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贤哲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
“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经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像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学来说，摆脱政治的漩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们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洪璧为任白涛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
“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为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Ｎｅｗｓ）
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即专司采访之记者——引者注）
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４０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材料之渐增而已。换言之，新闻进步与否之标准，惟视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学术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学术着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受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此三寸不烂之舌，七寸之管。”（《敬告我同业诸君》）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同样讲到“天职”，梁启超指的是政治义务，而徐宝璜等讲的是职业使命。
对于新闻与政治，至少在学理上，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绝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也。”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也许有人注意到徐宝璜也讲到代表舆论、制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同新闻学启蒙者们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他解释道：
“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着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凭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制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读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眼光”。可以看出，徐宝璜所说的制造舆论与梁启超讲过的制造舆论，意思很不一样。无论是代表舆论还是制造舆论的说法，均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了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的说法。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声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一有价值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声机器”的说法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的、全身心的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的呼唤，而是新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领域。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
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之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动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新文化运动的环境能够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非徒以通己国之血脉，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吾为病夫也。”（《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与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表现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日、德、英文着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着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具体来说，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着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件就有２２种。而整个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较前位置。对英文新闻学着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１９２５年提供的当时世界已出版的三百多本英文新闻学着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１９１９年的自我评价是恰当的。看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所讲的话也是准确的，他说：
“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
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像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着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是学究式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生产商品化的讨论，等等。这里多说一句，重视新闻生产商品化，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１９１７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在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在他们的着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在经过几十年对“商品交换”的讨伐后，被人们从记忆中筛掉了。
中国是在列强大炮的威胁下面对外部世界的，其现代化的新闻事业并不根植于自身市场经济的发展。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文环境，中国的新闻学诞生了。但是，几本新闻学着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影响，真有点像沙漠中布道。以后又经过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批判，知道早期这几本书的人都不多了。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有影响的报纸，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但在革命以后，报纸失去政治斗争对象，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怒斥把报业作为步入政治的“过渡宝筏”。
但是，他们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住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炼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