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１５４７～１６１６年）是西班牙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福楼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英国文学史家马丁·赛莫尔司密斯都认为他乃“现代小说之父”。他的《堂吉诃德》（１６０５～１６１５年）乃是近代欧洲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发轫之作，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当我们以后殖民批评的视角重读这部作品时，却不无惊讶地发现，此作的种族主义倾向是如此明显，差不多每一页都散发出陈腐的殖民主义气味。因此，克服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部作品的种种误读，荡涤那些人云亦云的颂扬之声，重解塞万提斯的殖民叙事，对于我们全面阐释西方文化从种族主义到殖民主义的范式转变，就显得犹为重要了。
一、总督的光荣与梦想
在古代世界史上，西班牙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能够在文艺复兴时期率先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得益于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发现美洲的哥伦布（约１４５１～１５０６年）本是意大利航海家，他相信地圆说，认为从欧洲的大西洋沿岸一直西行，可以到达东方。但其航行计划不为葡萄牙国王重视，遂于１４８５年移居西班牙，得到国王斐迪南和女王伊萨伯拉的资助，于１４９２年８月率船三艘、船员８７人（一说９０人），从巴罗斯港启程，１０月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后又航至海地、古巴。此后，他又于１４９３、１４９８、１５０２～１５０４年三次西行，驶抵小安地列斯群岛、牙买加岛、特立尼达岛以及中南美洲的加勒比海沿岸。新航道的开辟，使世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了西班牙所在的大西洋沿岸。与此同时，西班牙驱逐了摩尔人，完成了光复运动，并进而用武力征服了意大利和北非，表现了强烈的扩张倾向。到了１６世纪，西班牙已经成为称霸于欧、美、非三大洲的强大王国，国土上“太阳永远不落”。到了１６世纪末，世界８３％的黄金、白银流向了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一跃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日不落”帝国的兴盛，大大激活了西班牙人的扩张热情，征服世界的梦想不仅激动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神经，而且广泛弥散到了文化圈层之中。正如彼得·胡尔姆指出的那样：“欧洲列强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和殖民之前和期间，都有它们的哲学文本为其歌功颂德，同时给‘他者’贴上标签。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对国内档案的重新撰写。在此类档案中，英国与他者的‘差别’已经得到解释和定位，那就是俘虏和征服。探险者的杂志，那些从没有离开过家的中世纪旅行家们想象中的描述，哈克卢特的航海，以及其后的探险和征服等都加速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他者化’，支持了欧洲为世界文明中心的观点，认为欧洲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优越于其他地区，因而，他们有神圣的权力和宗教义务去改变和摧毁世界。在整个殖民主义领域，欧洲人的文本和他们的小说，犹如他们的枪一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塞万提斯的一生，可以说与西班牙帝国的兴盛衰亡如影相随。他在青年时期，曾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西班牙与土耳其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海战，此后又成为摩尔人的俘虏，被羁押在阿尔及尔。被囚期间，塞万提斯在３万名基督教囚徒中先后５次组织逃跑，均遭失败。直到１５８０年５月，神父胡安·希尔和安东尼奥·德·拉·贝利亚前往阿尔及尔营救俘虏，方由一个基督教商人代赎回国。
然而，塞万提斯回国后，发现他的家庭已随着帝国的衰落陷入赤贫，他只好重回军队服役，１５８１年曾到北美临时当差。
１５８４年离开军队，回到马德里，四处谋职未果，于是决心从事写作。但稿酬无法维持生活，只得于１５８７年谋得一个军需官的职务，为即将出征的“无敌舰队”采购粮食。此年，他到厄西哈去征税，由于强征了大教堂讲经师囤积的麦子而被开除教籍。
１５９２年，他在征税时得罪地主豪绅，被诬非法征收谷物而入狱，获释后改任格拉纳达省税吏。１５９７年，塞万提斯存在银行里的税款被银行经理卷逃，他又一次被控入狱。塞万提斯厌倦了这种工作，上书国王，谋求一件在美洲殖民地的工作，未获批准。可以说，这些凝重的社会体验以后都融入了他的创作之中。
作为一部典型的殖民主义文本，《堂吉诃德》产生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盛极将衰之际。在小说中，堂吉诃德与桑丘二人的出游带有强烈的征服未知世界的欲望，其中比较现实的可能性是占领个把海岛，在那里建立殖民统治。堂吉诃德首次出游失败后，在家养伤期间游说街坊的一个老乡，就是用这种神话诱使穷乡僻壤的农人参与作者一手导演的殖民冒险闹剧的：“堂吉诃德说得天花乱坠，又是劝诱，又是许愿，这可怜的老乡就决心跟他出门，做他的侍从。堂吉诃德还对他这么说：他尽管放心，跟自己出门，因为可能来个意外奇遇，一眨眼征服了个把海岛，就让他做岛上的总督。这农夫名叫桑丘·潘沙，他听了这话，又加许他的其他种种好处，就抛下老婆孩子去充当他街坊的侍从。”从此，极为务实而又深受殖民神话之害的桑丘就堕入了一个虚拟世界，整天沉醉于总督的“光荣与梦想”之中。次日刚刚上路，桑丘便夸口不论有多大一个海岛，他都可以治理。堂吉诃德重申了自己对桑丘的承诺，说：“只要你我都留着性命，很可能六天之内，我就会征服一个连带有几个附庸国的王国，那就现成可以封你做一个附庸国的国王。”打败了贵妇的侍从之后，桑丘跪在堂吉诃德面前说：“我的堂吉诃德先生啊，您苦战赢来的海岛，求您赏我管辖吧；不论它多么大，我觉得自己有本领管辖；别处岛上的总督怎么管，我也怎么管，人家能管得多好，我也能管得多好。”
在堂吉诃德的观念中，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是靠“火与剑”维持的。当桑丘目睹堂吉诃德受到一伙杨维斯人暴打之后，声言决不拔剑与人争斗时，堂吉诃德说，如果时来运转，你做了海岛的总督，就应该知道：“在新征服的国家或地方，民情还没有十分归顺，对新的领主不会死心塌地，保不定有人兴风作浪，想改天换日，或所谓碰碰运气。所以一个新领主必须有识见，能治国安民；也必须有胆量，无论在什么境地都能够抗敌自卫。”与堂吉诃德建立实际上的殖民统治相较，桑丘的目光显然要肤浅得多，其海岛总督之梦的核心是发财致富。堂吉诃德释放囚徒之后，桑丘害怕官兵搜捕，与主人一同躲进了黑山。堂吉诃德在山中为杜尔西内娅而发疯，他的朋友理发师和神父设计骗他出山。他们找到因失恋而离家流浪的农家女多若泰假扮成埃塞俄比亚大米戈米公王国的女王，恳求堂吉诃德帮助她复国。桑丘鬼迷心窍，认定堂吉诃德必会与这位公主结婚，至少能做到公国的国王。此时，“他只担心一件事。这个王国在黑人的土地上，他将来封地上的百姓想必都是黑人。他想到这里，马上又想到一个补救的好办法，心上自忖：‘我封地上的百姓是黑人，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消把他们装上船，运到西班牙，就可以把他们卖掉；我收回的身价是现金，拿来买个爵位或官职，就可以安安逸逸过一辈子，这不就行了吗？你要是糊里糊涂，没有头脑或手段，把自己的百姓一转眼三万一万地卖出去，那就糟了！我发誓得飞快地把他们连大带小全部或尽量出脱，随他们多黑，也要把他们变成白的或黄的’”。当堂吉诃德表示要忠于杜尔西内娅，不愿与多若泰结婚时，桑丘担心自己的总督之梦破灭，劝他当机立断，以免日后生变，因为“天空的老鹰，不如手里的麻雀”。
堂吉诃德便对他说，打了胜仗，尽管不结婚，也会分得一部分国土赏他。桑丘答道：“不过您得留心挑选沿海的地方。我要是过得不乐意，可以把我管的黑人装上船，照我说的办法打发他们。”
桑丘的痴人说梦，说明殖民主义狂想已经进入普通西班牙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他们能够不受任何道德谴责地将贩卖黑奴视为快速致富的一条捷径。同时，塞万提斯的小说，似乎也是在为欧洲早期的殖民主义行径张本。加拿大批评家戴安娜·布莱顿和澳大利亚批评家海伦·蒂芬在她们合着的《西印度群岛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比较》一文中指出，自从欧洲列强开始殖民主义扩张之后，“各种世俗小说和基督教小说都被用来证明有利可图的奴隶贩卖是有理由的。所谓‘人类’和‘文明’的自我指称和自我服务的定义是按照欧洲人的需求（和贪婪）来决定的”。
更加发人深省的是，桑丘的总督之梦竟然可以复制和传染，以致他的老婆和女儿也在家中异想天开。第三次出游之前，桑丘向老婆辞行，泰瑞萨劝丈夫洗手不干。桑丘声言自己跟着堂吉诃德，是为了不久能做海岛总督，并说如果如愿，将把女儿玛丽·桑嫁给大贵人，“谁不想给她贵人的头衔，休想娶她”。泰瑞萨执意要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免得农家之女婚后受人歧视。
可叹桑丘执迷不悟，骂老婆说：“你这个蠢货！我要能闯上个总督的肥缺，咱们就从烂泥里拔出脚来了，那可多好啊！你怎么不明白呢？玛丽·桑却就可以嫁我选中的姑爷；人家就要称呼你堂娜泰瑞萨·潘沙；你坐在教堂里，身底下要铺着毯子、垫子和绸单子，城里那些乡绅夫人看了只好白着眼干瞪。”最后两人商定，桑丘任总督之后，要将１５岁的小桑丘带去上任，以便将来子承父业；桑丘则答应，尽管女儿得做伯爵夫人，但她也可尽量缓嫁。
此后，公爵作弄桑丘，决定派他到自己采地的一个小城去当所谓的“总督”。此时此刻，桑丘心花怒放，遂于１６１４年７月２０日写信告诉老婆，说她已经成为总督夫人，此后出门得乘马车，因为走路不坐马车，就仿佛四脚爬行；还说自己几天之后就要上任，届时将效法别的总督，“一心想弄钱”。泰瑞萨读了这封信之后，终于彻底丧失理智，决定托人到马德里或托雷都去买头等时髦的一口钟式裙子，穿戴起来为丈夫争面子。桑丘的女儿玛丽·桑则神气活现地到处吹卖，不怕别人笑话自己“小狗穿了麻纱裤”。事后，泰瑞萨写信给桑丘说：“我听说你做了总督，一阵快活，只觉天旋地转，好像要倒下去死了。你知道，人家说的，突如其来的喜事，就像受不了的痛苦一样会叫人送命。你女儿桑琦加快活得出了尿都没知道。”
小说描写的总督狂想，显然是“日不落帝国”公民挥之不去的白日之梦，是欧洲殖民主义者侵略美洲的强大后方支援。因此，为了给征服美洲的冒险家正名，作者对西班牙的殖民历史进行了重构：高尔泰斯是西班牙开拓许多殖民地的大将，他带了几百人的军队，乘１１只船，于１５１９年在墨西哥维拉·克如斯登陆后烧掉船只，断绝了后路，引军深入内陆。他以残暴着称。堂吉诃德却对桑丘说他是“文雅的好汉”：“最文雅的高尔泰斯率领西班牙的好汉登上新大陆，沉没了船只孤军作战，是谁命令的吗？
古往今来种种壮举，都是为名呀。世人干非凡的事业，就是要赢取不朽之名。”
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使《堂吉诃德》充满了浓厚的殖民语境。在小说中，我们发现美洲或印度的镜像几乎无处不在。第二次游侠，主仆二人一出门就碰到了一队人马。前面是两个修士，后面则是一辆马车，跟着四五骑人马和两个步行的骡夫。原来车上是一个到塞尔维亚去的比斯盖贵夫人，她丈夫得了美洲的一个贵职要去上任，正在塞尔维亚等待出发。在磨坊上游，主仆二人上了一艘魔船，流动的河水使桑丘害怕极了。堂吉诃德训斥他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还不知足呢！你又不是在黎斐阿斯山岭里赤脚步行，你却是在水波清澈的河上，像一位大贵人似的安坐在船舷上，转眼就出海去了。可是咱们一定早已出海，至少已经走了七八百哩瓦。如果我这儿有仪器测量一下北极的角度，就知道走了多少路。不过平分南北极的赤道线如果还没经过，准也快要到了。接着，他还告诉桑丘：“船一过赤道线，船上每人身上的虱子就死光了，即使金子换虱子，等重抵价，满船也找不出一个活虱子。从加的斯上船到东印度群岛去的西班牙或别国人，凭这个征象也可以判定自己是否过了赤道线。”黑山救友时，堂吉诃德问神父有何公干，神父说：“堂吉诃德先生，我跟咱们的朋友尼古拉斯理发师一起到赛维利亚去收一笔款子。那是好多年前到美洲去的一个亲戚给我捎来的，数目不小，有六万多比索，都是上好成色；这笔钱是非同小可的。”曾被摩尔人俘虏的维德玛上尉回国之后，巧遇三弟维德玛学士，后者刚刚选上墨西哥的大理院审判官，正要带女儿克拉拉·台·维德玛到美洲去上任。据维德玛学士说，他的二哥已在秘鲁发了大财，能够让父亲大把花钱，可以帮助弟弟宽裕地完成学业。他还不无遗憾地说，如二哥知道消息，早就将大哥维德玛上尉从蛮邦最深的地窖里赎出来了。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塞万提斯作为当时最大殖民帝国公民的一种占有欲望。他们无视自己手中的黄金、白银是疯狂掠夺和杀戮的结果，认为殖民地的财富理所当然地属于帝国资产，而西班牙人，则有权心安理得、随心所欲地支配和使用它们。
二、骑士的责任与天职
西班牙在中世纪曾经处于摩尔人的统治下达６个世纪之久。
１４９２年，西班牙收复了摩尔人在半岛上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城，国家走向统一。１６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班牙逐渐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殖民帝国。然而，西班牙的强盛为时十分短暂，１６世纪中叶就开始走向衰落，国家破产，人口锐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沦为无业游民，人民群众日益贫困，全国三分之一的人为乞丐。为了转嫁矛盾，当局又驱赶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的２００万摩尔人出境。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始终没能完成。马克思曾经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实：“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激流中、在信仰行动的凶焰中消失了。”
然而，面对海上霸权的丧失和国内的通货膨胀，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沉醉于帝国之梦，企图高举宝剑和十字架征服全球，因而社会上冒险风气盛行。《堂吉诃德》中的游侠骑士，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姗姗出场的。
欧洲社会中的骑士，乃是统治阶级的下层，出现在９世纪之初；作为一种制度，则形成于１１世纪末的法国。骑士先是军事性质的，后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制度。当时的贵族子弟自幼习武，到２１岁成年时，举行授爵仪式得到封号，并宣称以忠君、护教、行侠为其信条。在１２、１３世纪的十字军东侵中，骑士上升为教会骑士，达到了全盛时期。此时骑士的尚武之心转化为爱美之心，出现了礼节崇拜和爱情崇拜的风尚。同时，社会的妇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拜占庭的圣母崇拜观念被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西欧，女性因而由夏娃的恶极被推向圣母的圣极。其时理想的物化与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地位高于自己的贵夫人。到了１６世纪，王权的强大和配备枪炮的军队的崛起，使游侠骑士永远地成为了历史的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