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我国新闻文坛上涌现出了一批内容深刻、手法新颖的深度报道群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产生了不同凡响的社会效应。本文试图从深度报道当前在我国重新崛起的历史必然性，这种报道样式所具备的品格特征，及其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对它作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新闻界的同行。
一
深度报道起源于西方。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适应当时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诞生的一种新型的报道形式。
在英美等国，深度报道又称为“大标题后报道”；在法国则被称之为“大报道”。深度报道所包括的文体形式，主要有六种，即：
解释性新闻、事件性通讯、分析性新闻、新闻综述、新闻故事（西方所谓的新闻小说）、特稿。深度报道的基本特征是：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向，即通过系统地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材料和其他事实，用客观的解释和分析手法来延伸和拓展新闻领域。它既要有深度——深入新闻事实内部，揭示新闻事实的本质含义；又要有广度——详尽报道有关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以及存在的环境。
深度报道这种形式，在我国并不陌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新闻写作中就有了字数较多、夹叙夹议的长篇新闻和对同一类事件经过分析后进行的综合报道。到了民国初年，我国进入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时期：民主与专政反复较量，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矛盾纵横交错。社会的大动荡要求新闻界迅速作出反应，以真实全面、具有深度与力度的新闻报道满足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公众社会心理的需求。当时，着名新闻记者黄远生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叱咤风云的大手笔，成功地报道了民国初年关系中国命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映现了变幻频繁的历史真实面貌。
１９２１年，当深度报道在西方报纸上流行之初，周恩来同志就提倡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要“溯其根源，求其真相，判其出路”；他认为“现象一日千变，简单消息，每与前后矛盾，缺乏有系统之排列及有条理之叙述，故长篇通讯终不可少也”①。其实，现在看来，这正是对深度报道的一种提倡。
然而，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３０多年来，由于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深度报道这一颇具特色的报道方式却长期遭受冷遇。
直到近两年来，随着社会改革和新闻改革的深化，深度报道才开始受到普遍重视，进而自觉运用，以至蔚为风气。笔者认为，深度报道此时之所以受到青睐，绝非偶然，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第一，我国正发生着举世瞩目的变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交叉进展，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同步进行，改革已全方位地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面对丰富多彩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新事物、新信息，单有传统的一事一报、一事一议的动态新闻与述评新闻，已无法作出全面客观的反映；而足以当之的只有深度报道，因为它可以深刻展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因、结果、影响和意义。
第二，近年来，随着各种传播媒介手段的出现，社会成员的综合文化素质和情报意识有了普遍提高，参政意识亦日益加强，人们对报道形式和内容的追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说，过去许多人看报主要是为了满足信息量上的需求，那么，当今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则进了一步，他们不仅要求获得大量的信息，而且要求获得最大的信息值，即不单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还要了解发生的事情意味着什么（即“为什么”和“怎么样”）。因此，深度报道成了满足受众这一需求的最佳的一种新闻文体。
第三，现今的世界已进入了电子新闻时期，在有了广播、电视这些又快又形象的传播手段后，报纸如果仍然沿着版面的丰富多彩，报道内容的“新、快、实”的轨迹发展，既难同广播、电视新闻相抗衡，也不能满足社会对报纸的期望。比较而言，“新、快、实”正是广播、电视的优势，报纸的劣势。但从报道的深刻性来看，报纸却优胜于广播、电视。由于受时间的限制，传播接受方式的左右，广播、电视节目很难作深入的报道，它们一般都侧重于报道事件的动态；而报纸则可以充分利用纵深分析、横向对比、叙议结合等手法，将报道写得富有特色，给读者以区别于广播、电视新闻的印象。可见，深度报道使报纸具有了强大优势，是报纸与广播、电视争夺受众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
第四，党报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它担负着宣传指导和舆论监督的光荣使命。然而，坦率地说，现在为数不少的党报还没充分利用它所占据的社会地位、作用来取得特定的传播效果，即缺乏可读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一些党报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即一般化报道多，有背景、有意义的报道少；被动地反映事物的报道多，而从思想上、客观趋向上去分析的报道少；动态性的报道多，能提出问题的报道少。总之，由于报道的深度不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报功能的发挥。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群众所期望于党报的，是抓住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重大问题，予以深刻、全面的反映。党报面临这一新的社会期待，只有加强报道的深度和广度才能不失其优势。因此，深度报道成了党报新闻报道力摒肤浅、开拓纵深、增强可读性的必经之路。
二
从１９８５年底以来，我国报端上相继涌现出这样一批引人注目的报道：
——《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３-２８日，刊登出一组系列分析报道《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这组报道通过对大量人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现象，以及各种大学生不同遭遇的描述，剖析了影响大学生成才的种种限制因素，把成才问题放入社会这个网络中去研究，读后给人以思考、启发。这组已具透视化特征的报道所引起的冲击波，使一些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如“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总结式”、“完成式”等）受到了挑战，它被新闻界人士称为深度报道在我国重新崛起的“突破口”。
——《羊城晚报》１９８６年１-６月登载了《谁是她的爹和娘》的连续报道。报纸围绕广东省人民医院和广州市居民陈郁权、苏敏捷夫妇的女婴性别纠纷一案的发生、发展和解决过程，连续报道了五个月，因势利导、来去自然、图文并茂、情理兼备，进行了一场生动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科学知识和法制知识的教育，批判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一时成为广州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是近年来社会新闻报道的一次突破。
——《光明日报》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７日在一版头条发表了《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该文报道了工程师谢中秋擅自从工厂出走后所遇到的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怪事，冷静、客观地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个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场景，以及由此引起的深刻思考。
——《哈尔滨日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刊登《一个青年个体户说：“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报道指出，青年个体商贩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不应成为精神文明建设中被遗忘的角落，呼吁社会关注个体青年群体的精神生活的追求。
——《经济日报》１９８７年６月开始的一场“关广梅现象”的讨论，提出了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这个关系到改革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展示了对待改革的不同思想观念的激烈较量。
——《人民日报》于１９８７年８月６日发表《鲁布革冲击》。
报道具体地、真实地描绘了在鲁布革大型水电站的建设中，中日双方一场无形的“擂台赛”，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角逐，它再现了一段艰苦而曲折的改革历程。９月８日，该报刊登出《石狮沉浮记》。报道轻轻撩开蒙在这繁荣小镇上的面纱，揭露了富裕背后的污垢（小镇又脏又乱，缺乏管理），繁荣中的阴影（街头叫卖，投机倒把）。接着，１０月６-７日该报又在一版推出气势恢宏的长篇政论型通讯《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改革阵痛中的觉悟》。这两篇报道直接综合、传播了十多位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及时地面向公众分析了社会的进程，回答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众多理论难题。
此外，《中国青年报》自发表《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后，便开始了深度报道的尝试，随即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系列报道高潮：
——１９８７年５-６月发表了《西部贫困探源》（１-４）。１０月又发表了《西部贫困地区移民采访记》（１-５）。这两组报道第一次将我国西部贫困的真实原因公开展示给读者。１９８７年６月，该报刊登了《定远县农村青年恋人“私奔”采访记》（１-６）。
第一次将深度报道涉足于爱情题材。在６-７月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发生后，该报相继推出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６月２４日）、《黑色的咏叹》（６月２７日）、《绿色的悲哀》（７月４日）。
这组报道，一反过去大灾以后大奏英雄凯歌的老套，从自然、社会、人的相互关系，剖析了造成这场灾难的生态的、社会的、体制的、观念的原因。到１９８７年底，该报又登出了《命运备忘录——３８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的剖析》（１２月２日头版）。
报道通过对人才浪费这一现象的剖析，抨击了不合理的人才管理体制、某些领导部门的不负责任及某些领导的愚昧无知。
新华社此时也不甘居后，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播发《关于物价的通信》。报道对涨价原因作了分析，把涨价后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消长、变迁等实情都告诉了读者。作者的笔触及了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