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党报纸和政论报纸退出历史舞台、大众化报纸步入现代生活之后，“受众为本”的路线逐步取代“传媒为本”的路线。“受众为本”，是从受众的需要和爱好出发，通过各种合理有益的服务，又以受众最大的满足为回归。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尽管实施“受众为本”的方针，传播者及其所有人还是要取得足够的回报，传播活动既已投入，必图报偿，但实施这一方针同前面的“传媒为本”方针还是有所不同的。“受众为本”，必须充分尊重人，深入了解人的需求，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去满足人的种种需求。这里，必须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体现出人文的存在和人文精神的力量。
在新闻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里，还有一种“新闻本位”的路线，即把事实、传播者、接受者、传播通道、新闻信息等看成新闻传播中的各个环节，而以新闻信息为本体。对于“新闻本位”，有两个不同的解读。这两种解读相同的是，都承认新闻是认识主体对被认识客体（即客观存在物）的反映。不同的是，一种认为新闻是报道者对外在事物的纯客观的反映、复制，这种反映、复制中没有主体的任何主观看法、评价、意见。另一种则认为新闻不仅是客观存在物的复制、写真，其中也蕴含着认识主体的看法、评价、意见。而这种看法、评价、意见，不一定由报道者站出来自己表白叙说，而往往通过对客观存在物的细心选择和巧妙组合，用事实自身的逻辑说服力来“说话”。而通过事实“说话”
的新闻，更能显示出报道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真情对话”，更能体现出报道者对接受者的“人的关怀”。这后一观点所展示的“新闻本位”，实际上正是人文精神在新闻报道中的生动体现，比没有人的灵魂的“纯客观报道”更能体现出对人的关怀，流露出人的真情实感。
人文精神还渗透于对新闻功能的认识上。早期的新闻观，由于报纸处于政党报纸、政论报纸的发展时期，因而往往突出新闻的政治说教功能和政党组织功能，把报纸看成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看成组建政治组织的工具，甚至干脆把报纸本身看作某个政党的政治中心和组织中心。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资产阶级统治得以巩固，资产阶级的使命从夺权革命转向发展经济与谋取经济利益，政党报纸和政论报纸也随之转向市场，演变为商业报纸和大众化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的商品属性和共同兴趣也得以提升，新闻观于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新闻活动是反映人的活动、传递人的价值观念、沟通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化活动。报纸无论处于政党报纸还是商业报纸阶段，由于报纸或者被当作政党的“作战工具”，或者作为“谋利工具”，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掩盖了。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人的活动，在宣传战和新闻买卖中常常只剩下物与物的交易、政权之间的较量。而到了进行这些交易和较量的条件逐渐淡化的时候，新闻传播中的人的精神活动才会更多地得到重视和获得更多的反映，新闻活动中才能广泛地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
除了客观传播环境之外，新闻传播者自身的人文修养，是确保新闻传播活动中有足够人文精神关照的重要条件。新闻传播者对人民负有崇高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是其必备的重要素质。
一个传播者对于人的命运、疾苦、欢乐是不是时刻铭记在心，对于人民的事业进退、兴衰、成败是不是激动感奋，对于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坏作风坏行径能不能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对于人民嘱托的任务能不能千方百计排除万难按时优质完成，总之，能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显现一个传播者有无人文精神以及人文精神的强弱多寡。
新闻观中的人文精神是无形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人文精神却是可以感知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采访镜头：
铁人三项比赛正在紧张地进行中。漫长的长跑途中，运动员气喘吁吁、挥汗如雨艰难地跋涉着。一个记者跑过来，手持话筒问运动员：此刻你在想什么？
一位下岗工人再就业致富，当了老板，记者前去采访。这位老板说，正是下岗给了我机会，我感谢政府的下岗政策。电视台不加删节，播出了这段讲话。
不顾运动员正在全力拼搏，也不顾多数下岗工人的困苦和心态，这样的采访报道，怎么能引起受众感情的共鸣和意见的认同呢？没有人文关怀，不能体现正常的人性和体现人的正常心态，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是难以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的。
编辑也如此。如果为读者着想，千方百计使读者读得懂，读得轻松，读得有收益，人人喜闻乐见，从阅读中提高人的素质，说明这位编辑是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和努力满足人的需要的。
新闻传媒的把关人对人的文化影响不可小看。如果这种影响都是正面、积极的话，新闻传媒对人文素质的培育是功不可没的。
而这种正面、积极影响力的获得，新闻从业人员新闻观的健康、正确与适宜是起码的前提。这一分析，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人文精神同新闻观的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对新闻功能的这种两面观，不少人都有提及。刘少奇１９４８年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就指出，“报纸要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他对记者说，“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因此，你们做得好，对党对人民的帮助就大；做不好，帮助就不大；如做错，来个‘客里空’，故意夸大，反映得不真实，就害死人了”。
１９５８年，我国不少报纸犯了浮夸风错误，刘少奇批评这些报纸时痛心疾首地指出，这种情况下，与其有报纸，还不如没有报纸。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陈云也几次讲到，宣传工作好比大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些分析告诉我们，新闻传播中要坚持人文精神，但又要处处留意不要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因为人文主义曾经是人文精神的两个来源之一，它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要求尊重人的本质、人的利益和人的需要，坚持人的多种创造和发展的权利。这其中有不少科学真理的成分。正是这一点，使得人文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人文主义又是资产阶级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和哲学观念，它的不分阶级纯粹民主的政治主张，是背离社会现实空洞乏力的。这些观念，对我国近年的新闻改革也有一定影响，目前正在流行的写中性人物，表模糊意见的做法，新闻猎奇、片面追求利润和市场的做法，已经给健康的新闻传播造成严重损害。这些做法，有的虽然主要出自纠正以前的典型报道过于标签化的善良愿望，出自淡化宣传色彩浓化生活的社会思潮的冲击，但同人文主义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在张扬人文精神的同时，要警惕和防范人文主义趁机而入。
显然，建构现代新闻观，光有科学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人文精神的指导与充实。人文精神倾注于现代新闻观的，是人的关怀、人的同情、人的情愫、人的力量，有了这些，新闻才能以人为本，才能富有情感，新闻学才能在人文科学的巨大体系中有一席之地。才能从根本上完成新闻肩负的历史使命，从而确认与坚守自己的人文工具的社会角色定位，实现从人出发，回归更高更新更强的人的良性循环。而在这样反复循环不断优化的进程中，新闻观也就不断地去芜存真、去粗存精，不断地向更具科学精神、更具人文精神的新目标发展。但在张扬人文精神的同时，新闻界要时时、处处小心陷入人文主义的泥坑。
三、在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中建构新闻观我们分别对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同新闻观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在实际生活中，科学和人文往往互相蕴含着对方，科学中有人文精神，人文中有科学精神。科学和人文同时影响着新闻传播和新闻学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在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中建构新闻观。
学者们指出，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人的智慧和力量，而这种智慧和力量，正是人文精神的魅力所在。
马克思在为《资本论》法文版所作的序中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当我们想到那些在通向科学高峰的崎岖小道上无畏攀登的科学家，当我们看到爱因斯坦那颗思想者的头脑，当我们沉浸在华罗庚的优选法带来的工农业成就的欢乐中，当我们听到从遥远的广寒宫传来的我国卫星发出的东方红乐曲的时候，是多么敬畏、多么兴奋、多么激动，这种全身心的感奋，绝不会比吟诗听音乐看话剧差一分半毫！说科学中含有人文精神，绝不是空泛无据的话语。离开人的活动，离开人性，离开人所具备的智力、体力、耐力等等，离开人文精神，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造福于人类的科学。
同样，离开了科学精神，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文。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解放了多少人的思想，开创了多么伟大的事业，其对中国以至全球的贡献，远胜于百颗原子弹的威力，它里面所包含的科学真理，谁可以否认？真正的人文中间，其科学精神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学者黑田鹏信说过一句具有极大概括力的话：求真的知识欲的对象有科学，求善的道德欲的对象有道德，求美的审美欲的对象有艺术。追求真、善、美这一人类的共同的原始的本质，既关注科学，又关注人文。科学和人文，是不可分割的。科学也罢，人文也罢，都是人之必需，都是从人出发，又回归于人。正是这一点，令我们确信：科学中有人文，人文中有科学。
这就明确地为新闻观的建构指出了一条惟一的道路：在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中认识和描述新闻观念，体验和把握新闻传播规律。远离科学，不仅得不到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壮大最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也忽略实事求是、一切通过调查研究实证考察的思维科学和工作方法，最终必然导致倒退与失败。近１０年来，中国新闻界“换笔”运动发展之快，效果之明显，使外国同行为之惊讶。中国传媒在硬件方面，已足可同世界新闻强国媲美。
中国新闻文化的科学含量，已较１０年前有了长足进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科学研究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也离不开整个社会文化群体。同近１０年的中国新闻界在物质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相比，中国新闻的人文色彩有所减退，人们对中国新闻文化“有传媒无文化”的批评不绝于耳。对传播技术的迷信和对新闻文化的轻视，是主要原因。因此，中国新闻既离不开科学，又离不开人文。要在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中建构新闻观，是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文化的必由之路。
在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科学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要自觉地反对非科学精神和非人文精神。非科学精神当前在中国新闻传播与新闻科学研究中的表现，主要是否认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新闻传播规律存在。我们要在新闻决策、指导、运作和考核中，反对惟意志论，反对主观随意性，反对以权力和权威代替新闻科学，防止将指挥军事工作或政治运动的一套做法用之于新闻报道，防止成就与业绩报道上的浮夸风、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理论宣传和典型报道方面的片面性。在新闻改革中，坚持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做法，防止一刀切，一哄而起。在中国，幅员这么广，传媒那么多，新闻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种做法。总之，要有科学精神，按规律办事，按实事求是的方针办事。
非人文精神在当前新闻传播中的主要表现，是淡化以至抹煞新闻产品的意识形态及文化属性，把生动丰富的人的精神交往，看作纯粹的物与物的交易。在中国，在把市场经济模式引入新闻产业的过程中，市场导向简单化，强化新闻生产的物化特征而淡化它的社会文化本质的现象日趋严重，人文精神在新闻传播中日益削弱。新闻产品的商品属性相应递增，这对过去完全无视新闻的商品属性来说固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新闻产品的人文含量不断减缩，个别新闻传播者的商人角色定位日趋强化，成为令人担忧的新动向。因此，在新闻传播中摆正政治导向与市场导向的关系，坚持新闻产品既是特殊商品又是文化作品，是摆在我国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件紧迫任务。而这一切，都必须高扬人文精神。
报纸由谁唱主角
新闻纸，报纸之代称也。国外早在１７世纪初即始使用此词，英文为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在中国，远的不说，鸦片战争期间由林则徐主持的译报材料汇集，命名为《澳门新闻纸》，其“新闻纸”之使用，距今也在一个半世纪之上。故而现在提出“报纸是新闻纸”来论述，确实是个古远而陈旧的命题。
然而这又是一个十分时鲜、充满足够的现实意义的命题。
现在，拿到一张所谓的报纸，除头版之外，二、三、四版皆为“专版”，上面除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理论文章、知识小品、历史掌故、科普作品，鲜有新闻（消息、通讯……）。有时，即便是头版（报纸的传统：该版为要闻版），也是名人艳史、深宫恩怨、决策内幕……并无多少新闻味。人们不禁问道：这还是新闻纸吗？
题记：我始终认为，报纸的主角必须是新闻，而不是其他。这是由报纸是“新闻纸”这一本质规定的。新闻改革，必须以改革新闻为出发点和归宿。本文发表于《青年记者》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有研究者提供，“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一般报纸上的新闻，约占整个报纸版面的６０％左右，评论、理论文章同新闻的数量相比，大体是一比三或一比四。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新闻的篇幅下降到４０％左右，有时甚至刚达到３０％，这当中真正算得上新闻者又寥寥无几。粉碎“四人帮”以后，报纸上的新闻，不仅在内容上有了根本的改变，数量也有了较大的增加。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策的变换和新闻自由的增加，无论是硬新闻还是软新闻均有所拓展，报纸上的新闻又增至６０％左右。近几年，几度扩版潮、周末版热、热点问题冲击，新闻在整个报纸的百分比急剧下降，有的占５０％，有的甚至只占３０％。报纸，成了散装的杂志。报纸，已经难以用“新闻纸”代称。
一
报纸之成为新闻纸，有一个历史演革的过程。
史称西方最早的“报纸”（非今天科学意义上的报纸）是公元前６０年出版的《罗马每日纪事报》（元老院的“机关报”），以载文告、消息为主，没有评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手抄新闻”（史称“新闻信”），是根据市场对货物行情、航舶班期、社会治安等消息的需求办起来的。可以说，在西方，报纸（及其雏形）一问世，就以报道消息为己任，以“新闻纸”为特色。
其后，报纸开始注重言论，史有“政论报纸”和“政党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