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８～１２世纪的伊斯兰世界、８～１２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化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欧洲。如中国于公元８世纪发明了印刷术，１１世纪发明了活版技术，但直到１５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于公元２世纪出现于中国，７世纪传到日本，８世纪向西传到中亚，１０世纪传到北非，１２世纪传到西班牙，１３世纪传到北欧。中国的另一项发明——火药，产生于９世纪，几百年后它才传到阿拉伯国家，１４世纪才到达欧洲。
１１～１３世纪之间，欧洲人热情而系统地借鉴了“来自更高的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同时使这一遗产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开始发展。
晚出的欧洲文明在走向殖民主义的过程中，经过无数的航海探险、地理发现、贸易和战争，在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绝对区分，认为欧洲文明高于其他文明。
“这一知识为殖民扩张以及对新异事物的兴趣所加强，被人种学、比较解剖学、语言学、历史学这些新兴的学科所运用；更有甚者，这一知识体系中还加进了由小说家、诗人、翻译家和旅行家所创作的数量相当可观的文学作品。”从此，欧洲开始漠视东方文明的成就。在他们的视域中，“作为原始，作为欧洲古老的原型以及作为欧洲理性发展源泉的富饶之夜，东方的现实存在无法挽回地退缩为一种典型的化石作用”。如马可·波罗于１３世纪从地中海出发去了远东，在忽必烈汗统治下的中国度过了２０年，回到威尼斯后撰写了《世界游记》，但他没有提到当时欧洲人一无所知而在中国已经盛行的印刷术（欧洲印刷术是数百年后由谷登堡发明的），也居然没有提到大约４０００英里长的万里长城。这些足以说明西方人对东方文明往往是视而不见的。
这种对于东方文明的空位描写，同样表现在《堂吉诃德》中。作者曾经假托小说的作者乃一个阿拉伯人：一天，塞万提斯正在托雷都的阿尔咖拉市场闲逛，有个小孩跑来，拿着些旧抄本和旧手稿向一个丝绸商人兜售。作者从中抽出一本看看，认出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文，可巧立马找到一个通晓西班牙文的摩尔人。
他随口翻译说，这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传》，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学家熙德·阿梅德·贝南黑利。作者如获至宝，花半个瑞尔买下那孩子的全部手稿和抄本，请那个摩尔人将抄本中讲到堂吉诃德的部分全部译为西班牙文。一个半月之后，他全部译完，这就是今天所见的《堂吉诃德》。
接着，作者说：“假如有人批评这个故事不真实，那无非是因为作者是阿拉伯人，这个民族是撒谎成性的。……我知道这部历史以最有趣的方式，具备了一切应有的条件。如果有什么美中不足，我认为都是那混蛋作者的过错，决不是题材的毛病。”在这里，塞万提斯掠人之美，劫走了澡盆中的婴儿，却把一盆脏水泼向孩子的父亲。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对一个贝南黑利的指斥，而是进一步生发成为对于一个东方种族的否定，多次描写原作者为了保证这部书是信史而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发誓。因为“基督徒不比摩尔人，说到就做得到”。
塞万提斯鄙视他者文明，源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扩张思想。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正如杰弗里·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１５００～１７５０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势（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正是这种有“组织的暴力”激活了堂吉诃德的游侠狂想，唤醒了他的军人的天职。堂吉诃德离开隐士之后，路遇一个从军少年，“那小伙子肩上扛着一把剑，剑上挑着一捆衣服……约莫十八九岁，满面高兴，身体看起来很灵便”。
他自述要到伽太基去投军，为皇上打仗。对此，堂吉诃德大为赞赏，对他说：“您抱着一腔壮志离开了京都，还是大可庆幸的。
您是首先为上帝、其次为自己的国君效劳，而且干的是当兵的一行，这是世界上最光荣、最有益的事。干武的不如干文的赚钱，可是武比文光荣；这句话我已经说过多次了。尽管由文起家的比由武起家的多，武士有说不出的高尚，独具的光彩，压倒一切，文人是比不上的。”
此后，在制止驴鸣镇的争斗中，堂吉诃德又大发宏论：“明白事理的男子汉，井井有条的国家，只为四件事才该不顾生命财产，拿起武器奋战。第一是保卫正教；第二是保卫自己的生命——这是人情天理；第三是保卫自己的名誉、家庭和财产；第四是在正义战争中为皇上效忠。”
小说中的这些描写，实际上是借堂吉诃德之议论，浇作者自己胸中之块垒。因为塞万提斯亲身参加过为皇上效忠的“正义战争”。１５７０年，作者加入西班牙驻意大利军队，在西班牙战舰“侯爵夫人号”上服役。当时，土耳其帝国在地中海集结了强大的海军。西班牙联合意大利，准备和土耳其决战地中海。１５７１年１０月，塞万提斯所在的西班牙与威尼斯联合舰队，参加了勒班多海战。是役，土耳其舰队几乎全军覆灭。塞万提斯带病作战，冲上敌舰，胸口和左臂受了重伤，在墨西纳的医院里治疗了一个冬天，结果截去了左臂。出院后，这位“勒班多的独臂人”
仍转战各地，屡立战功。
勒班多海战，对于塞万提斯来说，可谓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在四十多年之后，他还在小说中通过被俘的军官维德玛上尉寻梦勒班多：“且设想汪洋大海上，两只兵船头对头拼死战斗的情况吧。还有比这个危险的吗？当时两只船难分难解，战士只能用船头二尺宽的撞角作立脚之地。他眼看面前不到一支长枪的距离，敌人的大炮正瞄着自己；一尊尊大炮就是一个个催命使者。他一不留神，就会掉入海波深处。可是他毫无畏惧，一心要立功争光，冲着炮火，狠命要跳过两船中间的距离，踏上敌船去。他一倒下，就要到天地末日才起得来。可是一个倒了，另一个立即填上他的空子。海像冤家似的又在等着这一个；这个一跌到海里，后面一个接着一个冲上前去就死，没片刻停留。这是战争紧张时出现的最英勇无畏的情神，是最可歌可泣的景象。”在作者笔下，维德玛上尉是雷翁山区一个世家的长子，其父按照西班牙的老话“或教堂，或海洋，或伺候君主王”，要３个儿子各自选择一条出路，结果老大从军，老二到美洲去经商，老三进了教会。２３年来，维德玛上尉先是在地中海打仗，参加了勒班多海战。此战以欧洲联合舰队获得全胜而告终，塞万提斯不禁为此欢欣鼓舞：“世上各国一向相信土耳其人海上无敌。打破这个迷信的那天，就是说，土耳其帝国威风扫地的那天，真是基督教世界的好日子。”然而乐极生悲，维德玛在海战中跳上了阿尔及尔王艾尔·乌恰利的军舰，不料此舰突然退却，上尉就此成了俘虏，被带到君士坦丁，后来又落到一个叛教徒阿桑·阿嗄手中，此人后来做了阿尔及尔国王，维德玛遂到了阿尔及尔，在俘虏营中待赎。
维德玛上尉的追述，使塞万提斯的海战经历通过《堂吉诃德》由瞬间变成了永恒，也使作者痛苦的北非俘虏生涯得到了一种宣示。１５７５年６月，塞万提斯带着西班牙军队统帅堂胡安和西西里总督向国王请求将其升迁为军官的推荐信，和他在军中的哥哥罗德里戈启程回国。９月２６日，他乘兵船“太阳号”从那不勒斯启航，次日在马赛附近的里昂海湾遇到三艘土耳其海盗船的袭击，被俘到阿尔及尔服苦役。由于身带统帅信件，土耳其人把塞万提斯当做要人索取高额赎金，家人无力付款，只得先赎出罗德里戈。
这些特殊的体验，使塞万提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关于战争的种族主义倾向。据作者叙述，１５７４年，土耳其人攻打果雷塔及突尼斯附近的一座才建成一半的堡垒，当时西班牙守军只有７０００人，土耳其正规军有７５万人，从非洲各地来的摩尔人和阿拉伯人则有４０万之众。敌人大举进攻２２次，亡２５万人，西班牙人全军战死，只有３００人因为受伤而被俘。这场战争，对于摩尔人而言，是收复失地；对于西班牙来说，则是一场为保卫海外殖民堡垒而进行的不义之战。然而，作者却假借堂彼得罗之口作了两首十四行诗，为殖民炮灰招魂：
十四行诗
脱离了凡躯浊骨的灵魂，
你们为国家效死尽忠，
由尘俗的下界上升天宫，
有求能遂，这是何等幸运！
你们燃炽着满腔热忱和义愤，
英勇苦战直到精耗力穷，
把海水和沙岸染成一片殷红，
流尽自己的鲜血斫杀敌人。
你们生命已绝，勇气未消，
一息将尽时，力竭的双手，
从失败中终于取得胜利。
你们在枪炮前不幸跌倒，
可是在人间从此名垂不朽，
天上的荣耀更是光芒无际。
十四行诗
凄凉满目、不见人烟的战场
还遗留着堡垒的废墟残基，
三千士卒的英魂曾从此地
抛却恶浊的尘世飞升天堂。
他们施展两臂的千钧力量，
寡不敌众又后无救济，
身疲力竭，个个遍体创痍，
终于在敌人的剑锋下死亡。
这一片土上的累累遗踪
感触古往今来的有心人，
使他们凭吊怀想，涕泪涟湎。
但在这个坚固的堡垒中，
升天的是最无私的忠魂，
倒地的是最勇敢的健儿。
这两首诗，就其诗艺而言，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殖民主义情感，却是不言而喻的。
按照作者的理念，东方民族都是蛮族，需要欧洲的殖民统治。在巴塞罗那，堂安东尼欧一天带着堂吉诃德和桑丘去观摩海船，舰队司令是一个巴兰西亚贵族，被其部下呼之为将军。其时一艘阿尔及尔海船被俘，将军命令将船长和其他土耳其人一共３６人立即在桅杆上绞死。对此，巴塞罗那总督祝贺说：“将军大人，您这场围猎真是满载而归啊！”将军答道：“您大人耽会儿瞧瞧这根桅杆上挂的野味，就知道收获着实不小。”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欧洲文明，一方面设定自己有权力统治其他民族，另一方面又假想自己有义务拯救其他文明。堂吉诃德曾向桑丘炫耀骑士的荣光，说骑士们进城后，万人空巷，大喊这是太阳骑士、蛇骑士，还有单枪匹马“战胜大力巨人布洛咖布鲁诺的骑士呀！禁咒了将近九百年的波斯国玛梅鲁戈大帝，靠这位骑士破了魔法”。
意大利诗人阿利奥斯多（１４７４～１５３３年）在叙事诗《疯狂的罗兰》（１５１６～１５３２年）中描写到，法国查理大帝的骑士罗兰同他的恋人、卡泰伊国的公主安杰丽加从东方归来时，正值阿格拉曼泰率领摩尔军队围困巴黎。查理大帝的另一名骑士利纳尔多也为安杰丽加的美丽所倾倒。查理大帝为避免麾下重臣内讧，将安杰丽加托付给老公爵纳莫照顾，宣布谁在战斗中立下大功，就将安杰丽加嫁给谁。此后，安杰丽加乘乱逃出巴黎，罗兰与利纳尔多跟踪追寻。安杰丽加在经历了被俘于海盗、失陷于迷宫等险情后，在一座森林里遇见了在巴黎激战中身负重伤的摩尔人梅朵罗，并悉心护理，帮助他恢复了健康。最后，他们之间产生了炽热的恋情，便满怀喜悦，前往安杰丽加的故乡旅行。对于诗中安杰丽加失身于摩尔人，堂吉诃德颇不以为然，在第三次出游之前对神父说：“这个安杰丽加是个没脑子的姑娘，她喜欢乱跑，也有点儿轻浮；她那许多风流放诞的事，随着她的艳名到处流传。
她鄙弃了成千成百的王孙、爵士、才子、好汉，却看上一个还没长胡子的小童儿；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声望，只因为他报朋友的恩才有点名气。安杰丽加的失身当然是不体面的。”
为了抚慰自己的种族情感，表现文明欧洲的召唤张力，作者特地在小说中虚构了两个故事，即摩尔姑娘索赖达和李果妲先后皈依基督教文明的故事：参加过勒班多海战的维德玛在北非当俘虏时，摩尔首富、前巴塔总督阿吉·莫拉陀的女儿蕾拉·索赖达爱上了他。这个蛮邦的绝世美人是父亲全部财产（现金即有２０万西班牙金艾斯古多）的继承人，仅双脚上的钻石纯金脚镯和手腕上的一对镯子就各值１万朵布拉，浑身戴的珍珠都是最值钱的。
但她在一个基督教女奴的影响下，一心想加入基督教。她分多次送给俘虏几千金艾斯古多供他赎身，要求他将自己带往文明欧洲。俘虏设法买了一艘海船，从巴巴松门海边富翁的花园中将她接走。阿吉·莫拉陀惊醒之后，也被带上了海船。他见女儿弃家而去，欲跳海自杀，但索赖达始终不为所动，义无反顾地追随俘虏到了西班牙。
如果说，索赖达投奔文明欧洲还是一种单向选择的话，那么李果妲的去而复归似乎更富于雄辩。西班牙于１６０９～１６１３年间历次驱逐摩尔人出境，限他们于公告后３日内上船到非洲去，违者处死。拉·曼却驱逐摩尔人的告示是１６１０年７月１０日发布的，名单中有堂吉诃德的街坊李果德。对于被驱逐，李果德自认是罪有应得：“我们中间也有虔诚老实的基督徒；不过寥寥无几，大伙儿都是坏人。这许多公敌不能留在国内，好比毒蛇不能养在怀里。干脆说吧，我们受驱逐是罪有应得。”
在这个故事中，摩尔人离开了欧洲就无法生存。李果德等到处流浪，原指望被蛮邦和非洲收留，但恰恰是非洲最欺侮他们，不得已，只好浪迹全欧，并且每年到西班牙朝圣。“圣地是他们的财源，利息千拿万稳，赚多少钱都有数。他们几乎走遍了西班牙各地，每从城里出来，总是吃饱喝足，至少还存一个瑞尔。出门一趟，每人可赚一百艾斯古多。”
问题的核心在于，拉·曼却摩尔人被逐时，李果德的女儿李果妲被舅舅带往蛮邦阿尔及尔。青年公子堂格瑞果琉钟情于她，也随她到了非洲，一起下了“地狱”。国王听说李果妲是一个美人，且有财宝埋在拉·曼却，就召她晋见，并问她是否如人所说有一个美少年和她在一起。“在野蛮的土耳其人眼里，女人再美也比不上美童子或美少年。”她害怕出乱子，遂将堂格瑞果琉装扮成摩尔女郎。国王一见大喜，打算将“她”献给苏丹。他害怕后宫的女人忌妒暗害，也怕自己把持不住，遂将其监护在一个摩尔贵夫人家里。李果妲一心想回到欧洲，遂趁国王贪财、命她回西班牙取出宝藏时回到了基督教世界。李果德当时就拿出２０００多杜加的宝石去营救堂格瑞果琉。最后，堂格瑞果琉回到了文明欧洲，与李果妲团聚。这些描写，夸赞了欧洲文明的使命，张扬了欧洲的救赎力量，形象地表现了塞万提斯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