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也不排除少数记者以商人自居，在新闻岗位上捞油水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现在有，过去有，今后还会有；议论新闻有商品性时有，在大讲特讲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时也有。出现这种“商人式记者”不足为怪，这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不必担心，出现这种人，将他们清除出去就是了。
我们同样不排除极个别记者由于理解能力太低，一讲新闻商品性手就发痒想大捞特捞的现象可能出现。但这更说明从理论上将新闻商品性说清说透，并理顺各种关系使之运作规范化的必要。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人为地扼杀新闻的商品性，限制新闻市场的发育与建立。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实际上，广大新闻工作者根本不去理会关于新闻商品性的非议，正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大胆地走向新闻市场。党的十四大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在新闻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期待中央的规划和安排，另一方面又应该尽早地完成新闻观念的更新，做一个奋发有为的改革者，新闻商品性观念的确立，便是其中之一。
向新闻学术的自由王国飞跃
——谈谈新时期新闻学研究的若干成就
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恩格斯：《反杜林论》
人的认识活动的根本途径和最终目的，是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如果我们承认自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那么这个成就首先就应该归结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新闻从业人，开始懂得新闻不仅有术而且有学，新闻传播须依规律运行而非惟意志论者的天堂；２０年来，就整体而言，新闻传播的自觉性增强了，新闻指导与调控的随意性减少了，全国新闻传播行为开始步入较为规范的轨道。
题记：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２０周年，《新闻界》杂志约我写了这篇论文。文载１９９８年第５期《新闻界》。
列宁说，“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以此观照中国近２０年来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学研究，可否这样认定，我们正在不断地接近唯物主义，正在逐渐地朝着新闻学术的自由王国进发。
一
说来惭愧，“文革”之后，当我们再度踏进新闻科学殿堂的时候，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清除“新闻无学”的垃圾。当西方发达国家每年以数以百计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着作铺垫研究之路的时候，我们还在为“新闻是不是一门科学”枉费口舌。难怪邓小平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次讲话中特别郑重地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
回顾这２０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不能不提到１９８０年５月召开的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正是这次会议，拉开了新时期新闻学术研究的帷幕，展开了迄今仍在争鸣的一系列研究课题，并且首当其冲地提出了清除“新闻无学论”。
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工作人员之一，我想为这次会议留下一些必要的资料，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次会议名为“西北五报”发起与召集，实际上除西北五省区党报之外，还有吉林、辽宁、沈阳、河北、山东、江苏、广东、河南、湖南、四川、重庆、西安等省市党报，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人民军队报、甘肃农民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湘潭大学、江西大学、西北大学等新闻教育单位，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吉林和陕西省新闻所及内蒙、宁夏、甘肃三省广播局，共４０个单位，８２人。中宣部新闻局也派员参加，同与会者平等切磋学术问题。这么多单位和这么多人济济一堂，使会议实际上成为粉碎林彪、“四人帮”之后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
与会者主要精力集中在学术研讨上。小组交流４天，大会发言３天，７天中认真读论文（共提交３５篇论文），本着学术民主、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的精神自由争鸣，深入讨论了报纸性质、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的指导性、新闻的真实性和报纸的经济宣传等问题。
与会者和甘肃省委、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肖华、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等积极评价这次会议。肖华说，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盛况空前，对于活跃新闻学研究空气，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对报纸工作的流毒影响，对于党的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报纸更好地担负起四化建设中舆论工作的历史重任，都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宋平也指出，会议对一些新闻理论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很有意义。
肖华和宋平的这些预料与期望，都一一先后成为事实。新时期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进步，里面有西北五报会议的一份贡献。
新闻有学无学，新闻传播有规律无规律，是这次会议集中争论的一个问题。会议论文，小组讨论，大会发言，不少论及此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文革”浩劫刚刚过去，人们对于新闻指导中无视规律、随心所欲所造成的恶果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二是积数十年之教训，深知违背科学准则办事的危害之烈，对新闻无学论有切肤之痛；三是探求新闻规律和新闻原理的强烈愿望。所有这些，推动与会者充分利用难得聚会的机会，争相讨论新闻是否有学与传播有无规律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不约而同地批判漠视新闻规律给党和人民新闻事业造成的巨大破坏。
甘惜分教授提交的论文《关于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问题》，起笔就指出，在我们新闻工作队伍中，常常有否认新闻工作存在规律的人们。他们认为，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党决定宣传什么和怎样宣传，新闻事业就紧紧跟上，这里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循，不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新闻学也不是一门科学。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副所长钱辛波在论文《加强新闻学的研究》中指出，新闻是不是一门学科？过去许多人对此是怀疑的，今天也仍然有人怀疑。甚至有些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同志也怀疑说，搞新闻工作，党委怎么说，你就怎么办，有什么新闻学？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工作中常常不自觉地犯同样的错误，甚至犯了错误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宁夏日报》记者部负责人钱蒙年说的十分形象。他说，过去脑子不是长在自己脖子上，上面说什么就写什么，不用思考，所以认为新闻不是科学。话虽简单，许多人有同感。在１９８０年“新闻无学”论，还有相当的市场。
西北五报会议至今已是１８年。当时与会者指出的情况，今天已有了很大变化。现在，已无人公开打出“新闻无学”的牌子，个别人说的“省委书记中宣部长就是新闻学”云云，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从无视新闻规律到比较自觉地按新闻规律办事，对新闻的指导从惟上惟书到尊重实际尊重科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进步。这些年出版的新闻学术书籍中，几乎没有不论及新闻规律的，阐述新闻规律的论文也四处可见。可以说，积２０年之努力，“新闻无学”论在中国已无市场，它的影响正在缩小。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学位办正式确认新闻学与传播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使新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之林有一席之地。这不仅标志着这个学科的科学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也可说是对２０年新闻学人和新闻业者联手努力的社会承认。
二
历史不会忘记，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曾经是２０年中最初几年争论最激烈的话题。胡乔木曾给这一争论发起者之一的胡绩伟写信，指出：“我能够理解，你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把党报办得更好。文中的很多意见，或者说大部分意见，我觉得是很好的，有益于改进我们的报纸工作。但是你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作为全文的基本命题，而又未对人民和人民性两词作历史的和阶级的考察。……这样，这篇文章的主要骨干就难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站住脚。”今天还不具备条件讨论关于党性和人民性这桩文坛公案。
笔者认为，它的理论是非，应由学者们通过学术争鸣去评判。我们要指出的是，“文革”之后，凡是爱国爱党忠于新闻事业的人士，几乎都思考过同一个问题：假如再来一次“文革”，我们的新闻媒介能不能不再跟着风转？正是出于这种善良的、无可指责的动机，不少人提出自己的“设想”。比如，有人试图用人民性来平衡党性，有人认为在中国要高扬新闻自由的旗帜，有人建议强化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功能，有人则强调要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这一类议论，无论在前面提到的西北五报会议，还是在此后召开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理论讨论会、北京市庆祝国庆３０周年学术讨论会、北京新闻学会成立会及以后召开的多次学术研讨会，几乎都普遍地讨论过，争论过。
这些情况表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进行报纸党性和人民性之争，十分看重报纸的批评功能，以及对新闻自由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也许出于对这种真诚愿望的了解与赞同，胡乔木才对胡绩伟的论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文章，表示“能够理解”。
在新时期２０年的新闻学研究中，报纸的党性这一政治属性的问题始终受到极大的关注并被摆到研究首位。有一件事十分有趣。１９７９年，复旦大学邀请几个大学新闻系代表举行新闻理论讨论会，会议讨论４个问题：报纸的性质与任务，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涉及新闻自由），新闻的真实性。１０年之后，国家教委与中宣部组织部分院校新闻系教师编写新闻理论教学纲要指导书，所列议题也是４个：报纸性质与功能，党性，真实性，新闻自由。时隔１０年，需要讨论和诠释的问题竟然这么相似。
这是偶然的巧合吗？不是。恩格斯说过，“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意即必然性常寓于偶然性之中。上述相似的４个课题的确立，说明在政党政治的背景下，对于媒介的性质与功能，传播人立场的设定，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媒介与调控人的关系等诸种问题，都是极为关注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自江泽民同志提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口号，视察人民日报社和解放军报社之后，以讲政治、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等为主题的论文连连问世，其中有的论文达到较高的理论水平。这种情况标志着这２０年新闻学研究的又一特色，即紧紧围绕中央精神和意图展开学术研究，出成果，出人才。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坚持学科宗旨和科学要求的同时，紧紧围绕中国国情和党性展开，将是不可动摇的一种特色。我们可以要求以媒介的政治属性和传播人的政治素质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应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并逐渐地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但不应排斥和反对这种研究。在中国，有部分研究者以此为课题，部分学术活动以此为重点，将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在政党政治条件下长期存在的现象。
三
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为骨干所开展的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２０年来有了重大进展。着述之丰，队伍之广，研究之深，是历史上空前的。
据《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这本大全统计不够完全，漏掉一些书目，但至今仍是海内外独一无二的一本）统计，从１９０３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出版日人松本君平的《新闻学》起，至１９４９年９月止，全国印发新闻学书籍４６８种。新中国成立后至１９８７年印行９８３种。其中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间不足３０种，绝大部分是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７年间出版的。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８年是中国新闻学书籍出版高潮，估计在千种以上。仅我本人收集的，由国人撰写的新闻学概论一类书籍，１９８７年前出版的只有两三种，而之后出版的则在５０种以上。如果说，近十几年来新闻学书籍出版的数量，超过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７８年期间７５年的总和，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这２０年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除了前面提到的研讨新闻传播规律、肯定新闻有学、新闻媒介的政治属性外，研究者几乎涉及新闻学的各个领域，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哲学、政治学、史学、舆论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
这里，仅就基础原理这一狭小范围，举若干文本加以评介。
甘惜分教授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学者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新闻学原理专着，发行２０余万册，在世界新闻学术着作出版史上实为少见。这本着作提供了一个持之有据的新闻理论框架，对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新闻观进行了理论清算。
作者创见独到的新闻观念，对后人有许多启迪，即便有所争议，也属引玉之功。作者近年对新闻理论的新思考收于另一本题为《新闻论争三十年》的新作。在这本新着中，作者对新闻与宣传，新闻与历史，新闻规律，新闻改革，新闻治学，有许多深刻新颖的见解。
王中教授关于新闻特性、新闻与宣传、新闻事业的特性、新闻治学的论述，教育与引导了我辈一代人。可惜这位人生与治学之路均属坎坷的老学者未有专着问世。他的学术观点主要散见于复旦新闻系早期出版的《新闻大学》上。这些论文加起来不过１０余万字，但其分量却在１０万之上。
由徐培汀教授和裘正义副教授合作撰成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考察了自先秦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着作，对其新闻思想作了概括而准确的评介。类似的着作，海内外不多见。据闻该书的续篇（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９０年）早已成书，但因出版之路未能铺平而无法问世。在此之前，胡太春博士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研究经典作家的着作达２０余种。其中笔者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和陈力丹研究员的《精神交往论》，分别从纵横两个角度切入，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人的新闻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是这方面较早出版的学术成果。《湘潭日报》副总编谭一以多病之躯２０年苦心钻研马克思和毛泽东新闻思想，颇有成就，是近年业界中研究新闻经典着作的佼佼者。此外，通过编印经典作家的新闻文献提供思想资料和研究方法的作品集已有不少，应该肯定。《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是其中较好的一本，可惜，由于当时的历史状况，还不够完备，并有为尊者讳的缺陷。
着眼于市场经济与新闻政策研究的着作，近年当推新闻出版署的梁衡的“新闻三部”，尤其是第三部《新闻原理的思考》，其理论胆略、融合实际、理性思考、文采洋溢，显示出作者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