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１９８９年初，发表于《广播之路》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我国的新闻学比较苍白，所以这个题目是借用来的。“深度报道”一词来自美国，原词ｉｎｄｅｐ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ｓ，有一本同名的厚厚的书对它进行了论证。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后，电子传播媒介的兴起对报纸构成威胁，报纸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扬长避短而逐步形成了一套被称作“深度报道”的报道方式，其特点是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说出明日的意义，在深化“为什么”
（ｗｈｙ）和“怎么回事”（ｈｏｗ）上下功夫，以吸引受众。“新思维”
一词来自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提倡，这个词在１９８５年底开始风行苏联，它指的是老戈提出的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思想及思维方式，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公开性”。深度报道这一概念在我国这几年流行起来，指的是１９８６年以来一些青年记者冲破旧的报道方式，而写出的一批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新闻作品。
稍后，便有了关于深度报道的许多研究文章，对它们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至今，这个“热”头尚没有过去。
我浏览了一下有关深度报道的研究文章，它们的分析都有道理，如何高屋建瓴，如何势如破竹，如何令人沉思等等。一些青年记者也跃跃欲试，在向深度报道的名篇学习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他们所写的报道，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束缚着他们，与那些名篇相比，仿佛永远处在一线之隔的两个世界。看来，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文字水平（他们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最大），而在于陈旧的新闻工作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他们的“深度”。
这种东西是无形的，却十分顽固，因为某一思路一旦成功（也许并不成功，但得到上级或上辈同事的赞扬），人们就习惯于下一次还照老路走下去，循环往复，一晃若干年过去了，即使意识到需要改变，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走到老路上。因此，学习写深度报道，主要不在于文字水平，而在于思维方式，这是冲决旧的报道模式的钥匙。即使文采不够，用新思维写出的报道也比满篇无可挑剔的套话要清新得多。
１９８６年８月下旬，《人民日报》在头版曾发表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写的长篇消息，讲广州在开放中如何三次经受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同时报社评论员（吴国光）配了一篇评论《在波浪冲击中前进》。我建议学习深度报道的同志将这两篇文章对比一下，也许你们会发现，在同样的流行术语中，其思维方式却明显地不同。前者主观上是拥护改革开放的，但以往的阶级分析、划清界限之类的思路却引导作者，把广州的开放写成了是防范外来文化的结果，这就把事情的因果关系简单化甚至颠倒了，而评论员文章则实际上改变了消息的思路，把对外来文化的防范意识变成了接纳意识。当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发表谈话，特意指出：“《人民日报》的评论写得好，给我们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明眼人一下就看出了这两篇文章视角（进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异，《人民日报》评报栏当晚就贴出了一批批评前者的评报意见。我因为报道了评报栏的意见，也卷入了与新华社同志的论战，这就是所谓“三次冲击的冲击”，那次搞得连海外都关注着这一思想冲突。其实，论战中一些背景的史实是非是次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批年轻的记者要求改变陈旧的新闻工作的思维方式，不能容忍过去那一套继续占据版面。
新闻实践比学理争论有力得多。１９８６年底，《人民日报》几位年轻的记者写出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随后，《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推出一批轰动社会的深度报道。
无论这些报道的风格多么迥异，其共同的特点不在于文笔美，而在于思想新，思想新又是由于作者们突破了旧的新闻工作的思维方式。新的事实-思维-新闻这一过程中，思维是个关键环节。
新闻是发现的艺术，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证明的艺术”，在狭窄的政治功利范围内掂量它。于是，事情就颠倒了过来，先有一个什么“精神”，再去找典型或“闪光点”以资证明这一“精神”的正确，记者的整个思维都围绕着这一怪圈运行。这种思维运动的结果，仅仅是把一个已有的概念人格化而已。这就是我国虽有众多的新闻传播媒介、１１亿人口，但报道的新闻却使人感到到处发生的事情都差不多的原因。例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有关各地绿化的“新闻”，除地名外，实在大同小异。
这种情形是我国的历史造成的。西方的现代新闻活动，一开始就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服务的，传递情报、交流信息始终是新闻媒介的主要职能。而我国的现代新闻活动，并不根植于商品经济，而是西方文化东进的结果。于是，传统的政治伦理化便使新闻活动与政治斗争的起落兴衰同步。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新闻事业主要是喉舌，这与新闻活动的本质是不相容的，只不过由于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而没有机会暴露这种矛盾。直到８０年代，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和平建设，对外开放了，才感到了这种矛盾冲突。记者多年来按照政治标准来选择和采写新闻，与现在把新闻作为信息资源的现代新闻意识，显然思路相差较远。原有的新闻工作的思维方式有哪些表现呢？
１．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在阶级斗争激烈的革命年代是必要的，所以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社会生活并非总是这样处于二极对立中。尤其在和平时期，利益的多元化是常态，于是前几年我国一位科学家创造了一种“灰色理论”，即研究黑白两色之间的广大地带，如何是不同程度的灰色。正是这些不同程度的灰色，才代表了社会的真正面目。而我们的新闻报道，至今还在二极对立的思维中徘徊，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行。谁想改变一点儿，新闻界内部传统的力量简直想扼死他。去年一位上海记者报道了一件凶杀案，有一段写到犯人将监狱里发的四颗糖托人转送给其女友，于是便有人指责这位记者引发读者对杀人犯的同情心。看来，虽然过去那种极端的“高大全”及其同样的反面报道不大可能再现了，但这种思维方式还在隐隐地支配着人们。
刚才谈到的广州经历三次冲击的报道，也隐含着这种思维方式。
它严重地阻碍着记者对新闻的纵深报道。
２．因果单一的思维方式。
它产生于昔日的政治鼓动，宣传对象一般是文化水准很低的农民，因而颇有效果，相当成功。后来这种成功演变为典型的文牍主义思路，它的特点是，只要有了结果Ａ，那么就可以把主观意识里的Ｂ、Ｃ、Ｄ等等，随意拿出一个来强调，作为Ａ的唯一原因。这种思维方式尽管经常造成新闻报道的前后矛盾，但有力且有实惠，因而经久耐用，至今种子绵绵不绝。例如今年３月８日人民日报有条消息，叫《一个吻换来三年劳教》，便是最新实例。它报道说，某青年在１９８８年夏日的一天，看了《玫瑰梦》，于是在１１月２９日走在大街上，强行与一个不认识的女青年接了一个吻，因而被劳教三年。这样的报道去年全国“禁黄”
运动中各报都有，千篇一律，只是人名地名不同而已。在运动的热头上，没有一位记者能脱出这种思维方式写出有关“禁黄”的深度报道（也许有人写了，发表受阻），可见这种因果单一的思维方式还统治着我们的头脑。只是在“风”刮过去后，才有少量分析文章。写正面事例也是这样：原状态——措施——现在结果。这种“措施”在报道中永远是单一的和可变动的，尽管大家并不相信，动手写起来却还是老一套。
３．今胜昔的思维方式。
在时空上，我们的新闻报道常常做纵向比较，来说明今天的形势永远大好。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具备反省机制的典型表现，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实用理性在起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不像上两种，并非记者看不见问题，而是一种比事实更大的有形和无形的力量迫使记者这样做，也有的记者火上浇油，你叫说好，我说大好、特别好。当然，在这情形下，是不可能指望有什么深度报道的。今年３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我国绿化面积八成虚报。这是少见的突破今胜昔思维方式的新闻。若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么植树节确定１０年来，不都是今胜昔的思维方式驱使着记者一直在绿化报道上造假吗？这实在是个悲剧。
４．证实不证伪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是要求记者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唯一使命而带来的结果。长此以往，我们不少记者虽然有多年的新闻工龄，实际上除了证实中心工作外，不知道什么是新闻。于是出现了“吃透上头”、“用雄辩的事实证明”、“当好喉舌”等完全丧失主体意识的宝贵经验。我们很难从他们的新闻作品中辨认出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证伪虽然刘少奇１９４８年讲过一次，但实际上从未实行过。这种证实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大量报喜不报忧和“刮风”新闻，深度报道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可能的；这种思维方式回避了不利因素，那就只好作表面文章了。
５．一次完成的思维方式。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新闻的本质特征却要求用时间战胜空间，这种矛盾是通过马克思所说的“有机的报刊运动”解决的。即只要有新闻根据，马上报道，以后事物有什么变化，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报道中补充和纠正，永远以最后的报道为真实的依据。但在我国，也许记者独立负责的意识已泯灭了吧，一件事实的发生并不是新闻，只有上级对此做了什么结论、下了什么指示，这才是新闻，而那时新闻早就成了历史了。
这种思维方式使记者们失去了许多可做深度报道的新闻材料，最后这些材料留给了报告文学作家去写了。最近一些轰动的报告文学，大多数是作家们钻了陈旧的新闻工作思维方式的空子，他们在经验里直言不讳地讲到这一点，并认为一旦新闻界清醒过来，他们会在相当程度上“失业”。
６．重典型指导的思维方式。
重典型是重证实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它已独立成为一种思想体系，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写过文章总结典型报道的经验，所以可以把重典型指导的思维方式单独看作一种传统。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整体的把握消失了，只有所谓“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这个“一滴水”被写成了神仙，反射的相当部分是虚幻的光辉。这样写出来的报道有时看起来很深入，实际上相当部分是虚假的。整体的把握与抓典型相比，似乎不如它深入，但如果处理得当，却可以震撼人心，这才是一种真正深入的报道。
可惜，抓典型现在仍然是许多记者最为习惯的做法，他们尚没有从思维方式上对它认真思考过。
还可以举出许多陈旧的新闻工作的思维方式之表现，这里就不多开列了。如果做一归纳，旧的思维方式的弊端主要是以下两点：
第一，它是一种封闭式的思维。这种封闭的原因在于，采写新闻时已经有了一种鲜明的主观功利目的和先入为主的认识，黑白、因果早已设计好，今昔对比、证实、抓典型、等结论等作为工具同时运用，结果整个思维过程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进行的，没有增加任何有价值的新的信息。就说最近的一篇报道吧。
３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华社消息《辽西驻军英勇扑灭山火（主题），八名官兵光荣献身（副题）》。这便是典型的封闭式报道。关于灾害、事故，１９４８年中宣部曾下发过一个批件，批评《人民日报》当时对河北省水灾的报道是客观主义，没有充分反映人民的抗灾斗争。从此，反客观主义、本质真实论等一套貌似科学的新闻理论应运而生，为连续不断地服务于政治运动的“新闻”开辟了道路。从此，事故和灾害报道便几乎都变成了英雄事迹的报道，这种反常的心理延续至今，只是近几年少了。“文革”中着名的３２１１１钻井队扑灭井喷的报道，是最为典型一例，明明是责任事故，却用几百名工人的血换来一份荣誉。现在的辽宁火灾报道，看来还没有当初责任者那么卑鄙，但不首先报道辽西山火如何，领导者责任等等，而把它作为产生英雄的机会来采写报道，至少可以说，在封闭的思维中，记者的血是冷的。
对比一下《中国青年报》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就显示出该报记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他们无意于证明什么先验的观点，而是实实在在地报道天灾人祸占几分、当地人民生活的困境、损失如何、给地方经济带来何种影响等等人们急需了解的情况。
看来，要写出深度，记者在采写时就要避免先入之见，而应客观地观察世界，思考人的活动、事件的发生，从不同角度把握和考察，随时与同事们交换信息，调整对事实的认识，这样，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新闻。要跳出封闭的圈子，就要在事实面前，敢于否定他人赋予的先入之见，也敢于否定自己的先入之见，不论这些先见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必须服从事实。
第二，它把记者的工作重心引向了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境地。
封闭的思维已经赋予了记者共同的不可怀疑的定见，他们不必再从抽象思维上考虑问题，因为有人替他们考虑。但是记者是有头脑的人，而不是拧到哪里哪里亮的螺丝钉，他们不能没有思维，于是这种思维便转向形象思维领域，使它异常发达。抓细节、注重“塑造”形象成了中国记者入门的基本功。例如，多少年前某个刮风下雨天当事人的心态，雨下成什么样子等等，会抠个没完没了。而一种现象、一种趋势、事实发生变化的历史大背景等深度报道需要的抽象思维的能力，在我们的记者那里却萎缩了，他们失去了处理大千世界纷繁变化的事实的能力。真正伟大的记者，首先是思想者，而不是美文学家。如果读一读《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这篇深度报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一代新闻工作者的抽象思维能力，对深度报道的决定性意义。这篇报道有宏观的观察、概括、分析、比较、判断，而用形象思维的雕虫小技，显然写不出如此有影响的作品。当然，我并不否定形象思维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但新闻的美主要在于真实，而真实必须借助于抽象思维才可能深刻地表现出来。调动抽象思维以提高新闻的收听率或可读性，是深度报道的特点之一。
说来说去可能使人感到有点“玄”了。的确，记者的新思维，不是上课听讲可以学到的，它本身是记者在实践中不断反省、捕捉自己心灵中的旧的思维遗痕而摒弃的过程。所以，如果说深度报道的钥匙在哪里，那么可以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它在你的永远开放的独立思考的心灵里。意识到这一点，这把钥匙就会在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