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说不完的西部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中国西部的资源相对丰富，但是自然环境恶劣，因而，西部地区在制定发展规划时，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增长，又要考虑到生态的治理，必须有很大一笔资金投到生态环境的治理中，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开发各种矿产资源。不然，很可能出现开发性灾难，陷入“越开发越贫穷”的怪圈。这方面的报道和言论，不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必须年年有，月月有，使人们对此形成一种警示性认识。具体的事件总是新的，但话题会不断重复，我们需要对此反复提醒。
中国西部的人文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许多文化类型在西方已经绝迹。然而，现在的传媒报道中，大多把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看待。谈到保护，也只是体现在为文化遗迹遮风挡雨，很少体现在对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上。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旅游是现代产业，简单地把社会公益事业商业化，这种开发的思路是成问题的。现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环境保护问题，远不及对自然环境保护意识那样强烈，而这两者的重要性至少是同等的。
关于开发与环保的报道和言论，传媒上已经不少，现在的问题在于，需要进一步提出宏观、中观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下面四个问题，现在就需要有较长远的报道规划：
（１）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特别在西北地区，这已经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占全国三分之一的面积，却只有全国八分之一的水资源，而且还在呈下降趋势，自然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这方面的报道和言论，除了监督性质外，也要注重弘扬西部人民传统的环保意识和做法，例如，青海三江源地区的２７座寺院，周围都是生态保护区，野生石羊可与人们近在咫尺地和谐相处。
（２）科学开发旅游资源。旅游产业很可能是西部开发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由于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文物和遗迹（包括活的文化现场），与作为产业的旅游业之间存在着矛盾，利益驱动下常常是后者战胜前者，建设性的破坏（知名度较高，但经现代重建和严重改建的仿古建筑，已不具有文物价值）正在危及不可再生的前者。这方面传媒的报道误区，现在主要表现在对考古挖掘的商业炒作上，无形中助长了文物和遗迹商业化的势头。
（３）控制人口增长。西部恶劣的环境，使得承受的人口负担是有限的，人口的无控制增长是对环境造成破坏的重大因素之一，现在这方面几乎是传媒关注的空白点，大有文章可做。
（４）对于环保（包括文化环保）的补偿政策。这也是被忽略的问题之一，如果只强调环保而不谈或少谈关于环保的补偿，那只能是空谈环保。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实现环保，需要对环保作出经济补偿，并建立关于这种补偿的监督机制，传媒这方面可做的工作是很多的。从宏观上，需要考虑的有：开发破坏与环境恢复之间的环境补偿、资源输出与资源受惠之间的环境补偿、上游生态保护与下游资源开发之间的环境补偿。这些，均是目前的传媒尚未涉及的领域。
六、提供世界各国各地开发落后地区的可借鉴经验
在中国宣布实行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战略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积累了不少关于开发落后地区的成功经验或失败的教训，这些对于后来者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传媒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本来就是自己可以大显身手的业内工作。可惜，现在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和分析文章，只限于个别传媒，而且较为分散。
其中较重要的，是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大开发。前者成功的经验较多，特别是法治化管理先行的经验。
后者的经验和教训都有，经验方面是有明确的长期开发战略、重点突出和连续性，以及近年市场经济方式下自我发展的模式。
缺点方面，前苏联计划经济时期偏重一头、单纯物质资源开发而带来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类似宏观意义的开发还有英国、西班牙等国对其前殖民地的开发（经验和教训都有，教训更多一些）；印度、巴西对其不发达地区的开发（经验较多）；日本对北海道的开发（经验较多）等等。
在开发落后地区的法治建设方面，美国开发西部时颁布的《森林法》、《地区再开发法》、《土地开发法》，以及日本的《北海道开发法》等，中国制定自己的《西部开发法》时，宏观上应有所借鉴。中观层次上，美国２０世纪后半叶开发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从纽约州南部延伸到密西西比州北部，涉及１３州３９９县、５０万平方公里的经济落后地区）时，制定的《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１９６５年），其周密的法治建设和开发规划，尤其值得中国省级地区开发时借鉴。关于国内区域间的经济援助，英国对老工业区、德国对统一后的东部地区采取的经济政策，值得中国东西部之间借鉴。在设立基金支援欠发达地区方面，意大利的“南方发展基金”、法国的“农村改革基金”、巴西的“亚马逊投资基金”、日本的“开发公库”，以及欧盟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
（EＲＤＦ），都有借鉴意义。
除了纯经济意义的外部开发经验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人文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值得借鉴。例如，欧洲各地的天然人文和自然生态博物馆、美国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日本一村一品的“造乡运动”，以及中国台湾的“社区营造”等等。
以上这些外部的经验或教训，在中国知晓的人目前还限于少数研究者。把这些东西从专家那里变成公众历史知识的一部分，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七、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对外宣传
一位美联社记者去年秋天说，中国传媒对中国开发西部的报道不多，因此很多美国人以为中国开发西部仅是一场大规模的扶贫运动，而没有认识到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检讨中国传媒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多少有些忽略西部大开发的对外宣传。现在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趋势，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不仅需要东部的关注，也亟须全球的关注。
鉴于中国的传媒体制，中央级传媒负有直接的对外宣传责任，但是由于直接的经济利益驱动较弱，目前基本限于完成政治任务的范围，这不利于有效地对外宣传西部大开发。将这种对外宣传与传媒的经济效益挂钩，是改进工作的途径之一。西部各省级传媒具有对外宣传的经济驱动力，但是缺少直接对外宣传的“权力”。从现在较成功的经验看，省级传媒对外点对点的传播是可行的，例如云南的传媒到香港、澳大利亚的媒介上办专栏。还有３１家地方广播电台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办的广播节目“中国之窗”，也较为成功。
现在中国西部建立独资、合资企业的跨国大公司已有一些，如欧洲维福矿业公司在新疆开发阿尔金铜锌矿、法国拉法基集团在四川兴建巨型水泥生产线、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在甘肃建立土豆培养基地、日本马扎克公司在宁夏合资生产数控机床、美国摩托罗拉集团在四川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器件厂等等。如果将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活动，以较集中的方式有效地报道出去，其传播效果比泛泛地宣传“我们好地方”要有力得多。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产生“墨点扩散效应”的传播方式，但是目前尚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宣传途径。
对外宣传，特别是面对西方人，与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对海外华人的宣传应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中国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对外宣传，适应西方人的文化特征不够。有的文章主张对西方文化圈的受众，宜选择“西部神秘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这个主意定位不高。西部大开发既然是一次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大社会变迁，那么就应向西方展示中国西部的雄浑和艰险、机遇和希望，这里既有恶劣的环境，也有顽强的人民；既有让世界惊叹的古老文明，也有当今的某种失落；既有创业的广阔天地，也有未知的艰难险阻。以创业的机遇、探险的魅力来吸引西方人，可能比大讲美丽的风景（更多的地方无美丽可言）、漂亮的姑娘要有效得多。汤因比在谈到西方文明的源头时曾写道：“艰苦的环境对于文明来说非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我们是否有理由进一步认为，环境越困难对于文明成长的刺激也就越强烈呢？”当人们的生活变得过于舒适的时候，一定的艰苦环境和创业机会，反而成了一种追求，这在西方文明心灵深处是一种驱不走的情结。人的心理本来就是很奇怪的。
关于如何对外宣传的具体观点，可能会有不同，希望展开讨论。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话题（在中国叫“任务”）也是传媒可以持续报道的广阔空间。
八、持续的西部大开发报道与传媒的经济效益
在中国的传媒走向市场化的形势下，单纯把报道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西部大开发确实是传媒赢得广泛受众的一个持久而广阔的报道领域。不仅西部人关注，东部人更关注，因为那里是他们投资的新的重要区域；不仅中国人关注，外国人也关注，因为那里有新的发展机遇，可能成为新的财源。把持续的西部大开发的报道和言论作为传媒扩大影响、赢得受众的一种品牌来做，真正做出风格、体现人性、实话实说，传媒在中国现有新闻体制内是可以双赢的，即让党满意，也会让受众满意，同时赢得相当的广告客户。
我关注了一下中国的传媒，除了电子传媒的几个专题节目外，印刷传媒中持续开设西部开发专栏或专版的，只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家。从２０００年４月６日开设“西部开发周刊”
（每期２-４版）以来至今，已经约７０期了。这个专刊的策划者自己也没有想到，在该报各个专刊中，“西部开发周刊”的经济效益最好，每月有利润，收益最稳定。海外版副总编辑张首映兼任该刊名义上的主编，这位学西方文论出身的人并不大懂经济学，把工作全然交给了几位经济部的同事。在该刊出版第３７期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双重收获》，谈到一位香港报界朋友评价：
“这个周刊隐约间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不管怎样，这个周刊成功了，成都、西安印点的人告之，幸亏有了“西部开发周刊”，他们那里的发行量才稳中有升。事后张主编当然会“想一想”其成功的原因，他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它属于唯一的地域辐射型专刊。我坚持看了该刊自创办以来的几乎全部内容，它确实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即以政策探讨为主线来报道西部新闻，坚持图、文、表并重，由经常请专家写小文章谈大问题，形成了一定风格，所谈的内容关乎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事情，可以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而该报的其他周刊，均是越办辐射面越小，变成了社区型专刊，并非办得不好，只是读者面有限。
在这里，那位香港报人对“西部开发周刊”获得成功的原因所说的那句话，会对传媒有一定的诱惑力：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关于新闻商品性讨论的几点意见
我偶然读到一本《新闻界》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２期）上关于新闻商品性讨论的综述。由于原来做过新闻工作，现在又研究经济学，所以看了几行便进入了“情况”，想在这里谈几点意见。
我欢迎严肃的学术争鸣，但对大批判文章将不予理会。
写于１９９４年底，发表于《新闻界》１９９５年１期。
一、新闻的党性原则与新闻是商品并不是对立的
几天前，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我的父亲邓小平》这两本书被盗版印刷了十几万册。那些盗版者绝不会有宣传邓小平思想的觉悟，但他们却知道这两本书是畅销的商品，出售可以获得大利。从这件事我又想到８０年代初《人民日报》第一版报眼的一条新闻《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当时许多从事贩运的农民，只为得到这条新闻而争相购买那天的报纸，把这条新闻挂在扁担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们也许不懂“新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道理，但他们知道这条新闻是他们的保护伞，花一点钱买那天的报纸划得来。
同样的事情还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的马克思。他写的《资本论》无疑是在创造革命理论，但在第一卷出版的当年年底，恩格斯对他讲的却是该书作为商品可以获利的问题。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加着重号写道：“现在正是该书刊登新广告的最好时机，……这样，交换价值就会源源而来。”马克思同样也从这个角度谈到过他的着作，称《资本论》是“文字商品”、“我的商品”。他们当初创办《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评论》，有强烈的宣传目的，但同时还为盈利而成立了报业股份公司，因为马克思办报的另一个目的是：“办一个有收入的文字事业。”说这么多，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优秀的具有坚强党性的着作、报刊、新闻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同样也可以是很畅销的商品。新闻的党性原则与新闻是商品通常并不是对立的。如果统计一下，我们的通讯社发的新闻稿被海外报刊采用最多的是哪一类，我想可能就是写作及时、信息量大的宣传党的各种新政策的新闻，而不是那些关于自然、人文方面的珍闻。不论采用者的动机如何，他们视这些党性很强的新闻为商品，并且按照合同向我们付钱。有的文章说，海湾战争期间，西方传媒的报道是为它们的政治制度服务的，而绝没有遵循“商品运行的客观规律”。这不是事实。的确，当时的报道有些是在为它们的政治制度服务，但也是遵循着商品运行规律的，即把新闻作为商品出售。ＣＮＮ和其他一些较大的媒介集团，因此在战争中发了财。
我国当时关于战争的绝大部分电视新闻镜头，也是根据合同向西方的电视新闻社买来的，人家不会因为内容有为其政治制度服务的因素而白白送给我们。
显然，不论是广义的精神产品，还是狭义的新闻产品，都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它们。它们可以反映强烈的政治立场，同时也可以作为买进卖出的商品进入信息流通市场。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一些套话空话连篇、没有多少新闻价值的新闻，虽然作者的目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会受到冷落。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成为商品是一件好事，这迫使我们必须改革新闻写作的旧模式，按照新闻规律写新闻，以便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这里还有一个用什么衡量党性标准的问题。如果一条新闻就像邓小平批评的那样，“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这是形式主义。它看起来很有党性，其实是最没有党性的。而写得及时、信息量大、形式活泼的新闻，不论是报道新政策的出台，还是报道重要会议、领导人讲话，都会实现它们的商品价值，并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
二、新闻是商品与“有偿新闻”是两回事从关于新闻商品性讨论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有的作者似乎不知道新闻作为商品的交换发生在哪些领域，因为他们把用钱买（严格说就是贿赂）发表新闻的权力，归罪于讲了“新闻是商品”这个观点。所以，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新闻交换的领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