡、马六甲海峡也是防御。”后来，又指出海军发展舰艇也是搞防御的。８月他在谈到战略武器时指明了中国武器发展的目的：“战略武器，威慑力量，吓唬点人，决不能先打就是，但我有了就可以起作用。”１９７８年７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说：“我们不会去侵略人家。敌人要打进来，中国的‘三结合’就会叫敌人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第三，政治上不向外伸手，军事上防御中有进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防御性，决定了中国不会向外扩张，到处伸手。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主张世界和平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向全球伸手。
１９７８年６月，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提醒，要牢记苏联称霸与美国争霸，到处伸手的教训。“毛主席说不称霸。到处伸手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战略思想要搞清楚，不仅现在，二十年后也还是这样。”１９７９年３月，在谈到海军战略时再次指出：“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
不向外伸手，后发制人，是指战略的防御性质而言，并不排除战争发生后各个具体作战上的主动行动。“积极防御”
是为反攻和决战而进行的防御，防御中有进攻，而不是消极防御。１９８０年１０月，邓小平在确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时，简约而又深刻地揭示出防御与进攻的辩证关系。“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只有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攻势作战，逐步削弱敌人，才能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只有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在有利的条件下同敌进行战略决战，才能彻底歼灭敌人。
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好处是灵活。面对苏联可能大规模的入侵，邓小平指出，打起来以后就没有界限了，为什么你能来，我们就不能去？“积极防御”，也包括我们出去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嘛。战端一开，或攻或守，或进或退，一切都取决于如何消灭敌人，本就没有一定之规。在核武器问题上同样如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核武器是防御性的，你有我也有，你用就会遭到报复。有是为了最后大家的没有。
第四，战略上不搞诱敌深入，战争初期以坚守防御为主。这是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共识。如上所述，７０年代，针对苏联可能的大规模入侵，中国立足于诱敌深入，通过人民战争，持久以胜强敌。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４日听取总参谋部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三位副总长汇报时，就对战略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打歼灭战。战争开始，先要利用工事消耗敌人，利用广大的地区和工事，大量杀伤敌人，削弱敌人，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创造打歼灭战的条件。没有工事，削弱不了敌人，让它长驱直入，歼灭战就打不了。”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５日，邓小平改变了“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并列作为战略方针的表述，明确表示，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把“积极防御”作为军事战略方针，这是与我国国情和实际相一致的。从战略上讲，从全局上考虑，都不宜将诱敌深入作为战略方针，因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家业，若把敌人放进来打，不利于保存战争潜力，掩护全国转入战时体制，争取时间，反而有利于敌人搞突然袭击、长驱直入、速战速决，或者捞一把就走的战略企图。所以战争初期要坚守防御，不能轻易放弃地方，有些重要地区要修筑工事，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只能让敌人占些点和线，从而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当然，初期的坚守防御并不是完全否定诱敌深入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些战略战役方向上，在一定的时间内，根据实际情况仍可诱敌深入。
第五，仍要持久胜敌。持久作战，是弱军战胜强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坚持了持久作战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清楚地指出：“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对我国来说，坚持持久作战，不仅是战胜强敌所必须的，而且也具有这方面的条件。邓小平在８０年代初谈到未来反侵略战争时指出：“战争肯定是持久的，一定要搞持久战，中国有这个条件。”“中国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不信邪，一个是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既有坚持长期战争的辽阔战略空间和雄厚的战争潜力，又有进行持久作战的传统以及和平时期的充分准备。只要敌人进攻我们，战略上肯定是持久的，速决战进攻战只能是战役战斗层面的，达到持久的目的，挫败敌人速决的目的，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当然，具备了战略速决条件时，要毫不迟疑地进行决战，避免战事久拖不决对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六，既要“打得赢”，又要遏制战争的爆发。加强战备，遏制战争爆发，是邓小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冷战期间，尤其是７０年代以前，美苏争霸，推行强权政治，频繁挑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战争问题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矛盾。军事理论关注的重点侧重于打赢战争上。７０年代后期，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发生变化，邓小平不认为“大战在即”，指出争取和平是有可能的。１９８５年，邓小平作出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中国的中心任务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不仅要解决如何准备打和如何打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如何有效地遏制战争，避免打的问题；不仅要力避全面战争爆发，而且要尽量防止局部战争的发生，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让自己尽快发展起来。现在国家还穷，还很落后，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环境，集中力量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中国都不可能威胁和侵略别的国家。把打赢战争与遏制战争双重功能兼顾起来，克服战略功能的单一性，使战略方针发挥应有的战略效益。
三、现代条件下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
实行“积极防御”，坚持人民战争，是邓小平军事战略思想的两个基本点。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作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创立者和人民战争的实践者，邓小平深知人民战争的优势所在，威力所在。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谋划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提出“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科学概念，使人民战争更适合于现代战争需要。
首先，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战争。可以说，人民战争古已有之。它是被压迫阶级或被压迫民族为谋求自身的解放，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战争，如公元前１１世纪武王伐纣之战，就被毛泽东称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恩格斯明确指出：
“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１８４９年，他在《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人民战争”的科学概念。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提出了一种崭新的人民战争思想。其基本内容，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结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实行全面、彻底的人民战争，战胜了国内外强敌，在世界东方创造出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历史；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继续坚持人民战争思想。
但是，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鼓吹人民战争万能论，把人民战争停留在口头上，似乎只要喊喊人民战争必胜，就能解决问题，或者在部队演习时有民兵配合，就是人民战争。对人民战争形而上学式的曲解，造成我军指导思想上的混乱。而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大量出现，对人民战争思想形成很大冲击。很多人认为，人民战争是“人海战术”，不适合今天的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战争是不是真的已过时？还要不要继续贯彻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邓小平给予了坚定的回答，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订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中国对付侵略的办法就是打人民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人民战争思想，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指导战争的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对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具有普遍和长期意义的根本指导方针，它所强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原则，没有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过时。
现代战争条件下，人民战争不仅能打，而且能打胜。邓小平指出：“并不是有了最先进的现代化装备就能解决问题的，不是这样。最新的例子就是阿富汗。”８０年代初，苏联入侵阿富汗，出动１０万最现代化的军队，打了８年多，伤亡近５万人，最后还是被阿富汗游击队赶出了国门。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与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尽管穷，但地方大，而且中国人有耐心，能够进行持久的战争，苏联要对中国下手是要下大决心的，即使它占领了北京，占领了黄河以北，也仅仅是战争的开始，不要把苏联人讲得神话一样。阿富汗游击队不是还很活跃吗？”坚持人民战争，适合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拥有的真正优势和力量所在。与阿富汗相比，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政治上团结统一，中华民族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军队英勇善战，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占领我们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立足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稳定，实现国家统一，从不谋求世界霸权和推行强权政治，未来所进行的也将是反对侵略者或分裂中国势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正义战争。
正义属于我们，得道多助，中国得到世界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就会形成战胜敌人的巨大物质精神力量，这是夺取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