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方针是国家总的军事政策，是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展军事斗争以及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依据和纲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为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一、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
军事战略方针是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与发展大局确定的，并依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体会，直接参与了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和调整。
积极防御一直以来就是我军基本的战略方针。中国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和军情，制定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但是，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由于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并没有明确制定国家军事战略方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和国防与军队都走上了和平建设的道路。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保卫国家的安全和主权，如何进行国防和军队建设，都需要有明确的军事战略方针作指导。１９５５年３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１９５５年５月，彭德怀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华沙条约国会议并就战略方针问题与苏联协商。对此，毛泽东指示：我国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同意与苏联交换意见。当时苏联的军事战略是火箭核战略，认为现代战争几分钟就决定胜负，如果听任敌方先动手，就要一败涂地，强调首次核突击的作用。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１９５６年３月６日，军委扩大会议正式确定我国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彭德怀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作了全面阐述。他指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在战前）不断地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
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军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使敌人同我军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转入战略的主动，也就是由战略的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后来，毛泽东多次强调，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没有国界了，你可以打进来，我也可以打出去。根据毛泽东这一精神和台湾还没有解放等情况，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２日通过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对军事战略方针又做了新的表述：“我们的战略是积极防御。但是，对于我们未解放的国土，必须坚决解放；对于进犯我国领土、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敌人，除了必须在防御阶段加以击败以外，还必须适时地转入反攻和追击，一直把侵略者赶回他的本土，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侵略永远不再发生。”
由于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安全环境的变化较大，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精神没有变，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争论较多，其内容也不断变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确立之初，以美帝国主义作为主要敌人，强调防备帝国主义不宣而战，搞突然袭击。然而，在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上，出现“积极防御、防敌突袭”与“北顶南放”的争论。
１９５２年冬到１９５５年底，国防部长彭德怀用３年时间视察了北到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的万里海疆，意识到长江以南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当时，长江以南正在形成新工业区，战略资源丰富。彭德怀认为，如果战时江南很快沦于敌手，沿海军事基地为敌所用，则不利我坚持长期作战。依据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彭德怀强调在福建、广东等江南地区选择要点设防，战时阻止敌军长驱直入。这个战略构想以苏联为盟友，以美国为主要对象，其进攻方向从海上来，特别是东南沿海方向。这就是当时形象的说法，叫做“背靠沙发（苏联）面向东”。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指责彭德怀搞要点设防，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消极防御，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套新的被称为“北顶南放”的方针。“北顶”就是要求固守东北、华北地区。
它大体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是死守区，南面是固守区。在死守区，只“顶”不“放”，打阵地战；在固守区，有进有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打运动战。“北顶南放”方针侧重于美国从北面对新中国搞突然袭击而做准备，当时判断美国入侵中国的路线有两种可能：一是从北边，越过“三八线”经朝鲜侵略我国东北，或沿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老路，突入渤海湾，直插京津；还可能从南边，以台湾为跳板，进攻东南沿海，或从越南和南海方向进攻两广地区。比较而言来自北面的侵略，对我国的政治、经济重心的威胁更加严重。“北顶南放”方针把重心放在东北，而且是“死顶”，缺乏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毛泽东对此也提出批评。１９６４年４月他指出，还有一个战略问题，我考虑很久了。所谓“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他认为顶是必要的，顶是要顶一下的，但不能把希望放在顶上，顶不住还是要走。而且，毛泽东对战略的重心放在东北也不太认同。他讲，敌人一定从东北来，还是日本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主战场不一定在东北。
敌人从两广来，能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他更担心帝国主义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老路，登陆渤海湾，占领津京，实施中央突破，南北切断的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战略设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我在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时，对主要战略方向又作了一些调整。
第二次转变是从“整军备战”到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的转变。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安全环境恶化，国内经济极其困难。中苏关系破裂，台湾的蒋介石企图武装“反攻”大陆，并千方百计拖美国下水，印度利用边界争端，肆意蚕食我国领土，制造流血冲突。国家安全威胁日益严重，军事斗争对象增加，任务增多，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势在必行。１９６２年２月，周恩来在军委常务会上提出“整军备战”的方针，以推进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快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毛泽东把“整军备战”调整为“备战整军”，即以准备打仗的精神和状态进行整军和加强国防建设，突出战备在军事工作中的地位。“备战整军”还是以应付局部战争为主，以东南沿海方向为重点，兼顾西南中印方向，不过此时已开始在做最坏打算，做好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准备。备战整军运动提高了军队的战备观念，促进了军队建设。
此后，我国安全形势继续恶化。在“三北”方向，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国面临着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在东南方向，美国把越南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战火烧到了中越边境。美国非常恼怒中国援越抗美，特别是在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后，把中国宣称为其最主要的敌人。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战迫在眉睫，中国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入侵的危险。
为适应严峻的形势，我军事战略方针再次作了调整。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国防科委的一份请示报告上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２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军作战会议，制订作战计划和战备计划。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指出美国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形势下，应加强战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
７月，在中共中央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民兵工作会议纪要》
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高度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临战姿态，加紧做好战争准备，立足于打，准备早打、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敌人把核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与这一战略方针相一致，毛泽东提出了加强战略后方建设的思想和任务，“三线”建设全面展开。至此，具有临战色彩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取代了“备战整军”方针。
第三次调整，把“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并列。前面两次所说的调整和转变都属于贯彻积极防御方针层面的。把“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并列，是对战略方针的直接调整，也就是把“诱敌深入”这一具体战法提高到战略方针的高度来认识和贯彻。“诱敌深入”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基本上实行的是“敌来诱其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防御被确立为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批评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做法时指出：“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也就是把“诱敌深入”的战法给丢了。此时的“诱敌深入”
思想主要是从战役战斗层面的作战指导，而不是从战略层面说的。６０年代中期以后，“诱敌深入”才逐渐取代“北顶南放”成为影响全局的战略方针。１９６５年６月，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敌人得不到好处，你就不能“诱敌深入”。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这次会议以后，“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并称，成为统领全局的战略方针。后来，毛泽东多次强调：还是让敌人进来，“诱敌深入”好，好消灭它。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
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
确立“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是基于：（１）未来反侵略战争，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特别在武器装备方面敌人比我们有很大的优势。（２）在战争初期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敌人掌握发动战争的战略主动权。（３）如果排开一线，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则战线拉得过长，战略要地重点设防，则可能被动挨打。（４）主动“诱敌深入”，才有理有利，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以克服武器装备方面的缺陷。
综上所述，适应了形势和军事斗争任务的变化，军事战略方针多次调整，有力地指导了每个阶段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和军队建设，有效地扞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国家免遭侵略，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同时也必须指出，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全面备战，不但军队准备打仗，各行各业也处于临战状态。全国“盘马弯弓箭不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我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
１９７５年１月，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便把明确军事战略方针作为军委的两大任务之一。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在中央军委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这次会议针对苏联可能的大规模军事入侵，仍然坚持“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的军事战略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真理标准”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同各行各业一样，军队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引下深入探讨摆在军队建设面前的一系列问题。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许多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在深入思考如何对付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入侵的问题。
１９７９年１月，粟裕提出抗敌突袭，挡住敌人“三板斧”的观点，即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关键的问题是在战争初期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既要避免和敌人重兵集团进行战略决战，又要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迟滞和消耗敌人，以达到保持战争能力、保存战争潜力、实现战略展开、调整和加强防御体系的目的，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使战局出现初期的相持局面，为战胜敌人创造条件。粟裕认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可以在预设战场依托阵地或不远离阵地，进行中小规模的运动战以稳定战争初期的局面。粟裕关于战争初期战略指导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把“诱敌深入”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在全军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１９８０年９月，宋时轮致信中央军委，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宜将“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相提并论，作为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容易在实行中造成混乱。“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贯穿战争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的战争指导原则，即在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全国各个战场都必须贯彻执行，而“诱敌深入”则不是普遍的、统管战争全过程的指导原则，不仅战略反攻阶段不适用，就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对于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部队也不适用。
关于“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讨论和建议，为实事求是地认识现代战争的规律，适时修正和调整战略方针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在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即“８０１会议”）上，邓小平根据将帅们的建议和意见，一锤定音作出结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邓小平再次肯定“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总结建国以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科学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