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残害儒士，诸子之学归于沉寂。汉代董仲舒为推行政治上“大一统”，将“法制”与学术混为一谈，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于是“百家争鸣”的盛况消失了，这种严重的偏斜限制了学术发展的道路。魏晋时期道家之学复盛，唐代时儒、佛、道并受尊崇，北宋理学受佛学影响，不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南宋后期理学受到专制政权尊崇，到明代被尊奉为学术的正统，使学术上的偏颇得以延续。明清两代，对学术思想的压制更是变本加厉，在这种状况下，许多知识分子被迫潜心于古籍，埋头于注疏和考记，创新思想的发展几近空白。
（４）科举制度压抑创新精神。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致经历了选官制、荐举制和科举制三个阶段。科举制起源于隋朝，是我国古代仕途选官的办法之一。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用人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它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垄断选举的制度，为广大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晋身仕途的机会。
然而，科举之弊是十分明显的，科学制度诱使人死读书，一味寻章摘句，不务实学，严重限制了学术自由和实用学科的发展，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严重阻碍了创造性思维，压抑人才，压抑创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观念在古今的读书人中造成思想的闭塞，形成对创新的一种无形的阻碍。
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承载着千年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创新是中华民族发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全面认识了传统文化中支持和阻碍创新的各种因素后，在创新活动中要注意弘扬精华、剔除糟粕、弃粗取精、去伪存真。
二、制度环境与创新
在第六章我们已经讲到制度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固有的方式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里我们着重谈的是制度在创新活动中所起的两个作用：一是降低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激励创新。
创新活动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这种不确定性属于自然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确定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创新系统内部自发产生的一种随机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创新活动存在的根据，也会给创新活动带来障碍。
制度环境则具有克服这种障碍的功能。制度的制定会约束降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并进而为提高技术创新或知识创新的效率提供一种比较稳定的秩序。
它在制约机会主义行为时，也降低了创新的内在风险。同时它的存在还降低了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交易方式的约束来实现，即通过制度来消除交易方式中的部分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如果说是物-物交换，即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制度对交易费用的约束是不存在的。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制度便可能以一种权力调整的身份去安排较为合理的交易方式，这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尤其显得重要。在给定资源的状况下，恰当的制度安排是创新绩效最大化的重要手段。如果“恰当”的制度安排就是低交易费的制度，那么，在创新过程中制度也势必为交易费用的降低提供合理的交易基础。
随着人类创新活动的不断延伸，创新活动已经从个人行为转变为集团行为，甚至扩展为国家行为或国际行为，因此不同创新行为承担者之间的协同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分工与协作中达成的共识、形成的文件或契约也是一种制度，它通过协调和约束，降低创新过程中的成本，消除不必要的摩擦，把不利于合作的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为创新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制度对于创新行为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激励机制。其实，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产生一种激励效应，通过激励，每个人都会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最终对整个社会有益的社会活动，促进社会乃至人类的发展。制度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也不例外，因此，正确且完善的制度是每一个重视创新的国家不可或缺的。
从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方面，可以欣喜地看到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我国财政、金融、知识产权等方面许多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使我国人民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发挥，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还存在一些不利于创新的制度，需要我们去不断完善。
（第二节） 教育、科技环境与创新
教育、科技环境作为创新的另一外部环境，对启发创新思维、培养创新人才、提供创新的有利条件都有一定的影响，了解这一创新环境是把握整个创新环境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教育与创新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创新环境中的诸多因素中，教育对创新活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事实表明，良好的教育环境有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而不良的教育环境则可能抑制个体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１．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主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结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在现代社会中，家庭规模越来越趋向于夫妻两人或／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家庭的经济、政治等各种功能逐渐分化，由社会所取代，但是家庭的教育功能则不断得到强化，内容也丰富起来。
（１）早期家庭教育对开发个体潜能的意义。有关人脑的生化研究表明，人大脑中的１４０亿个神经细胞，到５岁时大部分已经形成，各种机能特征也已走向完善，而通常寿命的人只利用了神经细胞所具有巨大潜力的１／４，有的人未被使用和开发的大脑神经细胞竟高达９０％以上。因此，儿童的大脑神经细胞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如果能在丰富的环境与合理的教育条件下得以发展，就完全可以把巨大潜能充分挖掘出来。当家庭比较重视对孩子的早期教育，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给他们发挥智慧潜能的机会，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就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反之，教育越晚，儿童的潜在能力发挥出来的比例也越小，创新能力就有可能被压抑。
（２）家庭教育的期望值与创新力的发展。家庭教育中家长的期望也与个体创新的发展成正比例关系。如果家庭教育对孩子有较高的期望值，即使孩子表现差，家长依然会提供各种机会，并加以鼓励，肯定孩子的每一点进步，这样就有助于个体创新力的充分发挥。一些科学家对数学家和作曲家天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他们的父母通常在孩子时代就开始对他们寄予厚望，不仅给予热情鼓励，为他们寻找最好的教师，而且自己也充满热情地积极参与。许多事实都证明，家庭教育中良好的期望将促进孩子向家长所期望的方向努力，促进其创新力的发展。
（３）家庭教育方式与个体创新的发展。家庭教育方式一般分为三种：压制型、溺爱型和民主型。前两种教育容易使孩子养成依赖、顺从的习惯，思维懒惰，缺乏创新性，创新能力水平低。民主型的家庭教育则让儿童积极参与各种事务，激发孩子强烈的创新动机。因此，在家庭中创造一种和善、温暖、融洽和民主的气氛对孩子的创新力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在这种气氛下，孩子和父母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交流关系，很小的儿童就会尝试着想出新颖的主意，使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更加独特，也只有在这种自由式的氛围中，父母才会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孩子的独立性，容许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一来，孩子的个体服从意识减弱，独立意识加强，创新性才能得以发展。
２．学校教育与创新的发展
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形式，在影响个体创新能力发展、潜能开发方面比家庭教育更重要。一方面，儿童的创新力发展具有极大的潜能，教师的教育工作可以促使儿童的这种潜能向现实性转化；另一方面，教师在教育工作中本身的能力结构和个性特征对儿童的发展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一个“托兰斯测验”用来研究学校教育对创新主体的影响。它是把３-５年级的教师和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测验，在五次词语创新测验中，有三次测验结果表明：如果教师的创新性测验成绩高，那么他的学生创新性测验成绩也高。还有一项研究探讨教师的态度对学生创新性的影响，发现教师对学生自立的重视与儿童倾向于挑战、好奇心、独立控制自己的愿望有明显关系。当学生认为自己的教师是从内心积极工作时，学生就会把自己看作较有能力，并比较有信心，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自主和自我指导的态度会影响学生的内部动机，进而影响学生的创新性。
同样，学校教育中，教师的期望也会影响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创新教育研究者布拉弗德和塔波特根据教师能力和性格多样性，将教师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强硬专制型、仁慈专制型、放任自流型、民主型。各种类型的教师在学生创新力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可能导致学生的反应见表８１。
表８１ 各种领导方式类型的特征和学生的典型反应领导方式类型领导方式的特征学生对这类领导方式的典型反应强硬专断型
１．对学生时时严加监视
２．要求即刻接受一切命令——严厉的纪律
３．他认为表扬会宠坏儿童，所以很少给表扬
４．认为没有教师监督，学生就不能自觉学习
１．屈服，但一开始就厌恶和不喜欢这种领导
２．推卸责任是常见的事情
３．学生易激怒，不愿合作，而且可能在背后伤人
４．教师一离开课堂，学生就明显松垮
仁慈专制型
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专断独行的人
２．表扬学生，关心学生
３．他的专断的症结在于他的自信，他的口头禅是：“我喜欢这样做”或“你能让我这样做吗？”
４．以我为班级一切工作的标准
１．大部分学生喜欢他，但看穿他这套办法的学生可能恨他
２．在各方面都依赖教师——在学生身上没有多大创造性
３．班级的工作量可能是多的，而质也可能是好的
放任自流型
１．在和学生打交道时几乎没有什么信心，或认为学生爱怎样就怎样
２．很难作出决定
３．没有明确的目标
４．既不鼓励学生，也不反对学生；既不参加学生活动，也不提供帮助或方法
１．不仅道德差，学习也差
２．学生中有许多“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容易激怒”的行为
３．没有合作
４．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民主型
１．和集体共同制定计划和作出决定
２．在不损害集体的情况下，很乐意给个别学生以帮助、指导和援助
３．尽可能鼓励集体的活动
４．给予客观的表扬与批评
１．学生喜欢学习，喜欢同别人尤其喜欢同教师一道工作
２．学生工作的质和量都很高
３．学生互相鼓励，而且独自承担某些责任
４．不论教师在不在课堂，需要引起动机的问题很多
３．社会教育与创新的发展
社会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社会教育水平与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类处于文盲状态，社会教育水平极低，教育形式和机构很少。进入文明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社会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如少年宫、青少年之家、少年活动站、奥林匹克学校、业余培训等）和第二课堂的丰富化（如课外读物多样性和影视文化发达），这对个体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强的刺激效应。
在当今社会中，种类繁多的社会教育设施，如少年宫、科技馆、图书馆、各种博物馆等，对丰富学生的知识，扩大他们的视野，培养个体观察力和科学兴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直接促进个体的创新能力发展。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设施，为个体心身发展和创新力的开发服务，这是每个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应予以足够重视的问题。
二、科技、学术环境与创新
创新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群体氛围下进行的，所以，个人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与发挥必然会受到科技、学术群体、工作等多方面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１．科技环境与创新
一个国家的科技环境，会影响创新活动中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科技文化战略规定了整个社会出现创新型人才的性质、规模和方向。而科技战略具体化的科技政策则是鼓励人们积极地进行发明创新的具体措施。它们都关系到社会创新的繁荣与发展。
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关于世界科技史上科学中心转移的研究，证实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战略与社会上人们的创新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根据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和国情来确定科学研究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社会才能促进人们的创新积极性。下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汤浅光朝的研究。
１９６２年，日本科学家汤浅光朝用统计方法表述了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指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超出了当时世界科学成果总数的２５％，这个国家就称为“科学中心”，持续的时间为科学兴隆期。从１６世纪到现在，科学中心从意大利到美国已发生了五次转移，其顺序为：
第一次科学中心：意大利（１５４０-１６１０）；
第二次科学中心：英国（１６００-１７３０）；
第三次科学中心：法国（１７７０-１８３０）；
第四次科学中心：德国（１８１０-１９２０）；
第五次科学中心：美国（１９２０-至今）。
在这五次科学中心的转移中，正确而独特的科技战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意大利在６世纪科学技术的重点是运动学。在“山猫学会”、“齐门学会”、“自然奥秘学会”周围集中了大批人才，产生了以伽利略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同时还出现了如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等伟大思想家和艺术家。
英国在赶超意大利时，其科技重点是力学，因此产生了牛顿、波义耳、哈雷等一大批物理学家和瓦利斯、哈克等杰出的数学家，在正确的科技战略指引下，英国终于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法国则将战略重点放在热学与化学上，产生了拉瓦锡、拍托雷等着名化学家和傅里叶、盖吕萨克、库仑、安培等物理学家以及拉马克、居维叶等生物学家。
法国终于赶超英国，一跃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德国的成功依赖于有机化学和电磁学，于是涌现出李比希、凯库勒、维勒等杰出的化学家，在物理学方面，赫尔姆霍茨发现了电场和磁场的转移定律，普朗克创立了量子论，还产生了希尔伯特、达希尔等着名数学家。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出生于德国。
美国的科技重点是核物理学，出现了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费米等大批创新性人才。美国终于赶超德国而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这些事实都说明国家强大，创新性人才涌现是关键，与正确的科技战略也息息相关。当然科技政策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制定鼓励科学创新的科技政策，才会促进人们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会有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