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早在十几年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依我看，除了党性原则等不可比等项，就新闻传播基本原理的探讨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等可比内容而言，我们落后于外国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现在，到了急起直追的时候了！
四
２０年来新闻学术语建设的艰苦和新闻科学总体水平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
小平在指出社会科学落后的情况之后分析说，“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经过十几年努力，这方面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左”的一套做法，并无彻底摒弃。所以直至１９９２年小平南方讲话，依旧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新闻学研究中，“左”的表现时有所见。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邓小平重申的这３个方针，在新闻学术研究中还没有真正得到坚决执行。
有的学术讨论会，竟不让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员参加。一些持不同看法的学术论文，被剥夺发言的资格。一些谈论党性和人民性关系、报纸和新闻商品性的论文观点和作者，被错误地上了“小报告”，受到点名批评，个别学者还被人频频向所在单位打“招呼”，给予各种压力。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术争鸣应该自由、平等地进行，对于明显的有错误政治倾向的观点可以点名批评，但这种争鸣和批评应该是公开的，充分讲理的，允许对方反驳和反批评的。采用上述种种“文革”遗留下来的“左”的一套方法，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是完全违背三中全会精神的。
正是这种“左”的做法，严重影响着２０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展和深化，妨碍着学术研究“双百”方针的落实。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也对理论工作者提出希望和要求。他说，“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以此自责，应该指出确有部分从事新闻学研究的人员遇到难题绕道走，忽略基础性研究，害怕付出艰苦劳动，深入实际不够，抓住专业不放而甘于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劲头不足。部分人还搞迎合风头，一会儿东风，一会儿西风，投机取巧，游戏学术和人生。这种学风，不改造是不行的，这有违理论工作者的良心和道德。
作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好纪念，是改造文风，鼓足干劲，将方兴未艾的新闻改革坚持下去，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贡献毕生精力。
笔者以尼采的一段话与读者共勉，并作为本文的结束：
在你立足处深挖下去，就会有泉水涌出！
别管蒙昧者们叫嚷：
“下面永远是——地狱！”
（作于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前夕，１９９８年２月２８日）
科学和人文的新闻观
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以微电子技术、光纤通信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大大提升了人类新闻传播的能力和水准。以新闻的生产、流通、消费和管理为研究领域的新闻传播学，已经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学科。健康而有效的新闻传播事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类的和谐共处，而新闻传播学的繁荣，又将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学理指导和高效运作的行为范式。在这种背景下，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审视、规范新闻运作，架构新闻学学科理念，具有不言自明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在此仅就建构科学和人文的新闻观，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题记：对于科学的新闻观和人文的新闻观，是我近年思索较多的问题，恰逢《中国文化报》一位朋友来约撰写相关方面的论文，就以此文相送。母校《新闻大学》２００１年夏季号发表了全文。
一、科学精神与新闻观
在中国新闻学术界，多数人对新闻的认识，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惟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
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有类似论述，他说：“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朴素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
依据这种认识论原理和方法，建构了我们对于新闻本源和本质的基本观点。陆定一对此有经典的表述，他说：
新闻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由于对于新闻的本源理解不同，一种人对于新闻是什么，作了唯物论的解决，另一种人则作了唯心论的解决。
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陆定一对于新闻的这一表述，依据唯物论的认识论，同时也符合科学精神的要求。科学精神是科学实现其社会文化职能的重要形式，它包括自然科学发展所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它主张科学认识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科学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作为文化因素，不断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更新。科学精神不仅指导和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新闻观念的科学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同人文精神一起，科学精神像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科学精神坚持尊重实践，以实验证明为定夺和以实用为价值取向的传统，对科学新闻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可以说，新闻传播事业几百年来不仅从物质技术条件上得益于科学技术进步，而且在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上也从科学精神中获益匪浅。
在中国，科学新闻观，首先坚决地反对了唯心论和法西斯新闻观。唯心论新闻观中有一种所谓“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一般性、趣味性等各种“性质”之本身，离开这些“性质”就不成其新闻，“性质”即新闻，新闻即“性质”。其实，新闻的“性质”，是由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所决定的，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有什么决定作用。这种唯心论的“性质说”新闻观，“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
法西斯主义新闻观公然鼓吹大谎言比小谎言更能使群众信以为真，假话重复千遍就能成为真理。在法西斯宣传头目那里，是没有“科学精神”可言的。在他们那里，新闻报道成了主观意愿任意摆弄的玩物。
还有一种“新新闻学”，其创始人汤姆斯·沃尔弗主张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纪事，不限制虚构和小说化。这种新闻观攻击“传统的新闻写作”是“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
然而，来自生活第一线的具有“客观性”的报道，也未必是客观的、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的。美国新闻学者菲利浦·迈耶提倡的“精确新闻学”，主张运用现代社会学的一些实证方法采集与处理新闻。实际上，这种注重微观真实而忽略宏观真实的新闻观，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整个客观世界，形式上的“精确”，侵蚀了总体上和本质上的“精确”。
这种情况表明，来自实践、来自生活的东西，未必天然地具有客观的品质。这同时也表明，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上坚持科学精神，是多么不容易。
坚持新闻有学，即新闻传播是有规律可循的，是科学精神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早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就指出，必须承认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许多年来，围绕着新闻传播是否有规律可循，主观随意性在新闻传播领域是否可行的论争，各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发生。无数事实表明，承认新闻有学，尊重新闻规律，新闻传播事业就发展，就前进，新闻科学研究就繁荣，就深化；否认新闻有学，违反新闻规律，新闻传播事业就停滞，就倒退，新闻科学研究就削弱，就萧条。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和新闻科学的进步一步都离不开科学精神。
从１７世纪以来，科学以它神奇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都是科学的产物。于是，科学被看作世界上所有问题决定力量的神话出现了。“这种视科学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的和最高的’信念就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不同于科学精神，科学主义的信条是：客观是真理的属性和知识的保证。然而，在现实的新闻传播中，新闻报道中的客观现象并不能保障新闻报道的完全真实。一个时期彩电行业产品积压严重，但也有几家厂子管理得法，产销两旺。报道这少数几家厂子彩电生产形势看好的新闻，不能说不客观，但从全国彩电生产形势看，这个报道却是很不真实的。
哈贝马斯指出，人类知识植根于三种普遍性的人类利益：技术的利益、实践的利益和解放的利益。与此相对应，形成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批判理论三种知识范畴。在理想的状态下，这三类知识各司其职，和谐运行，共同保障和促进人类的普遍利益。但是，当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被当成技术问题，不同类的知识也统统归纳成自然科学知识。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到今天，第四媒体正日益向全球普及，科学主义的这种“技术崇拜”，也已经波及到新闻传播界的角角落落。不少从业人员对于编摄技术的迷信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对自身知识修养与业务训练却漠然处之，仿佛再也没有必要学习新闻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这种对人的藐视和对技术机械的迷信，无论对新闻传播事业还是对科学技术本身，都是十分危险的。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信息”，他有时甚至把技术当作媒介的同义词。但无人可以否认，媒介也罢，技术也罢，统统离不开人的智力。它们的诞生离不开人，它们的运作与发展也离不开人。麦克卢汉把媒介、技术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传播内容却是无足轻重的。实际上，人们对媒介和技术的看重，主要还在于它能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的内容。一张印得精美无比的报纸，如果它的内容不为人所关注，这张报纸也不会有恒久的读者。所以，把内容看作可有可无，而把媒介或技术看得无比重要，在理论上是没有学理依据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由此可见，没有科学技术的成就，没有科学精神的指引，就不会有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科学新闻观的建构。而科学主义，则完全把世界看成纯粹物质的运动，过于强调纯客观，排斥人在其中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要划清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的界限，不仅要关注自然现象，而且要关注人文现象。现代新闻观，不仅要用科学精神建构，而且还要用人文精神建构。
只有这样，才能把物质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和人文的力量结合起来，把技术与人性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并加以有机整合。
二、人文精神与新闻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有一位新闻学者提出一种新闻主张：文学是人学，新闻是事学。意思是：文学是写人的，而新闻则是写事的。这一主张揭示出文学与新闻所关注的主要对象不同，因而颇有新意。但这个主张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新闻所关注的事，无论是自然界发生的事还是人世间发生的事，大多同人的生存发展有关，新闻从不问津同人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实。我们生活其中的客观世界，每天有多多少少的事情发生，而媒体对它们感兴趣并光顾的，也总是那些同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事实。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新闻既是事学又是人学，是同人密不可分的“事学”。
这一通话无非想说出一个看法：新闻观点，同人文精神是不可分离的。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倡导尊重人、关怀人，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最大发挥提供一切条件。人文精神一则起始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的具体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一则起始于同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化思潮，反对宗教教义和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提倡学术研究、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人文主义原本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但它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之一。
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只是强调这种人文精神，接受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在现代新闻传播事业形成发展和新闻学研究渐次深化的过程中，先后经历几度“以何为本”的变迁。人文精神的光芒照亮新闻园地，是本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事情。
在新闻传播中，长时期施行的是“传媒为本”的路线。所谓“传媒为本”，也就是从传媒出发又回归传媒的传播方针。实施这一方针，说到底传播活动是为了传媒所有人、出版人及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所以这个方针，实际上也是传播者本位，“传者为本”，一切从办传媒人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这种情况下，自然很难说得上对传播对象的关怀、尊重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