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是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作用。同样，创新活动也需要有良好的环境，才能发挥出高效作用，因此对创新环境的了解和研究是非常必要。
首先，创新环境是相对创新主体而言的，是创新主体从事创新实践过程中有效发挥协同作用而持续产生创新的环境；其次，创新环境的外部因素是指那些对创新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的、必需的外部条件。创新环境是通过创新主体而产生促进或者制约作用，在创新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创新主体本身，而非创新环境。
简而言之，创新环境就是指对创新者产生影响的非创新对象客体，它既包括各种外部条件，也包括主体对外部条件的感应。对特定的创新活动而言，它支持或约束着创新活动中的主体，同时又与主体的诸多因素发生交互作用而形成一个创新的可能空间。社会环境和自我环境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创新活动中的主体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节） 社会环境与创新
社会是人造的第二自然界。人类创造了社会，反过来社会又影响和制约着人类自身。同样社会环境中的诸多因素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创新活动。研究社会环境中对创新发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对提高全民族的创新能力无疑是有意义的。下面从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两方面阐述社会环境在创新活动中对创新主体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一部中华文明史记录了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来所经过的艰苦奋斗历程，留下了许多养育中华儿女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民族曾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很多发明创造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历史上，我国是在数学中最早采用十进制的国家之一，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求得π值在３．１４１５９２６至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之间，汉朝的《九章算术》是我国数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我国是世界上天文观测记录最系统、最完整的国家，东汉张衡的浑天仪、唐朝一行的黄道游仪、宋朝苏颂的水运仪象台、元朝郭守敬的简仪等都是当时世界上领先的天文仪器。我国的中医药、针灸和经脉学至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医学药学文献《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已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我国的种茶技术、养蚕技术和缫丝技术也都先于他国而兴起。我国在汉代就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明朝发现了炼焦，比欧洲早一个世纪。我国在秦朝修筑了万里长城，在隋朝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这一时期的建筑工程技术也趋成熟，影响较大的有赵州安济桥、长安城、洛阳城和五台山佛光寺等。另外，在物理、化学、纺织、机械、造船、水利工程等方面也有很多发明创造。
我国古代的丝绸制品深受各国欢迎，东汉时已能制造１０层高的楼船，唐朝李皋创造明轮，把船楫改为连续运转的明轮，这项发明要比西方早７００年以上。战国时期李冰父子领导修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促进世界近代文明兴起的中国四大发明，指南针是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战国时代发明的；火药在唐末宋初就已用在火药箭、火球等武器上；造纸术发明于西汉，东汉蔡伦总结前人经验进一步提高造纸术；在隋朝我国就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毕昇大约在１０４０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比德国人古滕格早了近４００年。我国古代这些辉煌的科技成就的取得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分不开的。许多优良的道德品质对创新主体精神思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１有利于创新的因素
（１）重视整体思想，讲究综合创新。重视整体思维、综合创新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优良品质。最早成书的《易经》和《洪范》两部着作中提出了朴素的整体思想。《易经》中认为天地是世界事物的总源，天地为父母，生产雷、火、风、泽、水、山六个子女。《洪范》中把金、木、水、火、土这五种最基本的物质看成是构成世界事物的不可缺少的元素。在这些十分朴素的自然观中就蕴含着整体观点。《老子》一书中用有与无、始与母、一与二、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表述自然界的整体性。战国时期的荀子认为宇宙是由客观规律支配的统一体，“天”是星、明、四时、阴阳、风雨、万物等自然现象互相协调、互相作用、不断生成的整体系统，他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指出了一个事物与高一级事物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整体思维也充分表现在我国古代工程、建筑、医疗、艺术等社会实践中。
战国时期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规划设计到施工所达到的科学水平，是我国整体思维在科技创新上的生动体现。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北宋丁渭“一举而三役济”重建皇宫的例子，也是运用整体思维进行创新的例证。
秦朝的骊山陵墓和阿房宫、汉代的上林苑、唐都长安、明清故宫以及长城、京杭大运河等巨大工程的策划、构思、设计和施工都体现了中国传统重视整体思维、勇于创新的博大精神和雄伟气魄。中医学中蕴藏的整体观点和系统主张也十分丰富，其中天人相应理论、脏腑学说、经络学说、五行学说、阴阳学说都是从整体观点来研究人体和疾病，中医理论把自然现象、生理现象和心理活动三者结合起来考究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中医的药物处方也是按“君、臣、佐、使”的整体原则和综合创新进行搭配，以求达到协调一致、相互配套、药到病除、恢复健康的目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思维方式上经历了朴素整体论、传统分析论和科学系统论三个阶段。古代科学可称为朴素整体论，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都有着“朴素整体论”的色彩。古代先哲们追求整体性、统一性，并以各种元素作为解释世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物质基础。他们之所以如此看待世界，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水平比较低下，人们只能在直观观察的范围内，将客观事物的整体形态作为考察的基本层次，从事物的联系上来把握对象。传统分析论始盛于近代自然科学，１５世纪下半叶，以哥白尼、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家，拉开了近代科学的序幕，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纷纷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并获得迅速进展。
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分析方法，是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各种事物分成一定门类，把事物从联系中抽取出来，对它们的特征及原因和结果等方面逐个加以分析、研究。传统分析方法反对含糊笼统的臆断，要求把一切分割成尽可能小的部分，仔细一一详加考察，直到一目了然。传统分析方法尽管能使研究深化，但如果忽略甚至割断了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就会使人们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同时，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发现传统分析方法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细节上穷极分析、不注重事物整体综合的方法，导致精确性与正确性的悖论。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序列的完整网络。人们在经历了传统分析阶段后，逐渐重新开始以整体思维方式对自然界进行综合整体探索。整体探索的趋势首先表现在各门自然科学高度分化的同时，出现整体化、综合化趋势，例如在数学领域，随着数学分支的日趋庞杂，数学家们根据数学各个领域中潜在的共性，提出了种种统一数学各部门的新观点和新理论。整体探索的趋势还表现在新综合科学和横向科学的出现，这些科学扭转了对事物只作简化分析的倾向，努力寻求整体性，寻求复杂系统的普遍规律，这些学科的出现说明整体化已成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要求人们对事物的研究从单体过渡到多体、从单目标函数过渡到整体结构的研究，也就是说，以整体形式研究自然界的“系统时代”已经到来。西文科学家纷纷用整体综合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客观世界，就是因为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整体思维、讲求综合创新精神中得到了启发。中华传统文化经过提炼和升华，它的整体思维、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会继续发扬，将对推进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２）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自强不息、改革进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优良传统。它要求人们自强不息、自强自立，同时也勉励人们穷则思变、改革图强。自强精神不仅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而且激励着中华儿女向着更加光辉的未来奋进。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自强精神，《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几千年来鼓舞着中华民族的奋进，推动着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创新，体现着“得众动天”、“强我中华”的进取精神。自强的优良传统包含着改革进取、探索创新的内容。《易经》说“日新之谓盛德”、“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是一种永恒的变化和运动的宇宙观，“自强不息”是一种永不自满、不断改革进取的积极的人生观。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远自强自立。
（３）孜孜不倦，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勤学苦读是中华文化突出的优秀传统。当然勤奋进取除了要掌握现有的知识外，还要有所创新。要达到这个目的，先哲们提倡“存疑”创新。学则强疑，疑则有进，学习中只要能独立思考，就能碰到疑难而提出问题，就能寻求解决的办法，从而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战国时代，中国学术界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校自由的环境中，冲破旧传统的束缚、敢于探求与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大胆提出自己独具特色的见解和观点。思想的创新给那个时代带来了学术发展的勃勃生机，促进了国家繁荣富强，推动历史前进。
２不利于创新的因素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除了以上有利于创新的因素外，我们更应看到它存在的不利于创新的负面影响。只有深刻了解和克服阻碍创新的传统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培养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
（１）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倾向。孔子教导人“乐天知命”，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观念、保守行为的总纲和理论依据。
所谓“祖宗之法不可没”的观念影响广泛，成为保守者的行动指南。崇尚和称颂悠闲的生活方式，已深深地积淀在民族心理中，因而造成不求速度、不讲效率、没有时间紧迫感的观念，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调和折中，转化为委曲求全。在处世上，“知足常乐”、“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不为人先”等保守退避思想对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凡事忍让退避为“上策”，唯“圣人之言”是举，行不敢背经离道，画地为牢，墨守成规，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心理定格，进一步制约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使人养成了“怕出头”、“怕变革”的病态心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谤之”，自己不进取，也反对别人出头，反对别人变革，形成一种奇特的“东方式嫉妒”。除此之外，儒学中一些保守的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也成为创新意识发展的阻力。强调区分上下贵贱、维护等级秩序的等级观念，是儒家的一贯思想，也是儒家的严重缺陷，造成人们唯命是从、不善于思考的不良习惯，无益于革新进取。孔子自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是推崇古代的传统而不强调创新的崇古意识。“述”就是继承，是必要的；“作”
就是创造，更有必要。孔子只重视继承而忽视创造是一大欠缺。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要求继承，更需要创新。孔子的“述而不作”、唐玄奘的“译而不作”、朱熹的“注而不作”和纪晓岚的“编而不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保守的思想意识。实践证明，继承和创新是对立统一的，如果只限于完善而惰于突破，总是在先辈制定的框架中修修补补，而对自然界奥秘的探索缺乏热情，对新鲜的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的事物缺乏兴趣，甚至认定“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创纯自不备；纯自不备，则神中不定，神中不定者，造之所不载也”
（《庄子·天地》），也就是说，人为的机械越繁多精巧，也就越破坏了自然之首的质朴，天下则每每有乱。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事物，都应该平淡无奇，顺时安命。这些思想是传统文化中保守意识的又一方面，扼制了中华民族创造性思维的产生。
（２）长期农业社会的存在和影响。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立国，自然经济在中国古文化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农业生产根据季节规律，年复一年的耕地、播种、收割，顺应自然，靠天吃饭，要想丰收主要靠精耕细作，这种情况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农业生产环境和条件没什么变化，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进取，于是造成等待的心理和慢节奏的生活，缺乏紧迫感和竞争意识。它的特点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基本形式是男耕女织，不需要通过交换就可以自给自足。这种少交易、不往来的状况极不利于经济科技的交流和传播，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经济把农民长期束缚在土地上，使城市工商业缺乏广大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也使农民没有改进生产技术的愿望和力量。因此，农业生产技术在几千年中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操作过程简单重复，技术因循守旧，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起到了一种消极的限制作用。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农业是本，工商业是末。所谓“强本抑末”，即保护、奖励农业，限制、压制工商业。“强本抑末”是维护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基本政策，从汉代起就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用，因此历代帝王都是重视农业而轻视工商业，既然工商业得不到发展，那么从社会物质生产方面就不可能向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更不能提供有力的研究工具，所以缺乏产生近代科学技术创新的条件。
（３）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桎梏。封建时代，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不断强化，加之统治者所实行的一些对文化学术的高压禁锢政策，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的极大负面影响，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